移居加拿大（166）：哈法的成都老乡写了篇文章，认为哈法的物价比成都更便宜。我一看题目吓一跳，点进去一看，他的逻辑是，假设在成都月收入4000元，在哈法月收入4000加元，那么4000加元在哈法比4000人民币在成都的购买力更强。 我知道不少人都以这种方式来比较，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如果要这样比较的话，至少逻辑要一致，比如收入6万加元就只能看成6万人民币。但是，谈到收入的时候，人们会自觉地把它用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比如，某人在美国收入5万美元，可能没人认为和收入5万人民币是一回事，都会当成是收入了35万以上的人民币。收入加元也是这样。那既然收入换为人民币，支出也应该换为人民币。不然价格基准就不统一了。 照我的估计，在加拿大月收入4000加元，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照汇率折算为2万人民币以上的购买力的，以成都的物价算，能相当7000-8000人民币就顶天了。如果买菜用美团优选，多多买菜，淘菜菜，购物用淘宝拼多多，出行用公交车地铁，那可能比例还要更低点。 加拿大的商品价格优势主要是服装鞋袜和一些日用小商品，但这些主要是中国造的低价商品，也是讽刺。价格昂贵的包括外出就餐，维修，房租，保险，网络，电话，打的等，其次才是生鲜食品之类。总之，本地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昂贵，从外面进口特别是从中国进口的相对便宜。😀

哈耶克：金钱是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 风灵 提到金钱，人们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几乎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大量金钱，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甚至很多人最大的追求就是金钱；但另一方面，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对金钱的追求都被认为是贪婪的，自私的，惟利是图，总而言之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罪恶的。 面对这样的矛盾，哈耶克的态度却非常鲜明。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明确指出：“金钱是人类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对金钱的追求，并不是什么道德败坏之事，而是因为“金钱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广泛的选择，让我们享受我们努力的成果——一旦我们挣到了钱，我们就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来支配。” 金钱，或者说货币，本质上是交换媒介。可以用金钱换到的商品和服务，意味着可以用统一的单位来衡量。比如说，我手上有100元钱，那么所有标价在100元以内的商品和服务及其组合都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如果要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再能使用金钱，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哈耶克说道：“如果所有的奖励，不是以金钱的形式提供，而是以公共荣誉、特权、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地位、更好的住房或食物、旅行或教育的机会，等等形式来提供，那么，这不过是意味着，将不再允许接受奖励的人做出选择。而且，确定奖励的人不仅决定了奖励的大小，还决定了享受奖励的方式。” 支持计划经济的人总是设想，实行计划经济之后，货币将被废除，人们不再需要交换，可以直接得到生活所需，这样就可以避免狂热追求金钱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但实际上，这是剥夺了人们的选择权，人们不得不完全依赖于那些分配资源的人。他将决定每个人吃什么，穿什么，住多大的房子，能不能看一场电影，看什么样的电影，能不能出门旅行，去哪里旅行……如果你对自己所得不满意，你也几乎无法改变现状。因为你甚至不能靠向其他人提供服务挣到钱，再用钱从另外一些人那里买到想要的东西，你只能服从安排，听凭摆布。 那为什么人们会仇视金钱呢？哈耶克认为，因为我们的金钱收入有限，我们由此而感受到了相对贫困施加给我们的限制，金钱成为了我们受到制约的象征，所以很多人憎恨金钱。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花钱的时候，总是感到不满足，并不能随心所欲，我们总是需要更多的钱，而这往往是很不容易的事，求而不得以致由爱生恨，想要干脆废除金钱，从而摆脱这种烦恼。 但实际上，这根本不是因为金钱造成的，而是因为满足我们的欲望的手段始终是稀缺的。人类不是生活在丰裕的伊甸园中，这种稀缺性是现实世界的特征，是所有经济问题的基础，而废除金钱只会让状况更加恶化，特别是让无权无势的穷人的状况恶化。 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即使不用钱买，他们需要什么也是唾手可得，很少需要做出放弃某种东西才能换得另一种东西的痛苦选择。比如说，古代的皇帝富有天下，金钱对他而言几乎就是多余的。 资源有限的穷人则不同，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他必须经常取舍权衡，精打细算。唯有金钱的存在，他才能有最大的选择权利，从而做出最符合自己需求，性价比最高的决策。如前面所说，如果一个人有100元钱，那么100元以内的各种商品和服务都任由他选择。但如果是直接得到了某种实物，而他又不能将之兑换为金钱的话，那除非这种实物恰恰是他最需要的，否则，相比获得金钱，他的福利就遭到了损失。所以，金钱提供的自由对穷人而言至关重要，取消金钱（即货币），是对穷人严重的剥夺和控制。哈耶克强调“在现在的社会中，正是金钱为穷人开放了惊人的选择范围，比几代人以前为富人开放的选择范围还要大。” 事实上，金钱在很早以前就已出现，但得到大范围的运用，是近代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的事。在古代的身份社会中，比如中国，甚至官吏的薪俸主要都不是以金钱的方式支付的。普通百姓，不管有钱没钱，衣食住行都要遵循严格的等级规定。“认钱不认人”往往被作为贬义使用，但这样的社会，实际上比“认人不认钱”的社会要好无数倍。身份被淡化，只要出钱就能成为至高无上的消费者，得到尊重，享受服务。 我小时候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市场化程度有限，很多东西不能靠钱买到，只能去求人，常见的比如说搬家、修理、代购、辅导功课、操办红白喜事等，更高难一些的比如上学、就业（当时称为安排工作）等。首先，你不能在有需求的时候临时去找人，在可能会有需求之前很久，就要注意结交能提供这些方面帮助的人脉；然后，你需要与之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经常走动拜访，以求有了不时之需时能利用这种关系。为此，耗费的时间精力远非金钱能够衡量，而且即使对方愿意帮忙，也未必能让你满意，还欠下偌大的人情要还。后来市场发达了，以前要四处求爹爹告奶奶的事情，现在绝大多数只需要花费不太多的钱就可以办到，生活顿时轻松了很多。 顺便说一下，很多人特别推崇免费医疗。但在医疗体系内取消价格和货币，与其他领域取消价格和货币一样，绝不可能改变资源稀缺的本质，而只是改变了资源分配的方式，不再是由出钱的人自己决定，而是由掌握医疗资源的主管机构来决定。认为免费医疗是一分钱不出，就能享受到最便捷最高级的医疗服务，完全是想当然指望天上掉馅饼。相反，免费医疗和其他的免费公共服务一样，以低效和浪费为其特征，至于资金，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是不明码标价罢了。

移居加拿大（165）：前两天在公众号上发了文章“加拿大的住房危机有多严重？”之后，有些成都的老乡加我好友。其中有一位是退休的记者，去年9月份到加拿大来的，住在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哈利法克斯。 哈利法克斯有约50万人口，应该是大西洋四省的中心城市了。这位老记者也写了一些文章介绍在加拿大的见闻。看来哈法的商业比这边要繁荣一些，比如新开了一个很大的华人超市“新亚洲超市”，市内还有好几家小型的华人超市，而我们这里只有一家小的华超。 到加拿大快半年了，除了去了美国两趟外，几乎都是在圣约翰待着。明年打算到别处去逛逛。

我在国内的时候，一般用美团优选和淘菜菜买菜，一家三口一个月的食品（包括肉蛋奶水果饮料）等很难到1000，也就是7,8百的样子。而且东西多到吃不完，经常坏了要扔。 现在我到了加拿大，很少去美团了，但偶尔去了就给我发钱，昨天又发了一张无门槛的优惠券4元。我给家里的猫狗买了1公斤鲜鸭肝，扣掉优惠券后只要0.58，再加一斤西红柿，总共2元多，让家里人去取。

访日杂记（3）：武者小路的新村残梦 风灵 日本作家、画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新村运动，曾经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周作人、鲁迅、陈独秀等人产生过重大影响，周作人还一度在中国模仿新村实验。研究民国历史的张耀杰老师上次自费访学日本期间，特意造访了今日的新村，并认为新村作为改革社会的一项乌托邦理想和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实例，值得中国学者进一步深入了解。因此，访问新村和武者小路纪念馆就成了我们这次行程的重点之一。 武者小路于1918年7月创刊《新村》杂志，同年12月在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福岛町石河内村建立了“新村”。新村村民过着一种集体生活，人人自愿参加相互协作的劳动，然后通过平等分配得到各自的生活必需品，同时，村民还可以在劳作中或闲暇时追求人类之爱与文艺之美的真诚结合。武者小路希望通过这种“新村”实验，为全人类找到一种不需要借助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就可以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想路径。 1939年，由于宫崎县在新村旁边的河道上截流修建水库，武者小路实笃和一部分新村会员，又在东京近郊的埼玉县入间郡毛吕山町购买土地，作为后期新村运动的本部。这也是我们此次参观的地方。 1月26日上午，我们从东京乘车前往新村，途中出了点小意外，到达时已近正午。武者小路于1976年逝世。44年过去了，所谓的“新村”已一点都不新了。隆冬灰色的天幕下，几所低矮而略显破败的平房散落光秃秃的田间，也见不着什么人。 新村门口有美术馆和出售蔬菜之类的牌子。美术馆虽然卖门票，但似乎并不是什么景点，交通也不方便，电车站挺远。除了我们一行，没有其他的游客。美术室不大，很快看过一遍，而后新村的成员本间先生接待了我们，介绍新村的情况。 本间先生今年已经77岁了，他19岁那年来到新村，至今已经58年。他是武者小路最后的一批学生，提到武者小路时，本间先生仍然会恭敬地称他为老师。他谈到当年是因为看了武者小路关于新村的对话三篇，希望能过这样的生活。他还说最根本的原因是怕死，想追问为什么要有人生，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 在本间先生的介绍中，我们得知新村现在的情况不算乐观。如今村里只剩了8个村内会员，也就是还住在村中共同生活劳动的，其中最年轻的也是40多岁了。另外还有村外会员4人。新村最多的时候有会员70人，近十年都没有新人加入。本间先生自己虽然结了婚有3个孩子，但孩子们都离开了新村，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 新村目前的花销主要靠积蓄，以前还可以养鸡卖鸡蛋、种田，生产陶瓷、蘑菇、茶叶、蔬菜等，但后来农业普遍企业化经营了，他们的农业劳动就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了。土地倒还不少，有10公顷即150亩。我们问积蓄还可以维持多久，本间先生说大概还可以维持十年。村民每个月有2万日元的零花钱，新村提供基本的衣服、食物，都是比较朴素的生活，如果需要高档的东西，就自己动用零花钱购买。村民也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国民年金等。 虽然早已今不如昔，但本间先生言语之间，仍然坚守着新村的理想。当我们问道，为什么不想办法招募新人，比如对这种生活方式感兴趣的年轻人来参观实践时，本间先生强调新村会员最重要的是对新村这种理想的认同。如果不能绝对认同这种理想，就不能加入。 我问本间先生，新村的这种实验与其他的共产主义实验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本间先生认为，新村不仅仅是集体所有，集体劳动和生活，更重要的是接受每一个人的人格，让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但他也承认理想要付诸现实确实有许多困难，村内每个月开两次例会，现在虽然只有8个人，意见仍很难统一。 但是，当谈到未来时，本间先生仍然保持了信心。即使新村不能继续维持，但老师的理想会留下来，老师的书也会留下来。 中午我们就在新村的公共食堂吃饭。只收了我们每人500日元，算是非常非常便宜了，500日元在东京可能一份菜都买不到。午饭是自助餐形式，虽然简单，但也有热菜凉菜，有特色肉丸子和汤，吃完饭后需要自己去刷碗。食堂门口货架摆了水果和茶叶出售，水果大大小小不一，茶叶的包装也很简单，确实不是专门的商业活动，我买了一点茶叶。 我们离开新村后，本间先生通过翻译发来询问，问我们对新村的感想。 就我看来，新村的理想与很多乌托邦理想一样，都非常美好非常吸引人，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美好的愿望并不能保证理想的实现。 新村虽然接受个人的人格，希望让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追求人类之爱和艺术之美，但新村要求会员对这种理想的高度认同，这就限制了更多的人加入。人数的规模有限，就不能进行广泛的合作，产出不足以覆盖新村自身的成本，逐渐萎缩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新村又要保持平等协商，不能像企业那样层级化运作，就更难以协调了。事实上，从武者小路开办新村之初，新村就一直不能自我维持，而需要武者小路以稿费等持续补贴。 人生而不同，怎样把形形色色的人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独特的潜能，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繁荣的关键问题。迄今为止，人们实践过的最好制度是互惠交换的制度，因为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合作不需要过问参与者的具体目的和理想，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让合作的范围极大扩展，创造出极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 武者小路的理想，本间先生的坚持，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废除互惠交换，而试图以直接的分工合作和集体所有来实现人间天堂的理想，总是难以避免失败。 当天下午，我们参观东京都调布市的武者小路实笃纪念馆。馆员渡边先生热情地为我们介绍了武者小路的生平事迹和作品。临近纪念馆是武者小路的故居，当天故居已过了开放时间，但还是让我们破例参观了（只是室内都没有照相）。即使我不懂艺术，仍可感受到武者小路的多才多艺。天才总是有改造世界的宏大愿景吧，但唯有认识到无论是谁，无论多么才华横溢，都毕竟是理性有限的凡人，才能避免致命的自负，或者不那么致命，却终究是南辕北辙的梦想。

刚看到一个视频，在长沙买麻辣烫一碗花了106元。这让我想起2015年去台湾旅游，在台北夜市买鲜切水果，买了两盒就要几千台币。如果在大陆，肯定当场就吵起来了，但在台北，出于对台湾人的信任，我们就傻傻地付钱拿回去了，后来发现价格至少高了5倍。 对台湾整体印象还是挺好的，但这是被坑得最惨的一次。台中，台南的夜市很不错，价廉物美，好吃的很多，但台北的夜市，就只能呵呵了。

移居加拿大（164）：这里的商业业态比较单调，购物一般就是去超市，小的杂货店都比较少，密度可能还不如我国内的小区。流动性摆摊卖蔬菜水果或小吃的几乎更没有。在5-10月某些时候有一些，比如每周日上午的王后广场，但也就那么一会儿。

凯恩斯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评价很有意思。在1944年6月28日的一封信中，他一方面对哈耶克大加赞赏“在我看来，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在道德上和哲学上，我发现自己几乎完全赞同书中的整个观点：不仅赞同，而且是非常感动地赞同。” 但另一方面，凯恩斯又主张采取“中间路线”：“最后，我对这本书提出我唯一的真正严肃的批评。不管怎样，你得承认，这是一个判断界限在哪的问题。你同意（在自由企业和计划之间）必须划出一条界线，而且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但你根本没有为我们提供在何处划线的任何指导。某种意义上，这是在逃避现实问题。确实，你和我很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划线。根据我的想法，我猜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但是，一旦你承认走极端是不可能的，必须划定一条界限，那么根据你自己的论点，你就完了。因为你试图说服我们，一旦在计划的方向上移动一英寸，你就必然会在这条道上一路滑下去，某个时候将你带上悬崖。” 凯恩斯的立场就是哈耶克所批评的保守主义的立场，保守主义没有确定的立场，而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真理必然在两个极端之间。于是，任何一边有了更为极端的思想，保守主义就会改变他们的“界线”，朝更为极端的方向移动一些。

访日杂记（2）：法无授权不可为 文   风灵 我们这次日本访学的主题是“农村、农业和教育”。在交流基金会的安排下，我们参观走访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民间组织和公司企业等。与民间人士交流比较随意，但政府部门则相当严谨。 1月27日，我们拜访了新泻县教育委员会，次日，又拜访了同一栋楼里的新泻县政府农林水产部。比起东京、京都、大阪等繁华都市，新泻县相对偏远。但是，就当地的基础设施和政府的管理水平而言，完全看不出“偏远”之处。 接待我们的政府官员，分别向我们详细阐述了新泻县的农业政策和教育政策，以及现状和未来的发展等等。他们首先是介绍日本相关立法，然后再表明本地政策如何根据相关法律的授权来具体贯彻执行。 与农业相关的重要法律包括1961年的《农业基本法》，该法于1999年修改为《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旨在应对农村人口减少，耕地荒废的1953年《离岛振兴法》，1965年《山村振兴法》，1970年《过疏地域对策紧急措施法》等；关于土地利用调整的1969年《农业振兴与地域整备法》等。新泻县境内有大量山地，农业人口一直在不断减少，地方政策主要是依据这些振兴农业的法律，结合当地的实际来制定和推行。 教育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法律则是1954年的《边远地区教育振兴法》，该法要求公平分配教育资源，保障边远地区的教育，提高教育水平。新泻县有不少地方属于边远地区，地方政府根据法律精神，花了不少力气制定和实施相关对策。我们后来与佐渡岛中小学校的校长交流，确实看到了这些对策的效果。 私权“法无禁止即自由”，公权“法无授权不可为”，作为一名曾经的法学生，我对这一基本原则早就背得滚瓜烂熟，然而许多年来，却几乎没有实践中的切身体会，也不了解“法无授权不可为”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在国内访问政府部门，官员们一般直接介绍当地情况怎么样，政府都做了些什么，还打算做些什么，等等。很少先强调立法精神和规定，强调每项政策的法律依据，以及政策如何在法律授权的框架下制定和实施。尤其是什么振兴法，促进法之类，缺少强制性手段，往往更会被当成“软法”而不受重视。没想到，这次在日本补上了这一课，让我真正地体验到了依法行政，法律至上，法无授权不可为是怎么回事。 当然，之前读日本著名法学家芦部信喜的《宪法》教材，有些案例从法治角度来说，也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拒绝按压指印案”，该案件中原告认为外国人登记法所要求的外国人在外国人登记簿正本等上面按压指印的这一义务设定，违反了日本宪法第13条保障个人尊严和隐私权，第14条禁止不合理差别及相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后来立法做了一系列修改，废止了按压指印的义务；又如“京都府学联案”，这是在protest march中，警官为搜查犯罪而拍摄照片的合法性受到争诉的案件。最高法院认为，警官并无正当理由却拍摄个人容貌，违反了宪法第13条而不被允许。但这些毕竟是教材上的案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抗疫一事上，依法行政更是贯穿了日本政府的大小决策。我们在日本访问时，武汉已经封城，湖北已经封省，后来美国也主动断航中国，但日本对于中国的航班并没有任何限制，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基金会的陪同和翻译谈到武汉，都表示封城等措施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直到2月1日，日本政府才终于对持有武汉发行的护照，或来自武汉的游客进行封关。其依据是1月30日世卫发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通告。日本政府称这类措施为“水际对策”，即防止人员往来将病毒带入日本。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世卫组织的通告，日本政府就没有限制旅行的依据。事实上，我们1月24日到达东京羽田机场时，仍有大批中国游客不断抵日，还有记者在到达口架着摄像机拍摄访问；而我1月31日到成田机场时，也还看到有讲普通话的中国团队来访。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了有限的旅行限制外，日本也几乎没有什么防疫措施，原因仍然是没有相关法律依据。直到2013年制定的原“有关新型流感等的特别措施法”简称“特措法”的修改案，在3月12日、13日分别由众参两院审议通过后，安倍内阁才有法可依，最后于4月7日宣布东京都等地进入紧急状态，4月15日日本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经常有人批评法治，认为如果万事都需要先有法，政府再依法行事的话，会导致政府反应迟缓不能灵活应对。但是，从根本上说，法治就是要限制政府任意行事，为所欲为，损害个人权利，破坏社会长期稳定。法治暗含的价值取向是“权力是必要的恶”，因此，除非必要，否则政府就不能得到授权。以此批评法治，其实就是否认了法治的基本价值，否认了法治最重要的益处。 2017年夏天，我第一次去日本，主要在东京附近活动。某天下午，暮色渐起之时，我们偶然经过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走到大门口，发现是法务省旧馆。门口有牌子可以免费参观。我一看尚在开放时间，便临时决定进去参观。工作人员将我们带到资料室，在资料室一角，我发现橱柜里有一本摊开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法典，可以看到目录。法典几乎全用的汉字，让人感到十分亲切，而罪名等几乎是照抄唐律，其中威胁统治或统治者是最重大的罪行。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也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治”，从限制个人保护政府，到限制政府保护个人，今天的日本，终于成为了真正的现代国家。

现在的小孩活得很苦，家长拼命鸡娃，卷得无底线。从我多年的教学经验来看，说实话，学习主要还是看天赋的，没有潜力的孩子，一味鸡娃只会是拔苗助长，到最后通常都得不偿失。 教育主要是要发现孩子的潜能并正确引导，可以教小猫爬树，但没法教兔子打猎。

今天看到毛寿龙老师写的“藏书的秩序维度”一书，我以前也是一样，没事就去逛书店，买一大堆学术书，后来又是没事就网购。好像买的书多，自己的学术水平就提高了一样。 买回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没有读的，好多甚至没有拆包装。还有一些书，因为没读过，下次看到又买回来了。这种重复买的书，至少都有几十本。每次电商购物节，买书总是一笔不小的预算。 书读得少，很大一个原因我以前也反复说了，就是看不懂，因此读得非常慢。读学术书籍，读不懂的时候我不习惯跳过去，就卡在那里发呆。 后来改读英文书，很多问题就解决了。首先，几乎不再买中文书了。我大概有6年以上没怎么花钱添置中文书了，除了各出版社免费送的。省钱也省空间，要知道，以前每次搬家，搬书都是一项大工程。英文的纸质书我也会买，但自从亚马逊没了，不太方便，买的就少了。而且很多书国内不方便买到，英文书就成了以电子版为主，放在电脑的一个文件夹里就解决问题了。 第二，当然也是更重要的，就是不存在看不懂卡在那里的问题了。英文书总是能读懂的，而且逻辑清晰，主旨鲜明，读过之后几乎不会忘记，读一本有一本的收获，读两本可以相互联系在一起，理解更深一步，真正是事半功倍，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以前很佩服那些博览群书的人，我总是想不通，那些把我卡得昏头昏脑的著作，他们是怎么读完的，而且还能旁征博引，出口成章？好歹我的中文水平也不差啊！现在我还是不懂，但毕竟有了自己的读书方法，算是真正进了读书的门了。

访日杂记（1）：日本的口罩为什么不涨价？ 文  风灵（2020年） 今年春节期间，从大年初一1月24日到初八1月31日，我们一行四人，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赴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学习。一周的时间很短，日程也排得非常充实，但当时正好是国内疫情爆发时期，我们虽在国外，也不免时时分心，担忧国内的情况。 从国内出发开始，我们就已经全程戴上了口罩。到了日本，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戴口罩的人也很多。听说国内口罩和消毒液等告急，我们准备买一些带回去。那时东京闹市区的药妆店、小超市等口罩已比较紧俏，我们便委托朋友在东京郊区采购。其间，我发现日本大小店铺不管多么供不应求，口罩都不涨价，哪怕早上一开门，刚进的货就被抢空，也不涨价。偶尔会遇到限购的，每人限购2包3包，但涨价的一次也没遇到。 这个现象让我有些迷惑。照经典的经济学原理，在供不应求时，市场价格会上涨，以达到新的供求平衡。而这是符合经济效率的，既有利于配置已有的稀缺资源，也为扩大未来的供给提供了强有力的信号。我在“极简经济学”系列的“囤积居奇”一节中也详细地阐释了这种道理，并以此反对灾后的政府限价。 但日本的口罩市场并没有政府限价令，为什么商家不主动涨价呢？（至少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涨价。）难道是经济学原理错了吗？不对啊，不涨价所引发的种种不符合经济效率的后果也同样存在，如短缺、急需的人可能得不到口罩而不急需的人抢光了口罩，等等。商家为什么不选择涨价这种简便易行又利人利己行为呢？ 有些教条的市场主义者不假思索就将之归咎于商家愚蠢不理性不懂经济原理。但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不能解释经济现象反倒如上帝般居高临下指责市场主体的经济学，会被人们认为是黑板经济学，象牙塔经济学，丧失公信力而被弃之一旁。 我们所熟知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或许能解释这种现象。 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是将受试者分为两人一组，瓜分100美元。其中A确定分配方案，100美元时五五开，四六开，还是三七开，等等，B选择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同意，就按照A的方案分钱，如果不同意，双方则一无所获。按照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这是一个正和博弈，不管A给B留多少钱，哪怕是1美元甚至1美分，也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因此B理智的话都应该接受。 但实验的结果出乎意料，一是受试者A倾向于提出较为公平的分配方案；二是受试者B确实会拒绝那些他认为不公平的方案，从而让两人都两手空空地回家。实验在世界各地反复进行了无数次，都出现了类似的结果。有时候遇到受试者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会猜测老师的实验目的，故意提出极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并接受。但非专业的学生则没有体现出理性经济人的特征。 实验结果可以解释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人更看重被同等对待而不是实际的利益，或者说，人天生具有公平感或尊严感。另外，也可以认为，人与人之间要想顺利合作，有一个隐含前提，即认为对方有同理心，能考虑到己方，而不是极端的自私自利，否则哪怕双方都能得利，仍不愿意与之合作。 再来看口罩涨价与否的选择，与上面的实验有很多相似之处。卖家标价（超市等地通常没有讲价一说），相当于提出对消费者剩余的分配方案，而买家则有是否接受的权利。卖家当然可以将消费者剩余尽可能多地留给自己，尤其是在口罩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买家面临最后通牒的状况，要么接受，要么什么都没有（因为在别处也买不到）。但是，日本的卖家几乎清一色选择不涨价，应该并非不知道涨价的好处，而是更看重公平，看重长期的合作基础，不希望为了赚钱被消费者认为是自私自利没有同情心不值得信赖的奸商。 不涨价的选择对于社会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不涨价会产生短缺等无效率情况，对扩大供给也有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低了普遍的社会合作成本。整个访学考察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很多时候，日本人民最看重的都不是经济效率，而是继承传统，追求理想，以及维护和谐社会。这也是他们能够在极少的强制下，仅凭“自肃”就控制了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的一大原因吧！ 后来我发现，不仅是日本，其他国家或地区许多卖口罩的商家也没有主动涨价。黄春兴教授在谈到台湾防疫经验时说道：“若此时是采取市场机制，将会出现抗议口罩价格高涨的示威人潮。”有些地方口罩价格暴涨，虽然没有引发抗议，但却有捅伤卖家之类的恶性暴力事件。这可以认为是一方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其不公平待遇的应激反应。在抗疫的关键时刻，保持社会合作的基础或许应是经济行为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当然，我这里讨论的是短期情况，即商家有存货，或进货价格并没有大的变化，可以自行选择涨价也可以选择不涨价的情况。随着疫情的发展，大量的口罩需求必然会带动原材料等价格上涨，从而推动零售价格上涨，这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消费者也能理解，而不会认为是奸商牟利。据日本朋友老狼兄说，现在的口罩价格已涨到1月底的3倍以上，但已经不再短缺。

为什么我们要拒绝福利国家？——推荐《福利国家之后》 这是几年前的一篇文章，阐述了为什么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也要反对福利国家政策。 风灵 古典自由主义者一贯反对福利国家政策，比如我参加翻译的文集《福利国家之后》，就是这种观念的集合。但在中国反对福利政策，常常会遭遇许多反对：福利病是发达国家福利过高才会产生的弊端，中国福利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抨击福利政策是无的放矢打稻草人，相当于要一个瘦骨伶仃的人减肥。还有很多人则认为，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教育，天经地义就是政府的责任。 那么，在中国，是不是就不应该反对福利政策了呢？恰恰相反，由于中国的国情，福利政策的危害只是更大而不是更小，因此，更应该明辨是非，坚定态度。 第一、认为政府会从已有的税款里拿钱出来实施福利政策，这是很大的误解。事实上，现行的各种社会福利都是来自于独立于税款的基金，如养老基金，医疗基金，而这些资金来自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第二、“五险一金”或“四险一金”已经给企业，尤其是民营的中小企业造成了相当沉重的负担，不少企业不得不裁员甚至关门。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的同时，劳动者实际到手的收入却减少了。今年的“个税社保新政”，引发一片哀鸣，更可见其弊。此外，为办理社保事宜而增加的机构，比如社保局，本身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同样是由企业和个人承担。 第三、由上可见，社保其实是一种强制储蓄，政府强制保管企业和个人的部分收入，在符合条件时可有参保的个人提取。然而，这与银行储蓄不同，银行到期不能付款，要承担违约法律责任。政府到期不能支付，可以修改法律和政策，比如“延迟退休”，修改公积金提取条件等等，而企业和个人对这种政策变化只能被动接受，得不到法律救济。实际上，强制储蓄可以由自愿储蓄和商业保险等替代，除非能够证明，政府比每个人自己更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并能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实现每个人的利益。 第四、强制性要求企业缴纳社保费用，效果类似于最低工资制度，会造成边际劳工失业。边际的劳工是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最缺乏竞争力的劳工，比如教育程度较低或年龄较大的劳工、女性、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包括某些大学毕业生）等等。这是因为，强制社保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高，企业要生存就不可能做亏本生意，为企业创造的价值较少的边际劳工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受害者，失去了谋生和提高技能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创业初期本钱微薄，支付不了高昂的用工成本，则无法扩大规模甚至无法持续经营。新鲜血液大量减少，经济体就会失去活力。 第五、福利病对较穷的国家危害更大。诚如米塞斯所说：富国的优势就是犯蠢的时间可以更长一点。一个富翁天天大手大脚，挥金如土，短时间内还看不出什么问题，一个穷小子天天大手大脚，挥金如土，那会是什么后果？被誉为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曾有过长达150年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底厚、人口少且民间自律性较强，加之除了福利政策之外，经济体其他方面仍然很自由，福利制度才能运行下去。即使如此，瑞典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是大量削减了福利，以度过经济危机。同样实行福利制度的希腊，没那么有钱，经济上又实行干预政策，就搞得一团糟，国家濒临破产。希腊还有欧盟输血，中国如果陷入希腊式的困境，又靠谁来输血呢？ 第六、福利政策并非是人们遇到困难时的唯一解决之道。实际上还存在着多种效率更高，弊端更少的方式，比如自助、互助、慈善、商业保险等。政府提供的福利只能作为紧急情况下的最后手段，而不应作为最优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