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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全球和平峰会”，成果斐然
能够让来自各大洲的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了乌克兰的和平而走到一起，本身就是巨大的胜利。
蜂封風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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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全球和平峰会”落下了帷幕并签署发表了《联合公报》
“公报”指出，《联合国宪章》和“尊重领土完全和主权……可以而且将成为实现乌克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础”。
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必须是任何和平的基础！
要实现俄乌之间的和平，必须让俄罗斯从所有乌克兰的领土上——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顿、卢、扎、赫四州——撤离。如果在俄罗斯占有乌克兰领土的前提下结束战争，这样的和平既不公正也不会持久。
“公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承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2.按照“一切换一切”的原则交换战俘；
3.对黑海和亚速海商船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
4.扎波罗热核电站应该回到乌克兰的控制之下，与所有乌克兰其他核电站和设施一样；
5.粮食安全不应该成为武器；
6.乌克兰儿童应该返回到乌克兰。
据“美联社”报道，一共有78个国家和4个欧盟机构签署了这份《联合公报》，没有签署的13个国家是：印度、巴西、沙特、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南非、泰国、亚美尼亚、巴林、梵帝冈、阿联酋、哥伦比亚和利比亚。
除了梵帝冈因为宗教原因不会参与签署外，其余12个国家不签署并非因为不赞同“公报”条款，而是另有原因。有的是因为参会代表级别过低，有的是因为身份——巴西作为“观察员”参加，还有的是出于利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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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项内容公正合理，哪怕梅德韦杰夫，也找不到一句话来反对。
尤其是第6条送乌克兰孩子回家的问题。乌克兰官方数据认为，一共有19546名儿童被“带”到了俄罗斯，去年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别洛娃曾公开证实，至少有2000名乌克兰儿童被从乌克兰孤儿院带往俄罗斯，他们将会接受俄罗斯教育，长大后会成为俄罗斯人。
根据联合国相关法律，这是什么行为？相信读友们都知道，不需要我把那4个字打出来。
瑞士官员和媒体透露，大约有10个国家告诉瑞士，有人以威逼利诱的方式阻挠他们参加峰会，有些国家尽管顶住压力参加了，最终也只能在签署《联合公报》时作出妥协。
所以，不要去指责没有签署公报的国家，他们参加会议本身就表明了态度——既守住了道义，又避免了利益损失。
正如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在公报发布前所说：“即使是那些不签署公报的人也都明确表示，他们的立场是相同的，即战争必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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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土耳其签署了公报。
峰会结束后，瑞士外交部长表示，该国将会与俄方接触，以传达相关信息。
有人认为，这样的会议没有多少实际效果。
其实不然，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没有正确理解峰会目的和意义。会议的目的是形成合力，确定和平的基础和原则，它不会直接影响战争的进程，但它是国际社会寻求和平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让来自各大洲的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了乌克兰的和平而走到一起，本身就是巨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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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首相吕特发言说：“我们都知道我们才刚开始，和平之路的开始。尽管我们在座的一些人对如何真正实现乌克兰和平有不同的看法，但不要搞错……我们在原则、价值观和正义感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景。”
泽连斯基称此次会议“迈出了和平的第一步”，并表示将会和相关国家谈判并举行“第二次”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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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察人士表示，主办第二次“全球和平峰会”的国家，很可能是沙特。
如果开个会就能够让和平从天而降，就过于低估野蛮和邪恶了。所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女士说，“和平不会一蹴而就”。
野蛮和邪恶，无论多么真诚动人的说教都不可能打动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是一种虚幻的理想。
昨天是父亲节，中午和朋友一起吃饭时，我讲了一个故事——
一天夜里，佛在乘船过河的时候，发现船夫都是歹徒，准备将所有乘客杀死掠夺他们的钱财。
佛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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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佛会置身事外顺其自然。
有人说，佛会出手制止。
还有人说，佛会现出真身感化歹徒。
我说，你们都猜错了。佛把所有的船夫全杀了。
别人问佛为何这么做，佛说：他们杀人劫财，以后会下地狱，不如我杀了他们，让我下地狱。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俄乌战争与这个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歹徒已经行凶杀了很多人，把它送进地狱，即便是佛，也会举双手赞成。
在意大利召开了峰会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星期五(6月14日)发表联合声明，表达了七个富裕民主国家对各项世界热点问题的立场。包括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内的七国领导人在声明中强化了针对中国的批评调门。声明呼吁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做法表示关切。声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危险做法，并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包括对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压制，还提到了中国在境外的影响力行动。
以下是七国集团领导人声明涉及中国的段落的中文翻译：
......
我们继续依照我们的法律系统，针对中国和第三国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行为体采取措施，并针对其他为俄罗斯为其国防工业基础采购物项提供便利的中国实体采取措施。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重申，为俄罗斯为其国防工业基础采购物项或设备提供便利的实体，包括金融机构，是在支持破坏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行为。因此，我们将依照我们的法律系统实施限制措施，以防止滥用，并限制从事这种活动并成为制裁对象的第三国个人和实体，包括中国实体进入我们的金融系统。我们将针对协助俄罗斯规避我们的制裁的行为体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方式包括让所有那些未能立即停止向俄罗斯的侵略提供物质支持的人承受沉重代价，以及加强国内执法并加大我们与商界的接触，以推动企业责任。
......
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基于法治，包容，繁荣和安全，并根植于主权、领土完全、和平解决纠纷、基本自由与人权。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推动全球繁荣的关键，那里的事态发展直接影响着全球安全。
......
我们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并认识到直接坦诚接触以表达关切和管理分歧的重要性。我们本着我们的国家利益而行事。考虑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必须合作处理全球挑战，我们继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保持接触。我们呼吁中国加大努力，推动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与我们共事，应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污染危机，打击非法合成药物贩运，确保全球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全球健康安全，并处理脆弱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与金融需求。
我们认识到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我们致力于推进自由公平贸易、公平竞争环境以及平衡的经济关系，同时更新并加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规则贸易体系。我们并不试图伤害中国或阻碍其经济发展，事实上，一个不断发展并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的中国符合全球利益。然而，我们对中国持续的产业目标和全面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表示关切，这些政策和做法正在导致全球溢出效应、市场扭曲和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一系列行业的有害产能过剩，损害我们的工人、产业和经济韧性与安全。我们不会脱钩或向内转。我们正在必要和适当地降低风险和实现供应链多样化，并促进对经济胁迫的韧性。我们进一步呼吁中国不要采取可能导致严重打乱全球供应链的出口管制措施，特别是针对关键矿物的出口管制措施。
考虑到这些关切，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道，投资建设我们和他们各自的产业能力，促进多样化和有韧性的供应链，减少关键的依赖性和脆弱性。我们将加强外交努力与国际合作，包括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以鼓励公平做法，增强对经济胁迫的韧性。我们将继续采取必要和适当的行动，保护我们的工人和企业抵御不公平的做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对持续的伤害做出补救。
我们呼吁中国信守在网络空间负责任行事的承诺。我们将继续努力，打破和遏阻源自中国的持续恶意网络活动，这些活动威胁我们公民的安全和隐私，破坏创新，并危及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我们认识到有必要保护某些可能被用来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先进技术，同时又不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
我们重申，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对国际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我们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大会和世卫组织技术会议，在不需要国家地位的前提条件时以成员身份参与，在有此前提条件时以观察员或嘉宾身份参与。七国集团成员有关台湾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包括所申明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呼吁和平解决海峡两岸问题。
我们仍然严重关切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并重申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胁迫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我们继续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危险地使用海警和海上民兵，并一再阻碍各国的公海航行自由。我们对越来越多地针对菲律宾船只使用危险动作和水炮表示严重关切。在这方面，我们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范围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我们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胁迫和恐吓活动。我们再次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并重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制定管理所有海洋活动的法律框架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重申，仲裁庭2016年7月12日作出的裁决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对仲裁当事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当事方和平解决争端的有益基础。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深表关切。我们呼吁中国敦促俄罗斯停止军事侵略，并立即、全面、无条件地从乌克兰撤军。我们鼓励中国支持基于领土完整和《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宗旨的全面、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包括通过其与乌克兰的直接对话。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持续支持使俄罗斯能够维持其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并对安全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我们呼吁中国停止转让包括武器部件和设备在内的两用材料，这些材料是俄罗斯国防部门的生产要素。
我们仍然对中国境内的人权状况感到关切，包括在西藏和新疆，那里的强迫劳动是我们的一项主要关切。我们还对中国打压香港自治、独立机构和公民社会以及持续侵蚀权利和自由感到担忧，包括最近根据《基本法》第23条颁布的立法，该立法对“煽动叛乱”、“国家秘密”以及与外国实体互动作出了宽泛而模糊的定义。我们对利用这些法律压制香港和海外异议人士表示关切，包括出于政治动机的检控。这些事态发展将使在香港生活、工作和经商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呼吁中国不要进行或纵容旨在破坏我们社区安全和民主机构完整性的活动，并严格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规定的义务行事。
大家凭什么会认为威权向民主转变？难道是理想国那个寡头蜕化成民主的影响？独裁一旦获取了权力，妄想他们会交出权力，简直是痴人说梦。必要时，他们不惜以一切手段去镇压。权力不会凭空掉下来的，这世界华盛顿和蒋经国只是惟二的存在。戈尔巴乔夫算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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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五四之误事
一个国家的走向是由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思想决定的。《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决定了中国二十世纪的走向。《...
许小年：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
——许小年
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
大萧条来临时，人们总是本能地寻求政府庇护。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自由市场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失灵必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
然而，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导致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以及赋予政府干预经济更大的权力的最终后果。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
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自由，在强权的压迫下，忍受屈辱以求生存；今天的人们主动放弃自由，以换取精神主宰所承诺的安全与秩序。
肉体的奴役是对赤裸裸的暴力无可奈何的服从，精神的奴役则源于盲目的自卑和自卑心理支配下的智识自戕。
人类社会究竟是在进步、退化，还是变换形式的往复循环？
古希腊人为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当代语境中，古老的命题重新表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分界，以及自由和管制的冲突。
2008 年，全球爆发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曾经严密而完整的市场逻辑体系，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摧毁殆尽，沉重地打击了世人对自由的信心。
人们纷纷抓住激流中的稻草，视政府为逃过世纪之劫的最后方舟。
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知识精英和他们的政界朋友利用危机中的恐慌情绪和思想混乱，攻击自由市场，将自己描绘成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 20 世纪「大萧条」期间，这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市场失灵」，或者更准确地讲，自由市场失灵。他们认为，亚当·斯密称赞的「看不见的手」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混乱和灾难，而灾难的根源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冲动，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
既然市场失灵，就需要理性的力量来恢复秩序。在凯恩斯主义看来，这个理性的力量就是政府。政府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监管和行政等微观干预手段，遵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调节经济运行，指导和管理市场交易，克服市场失灵，甚至还应该劫富济贫，在实现资源更有效配置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
然而，任何拯救都是有代价的，政府干预必然限制个人自由，皈依凯恩斯主义意味着用自由换取秩序和正义。
这交易合算吗？事实证明，这是不平等条约，公众交出部分自由，得到的却是更多的麻烦。
姑且不论「大萧条」和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看似高明的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漏洞百出，在实践中与设计的目标南辕北辙，所谓治世良药给憧憬理想国的人们造成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伤害，真正的受益者只有以救世主身份行事的政府。
凯恩斯主义主要有两个根本性错误：
其一，逻辑原点错了，世界上并不存在「社会利益」。社会由张三、李四、王五等具体的个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或一致，或冲突。例如当中央银行为控制通货膨胀而加息时，存款利率上升，储蓄者支持，企业则因贷款成本上升而反对，而且高利率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股民因此遭受损失。又如政府管制产品价格，消费者欢迎，但公司利润下降，损害包括股民在内的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任何一项政策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因此，无法定义「社会利益」。
即使人们的利益一致，也是由于每个人的具体诉求相同，例如财产和人身的安全，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诉求符合某个绝对的和客观的「社会」标准。
而且，要使悬在空中的抽象整体利益落地，变为可执行的具体政策，需要找到「社会利益」的代表，即有能动性的个人。凯恩斯主义知识分子于是当仁不让地以社会的代表自居，宣布唯有他们把握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唯有他们可充分理解「社会利益」，唯有他们能够设计理想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造计划，执行他们治国平天下宏图大略的，就是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
经过如此的概念转换，个人组成的社会变成了精英主导的社会，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消融在「社会利益」中，变为多余的累赘。
在更多的场合中，个人自由被视为「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障碍，遭到大众的唾弃和极权的压制。
哈耶克尖锐地指出，强调集体利益的危险就在于它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行使者所铺就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其二，否定市场不完美，假设政府很完美。凯恩斯主义者将「市场失灵」归咎于人的「动物精神」，归咎于市场交易的外部性、市场上的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市场的「非完美」因素；但当他们建议政府干预时，却有意无意地假设了政府官员的完全理性，假设政府是完美的。凯恩斯经济学假定市场参与者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但在分析政府官员的行为时，却假设他们最大化「社会利益」。
对于这个明显的逻辑不一致，凯恩斯主义者讳莫如深。现实世界与凯恩斯主义的完美设想相反，官员追求个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他们必然会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公开或隐蔽地为自己谋求好处，例如不顾财政资源的限制，增加福利开支，合法地收买选民。另一类常见的交易是议员通过有利于某些工商集团的立法，以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
在法治薄弱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高官的家族直接经营商业和企业，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家族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这些家族获得了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经营权，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落入他们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承包商手中。
在政府官员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现实情况下，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分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再适用，需要采用由布坎南（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洛克、奥尔森等人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学派并不因政客的利欲熏心而否定政府，而是强调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只有在公众和媒体的强有力监督下，只有在制度的有效约束下，政府官员才可能按照公众的意愿制定和执行政策。
即使监督和制约保证了官员与公众目标的一致性，政府的效率仍有可能低于市场上的自发交易，这是因为官员既无激励，亦无信息办好公众委托的事务。
无论哪个国家，官僚体系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些事情做对了，公众认为是应该的，不会有任何奖励；做错了则有可能发生公共舆论危机，并且授同僚以柄，在官场升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官员与企业信息不对等。比如对于企业制造的环境污染，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可以为减排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显而易见，补贴额应该等于减排成本，但政府并没有企业的成本信息，只能要求企业自报。结果可想而知，企业普遍虚假高报。
有人也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能查处虚报减排成本的企业呢？政府当然可以这样做，但监督检查也是有成本的，成本有可能高到不值得甚至无法负担的地步，而市场之所以有效，归根结底，就在于人们能够在市场上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为准确的信息。
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
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
战后英国的萎靡不振，今天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又何尝不是政府职能扩大、民间创造力衰退所造成的苦果？
没有个人的创造就没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从电灯、汽车到移动通信，从绘画、诗歌到交响乐，无一不是思想自由驰骋和灵感自由升华的结晶，无一不源于个人的自由梦想和自由发挥。
爱迪生、福特和乔布斯，米开朗基罗、歌德和贝多芬，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他们得以运用其天才，给我们留下了哲学、科学、艺术与财富，构成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核心。
墨守成规的官僚体系可以维持自由所需要的和平与秩序，充当自由的守夜人，却绝不可能替代自由的创造力。
现代人生而自由不言自明，无需论证，集权专制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起码在公开场合也要表示出对个人自由的尊重，那些殿前伺候的大学士只能从后门偷运进反个人自由的迷药。
虽然甘愿饮药者不乏其人，仔细观察，大多因缺乏自信，或者妒嫉到宁可自残进宫，好借皇上的鸟铳，将头顶上自由飞翔的同类击落在地。
当然，个人自由不是绝对的，可以加以限制，但必须是自愿的，或者说自由只能让渡而不可剥夺。
自由人和奴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而自我限制自由，后者则以自我奴役换取奴役他人的权力。
自我限制的方式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法律看上去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但若没有法律就没有和平秩序，在暴力横行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哪里有个人自由可言？法律因此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形成的游戏规则，服从法律并非放弃自由，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同样的，政府如同法律是保障自由的工具。自由人选择政府，在允许政府使用强制性手段的同时，严格地限定强制性手段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序。
对于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一自由使他们能够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广泛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本文选自许小年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写的推荐序，原题目为《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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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联大通过巴勒斯坦入联决议意味着什么？
巴勒斯坦肯定会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但不会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