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经济学家的理念和程式也并非一致，它们主要有三种思潮，必须分别对待。 第一脉由统计学家代表，他们企图从经济经验的研究来发现经济法则。其目的是把经济学转变为一门“计量”科学。他们的计划浓缩为“经济计量学会”的一句口号：科学即度量（science is measurement）。 这一理论命题隐含的基本错误，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经济史的经验通常是复杂现象的经验。它永远无法传递实验者在实验室里抽象出来的那类知识。统计是表现有关价格和人人的行动其他相关基据之历史事实的方法。它不是经济学，无法产生经济学定理和理论。价格统计乃经济史。“假设其他情况不变，需求增加必将导致价格上升”这一见识，并非来源于经验。谁也不曾或即将观测到，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只有一种市场现象在变化。不存在所谓的数量经济学。我们所知的一切经济数量皆为经济史之基据。任何有理智的人，无论从一般的角度还是从具体物品的角度，都不会认为价格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我们知道，外在现象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同一个人对同一种现象的反应也因时而异，因而无法按反应相同而把人归属于同类。这一洞见乃演绎论的结果。这一理论自然遭到经验主义者的反对，他们声称只师法于历史经验。然而，一旦他们超越纯现实的个别价格现象，开始构建价格序列和计算价格均值的时候，就立即陷入矛盾之中。某种经验数据和统计事实只不过表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向特定物品支付的某种价格。将各种价格资料分组排列并计算其平均值，无例外地受先验理论的指导。在何种程度上考虑价格资料的某些附带的和偶然的特征，取决于同样的推理。有谁敢说，无论何时何地，任何物品的供给只要增加了百分之a，它的价格就一定会跌落百分之b。同样，由于没有一个统计学家胆敢靠统计资料精确地判断某些特殊情况会使a和b的比率发生一定的偏差，他们的努力的无效性也就显而易见了。进言之，货币并非度量价格的标准，它不过是一种媒介，而其交换率的变动与那些可售商品和服务之间的相互交换率的变动是一致的，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其变动的速度和幅度不一样。 —— 米塞斯《人的行动》

想在太岁头上动土💩

据说芒格说的： 嫉妒是七宗罪里最愚蠢的。 因为嫉妒毫无乐子可言。 贪吃，好色，都能获得一点快感。 嫉妒屁都没有，还让你特别难受。 关键是嫉妒会让你受伤。 看到别人“赚了大钱”，只会冲，结果钱赔了，心里还难受😇

昨天同事说上高中的小孩明明脑子不差就是不用功，我就问如果将来考上心仪大学你还会关心小孩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继续问，如果再往远了说，未来找到满意工作，适婚年龄找到合适婚配对象，学历还重要吗，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 目的才是根本而非手段，把手段看得太重，甚至手段唯一化，不是本末倒置嘛，其实更大的问题是连目的都要唯一化、同一化，人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呢？

# 杨振宁：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 独家 **杨振宁** *知识分子* 2016年09月04日 07:26 > **►杨振宁教授近照，所持之书为2008年版《曙光集》。来源：杨振宁教授** --- ## 编者按 2012年至今，中国科学界，特别是物理学界，激烈争议一个百亿甚至可能上千亿人民币的大型项目。超级对撞机项目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科学家代表为高能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研究员。支持和反对这一项目的意见都有。支持方包括著名数学家、菲尔茨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以及超弦理论权威、菲尔茨奖得主威滕（Edward Witten）等。 原本在物理学界内部的争论，最近因为丘成桐和威滕等在中国的活动引发中国媒体报道，导致支持方的意见传播较为广泛。 近日，丘成桐教授在微信公号“老顾谈几何”再度发表意见，其中涉及著名物理学家、1957年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今年94岁的杨振宁教授。 杨振宁先生因此授权《知识分子》公布他的意见。 为了便于大家了解事情的起因，《知识分子》在杨先生的文章之后附上相关文章：丘成桐先生8月29日的意见原文，被丘先生所批评的王孟源博士的文章（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以及8月7日丘成桐先生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 ## 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杨振宁** 8月29日微信公众号《老顾谈几何》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丘成桐：关于中国建设高能对撞机的几点意见并回答媒体的问题》，讲到他（丘）赞成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而我（杨）反对，他难相信。其中一段如下： > 这些实验背后的基础理论都用到杨先生的学说。每一次突破后，我们对杨先生的学问更加佩服！所以说杨先生反对高能物理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人费解！ **丘教授的理解有误！我绝不反对高能物理继续发展。我反对的是中国今天开始建造超大对撞机，原因如下：** ### （一） 建造大对撞机美国有痛苦的经验: 1989 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最大对撞机，预算开始预估为30亿美元，后来数次增加，达到80亿美元，引起众多反对声音，以致1992 年国会痛苦地终止了此计划，白费了约30亿美元。这项经验使大家普遍认为造大对撞机是进无底洞。 目前世界最大对撞机是CERN 的LHC。2012 年6000 位物理学家用此对撞机发现了Higgs 粒子，是粒子物理学的大贡献，验证了“标准模型”。LHC 的建造前后用了许多年，建造费加上探测器费等等加起来一共不少于100亿美元。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 ### （二） 高能所倡议在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由许多国家分摊。可是其中中国的份额必极可观。今天全世界都惊叹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可是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少于巴西，墨西哥或马来西亚，还有数亿农民与农民工，还有急待解决的环保问题，教育问题，医药健康问题，等等。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对解决这些燃眉问题不利，我认为目前不宜考虑。 ### （三） 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包括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天文物理，等等。 ### （四） 为什么有不少高能物理学家积极赞成建造超大对撞机呢？原因如下： **A.** 高能物理学是二战后的一个新兴领域，此领域七十年来有了辉煌的成就，验证了“标准模型”，使人类对物质世界中三种基本力量有了深入了解。可是还有两项大问题没有解决： * **甲）** 对剩下的第四种基本力量，引力，的深入了解还有基本困难。 * **乙)** 还没有能了解如何统一力量与质量。希望解决此二问题当然是所有物理学家的愿望。 **B.** 有些高能物理学家希望用超大对撞机发现“超对称粒子”，从而为人类指出解决此二问题的方向。 但是找超对称粒子已经有很多年了，完全落空。今天希望用超大对撞机来找到超对称粒子，只是一部份高能物理学家的一个猜想。多数物理学家，包括我在内，认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没有任何实验根据，希望用极大对撞机发现此猜想中的粒子更只是猜想加猜想。 ### （五） 七十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没有。假如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我认为短中期内不会有，三十年，五十年内不会有。而且我知道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同意我的这个说法。 ### （六） 中国建立高能所到今天已有三十多年。如何评价这三十多年的成就？今天世界重要高能物理学家中，中国占有率不到百分之一、二。建造超大对撞机，其设计，以及建成后的运转与分析，必将由90%的非中国人来主导。如果能得到诺贝尔奖，获奖者会是中国人吗？ ### （七） 不建超大对撞机，高能物理就完全没有前途了吗？不然。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向值得探索：**A. 寻找新加速器原理。B.寻找美妙的几何结构，如弦理论所研究的。** 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不那么费钱，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 **（编者注：文中红色为杨振宁先生所标记）** --- ## 丘成桐: 关于中国建设高能对撞机的几点意见并回答媒体的问题 **2016-08-29 丘成桐** *为忠实原文，以便读者对照不同意见，特此附上* 最近有很多媒体关注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建造对撞机，这是好事，毕竟这个事情也是全球科学家都有兴趣的事情。不幸的是，有些媒体，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炒作新闻，不是无中生有，就是对被访问者的说话，断章取义。 对我个人而言，就发生过几次这样的媒体报导。举例来说，财新周刊在我拒绝他们的访问后，就制造了一个类似访问我的稿子，凭想像和网上看到的谣言制造了一些新闻，并基于此而对我做人身攻击。 最近又有记者不断来问我一些可笑的问题，他们要我跟某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叫做王孟源的先生对话，要我评论他最近写的一篇关于对撞机的文章。同时记者坚持王先生是高能物理的专家：原因是王先生毕业于哈佛大学物理系，得过博士。对我来说，这事实在有点意外。因为我兼任哈佛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的教授，却从来没有听过王先生的名字（在哈佛大学这么多年来，我是唯一由校长正式聘任并在两个系内都可以投票的教授）。接到记者来信后，我求问哈佛大学物理系做高能物理的教授朋友们，谁认识王先生？结果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经过多次访寻后，终于有人找到他的导师名字，是一个没有在系中升职的助理教授，难怪系中资深的高能物理学家们不认识王先生，据说王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后没有再做任何有意思的文章，做生意已经廿多年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不觉惊讶于中国媒体访问科技专业的能力，实在有限得很！ 据说王先生对我有很多指责，本来我不在乎，毕竟我每个星期都收到一些业余学者解决大问题的来信，见怪不怪了。但是记者坚持要我扯上杨振宁教授，一下子从地下升到天上了，我想应该说几句话吧。 我认识杨先生已经四十五年了。除了我的老师陈省身教授外，他一向是我最尊敬的科学家，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统计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工作都使人敬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推广Weyl 的规范场的工作到非交换规范埸的理论，在七十年代由欧美诸人完成的高能物理的标准模型，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对自然界认识最深刻的理论，这个模型的建立须要用到非交换的规范场理论。 五十年来在欧美不同地方的高能对撞机每一次得出来的重要结果，都能震撼人心，因为它显示了大自然最基本结构的一部分。每一次实验的突破，都代表着人类进一步地了解了人类历史以来最想知道的事情：天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这些实验背后的基础理论都用到杨先生的学说，因此每一次突破后，我们对杨先生的学问有更进一步的景仰！所以说杨先生反对高能物理须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人费解！这更不是华尔街一般的商人能够理解的事情。 记者说杨教授反对在这个科学界最基本的学问领域上継续做硏究，我不敢肯定这句话的真实性。毕竟我和杨教授多有过从，却还没有亲耳听到过他反对建立对撞机的事实。所以此话只能作为存疑。 但是重要科学的创作，都包含众多科学家的贡献在内，不属于某人所有，真理只在反复的推理和实验下，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所以古希腊哲学家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要发掘宇宙间最基本的真理，更要有这种勇气，这种毅力，才能完成。西方国家，无论是科学家，或是政府，为了暸解大自然的奥祕，都愿意无条件的付出大量的精力！一百多年来，多少智慧，多少金钱，投入在一些看来没有用的基础科学上。但是这些投资却成就了今天西方国家文化的基础。 今日的中国，已非吴下阿蒙，难道不需要为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做点贡献？难道我们只是在游戏机，在房地产，在互联网上赚点好处，就心满意足？在我记忆所及，中外古今都还没有过这样的大国！ 我们扪心自问，中国当今的国力，没有能力做这个对撞机吗？中国领导说的和平崛起，可以没有重要的文化意涵，没有探索宇宙奥秘的勇气吗？现在在中国反对建做对撞机的科学家们，有谁是高能物理的实验专家？为什么有深厚经验的外国专家意见变得不重要了？ 我和Steve Nadis 的书上已经解释很清楚做对撞机对科学，对中国的重要性，希望大家用理性的态度来看这事！ --- ## 专访：希望在长城入海处建设下一代巨型对撞机——访华裔数学家丘成桐 **新华社8月7日电 记者 彭茜** 在中国秦皇岛市山海关，万里长城与大海相拥。 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希望，实验物理最重要的项目——巨型对撞机能够落户于此，成为中国基础科学原创性突破的诞生地和“海纳百川”般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平台。 目前，全球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加速器是位于瑞士日内瓦与法国交界地区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可在微观尺度上模拟宇宙大爆炸后的宇宙初期形态，帮助科学家研究宇宙起源并寻找新粒子。2012年，正是在这台对撞机上，科学家宣布发现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终于完成了粒子物理所谓的“标准模型”。美国《科学》杂志评论认为，这项发现将“标准模型”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填充到位，虽然尚不清楚该发现未来将把粒子物理领域引向何处，但其对物理学界的重大影响不可否认。 而LHC目前已经达到其设计能量，要进一步寻找和发现新粒子，就需要建设能量更高的机器。2016年初，丘成桐和合作者的新书《从万里长城到巨型对撞机》在国内出版，书中除讲述粒子物理学如何改变人类日常生活，也探讨了中国建造巨型对撞机的可能性。目前这一重大项目正处于论证阶段，丘成桐对此项目的最终落地持乐观态度。 “这是在基础科学方面有可能出现重大原创性突破的地方，将有助于探索整个宇宙物质的基本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丘成桐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论证中的中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对撞机，其科学目标是精确测量希格斯玻色子的性质以及搜索标准模型背后更基本的物理规律。 若能量更大的巨型对撞机能够在中国落成，寻找超对称粒子，将是科学家们下一个目标。一旦超对称粒子被发现，整个物理学前沿与数学前沿都会改变。 虽然这项工程需要很大资金投入，但丘成桐看好项目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巨大效益，“这会引起西方科学阵营的迁徙，远远超过单独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效果”。 在大型强子对撞机所在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有来自20多个成员国的3000多名工作人员，每年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合作科学家及访问学者。那里汇集了全球粒子物理研究领域的高端人才，每年产生1000多篇博士论文。 丘成桐预计，项目建成后，至少会有五六千名各国一流科学家为做实验举家迁往中国，且长期居住，这会对中国基础科研产生深远影响。 他认为，几千个智慧的头脑汇聚于此，会“自动”产生很多重要的、超越物理领域的技术和学问。正如我们生活离不开的万维网就诞生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20年前可能中国没有能力做这件事，但现在中国是上升中的大国。对撞机的建成将是对国际科研、世界和平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也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他说。 >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被丘成桐先生所批评的王孟源博士的文章《高能物理的绝唱》，链接

高能物理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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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总会悲观，但也要看到，只要有正念，让自己总是处于模糊的正确的方向，总是会找到出路，否则即使好时代再来也无用。 汉斯·霍普：​即使是在崩溃的情况下，有些别的事情也是必要的。一次崩溃不会自动造成国家权力的削弱。事情可能变得更糟。事实上，在新近的西方历史中，中央政府的权力因一次大灾难而真的减少的清晰例子只有两个：二战后路德维希·艾哈德领导的西德和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智利。所以，除了危机，还需要思想――正确的思想，以及能够理解思想和能够及时抓住机会实现思想的人。但是，如果历史进程并非不可改变，那么，大灾难也不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最终，历史进程取决于思想，正确或错误的思想，以及遵照正确或错误思想做事的人。只有不可改变的错误思想统治才是不可避免的灾难。一旦正确的思想被接受，并在舆论中广为传播，那么，灾难就不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从原理上说，思想几乎能够在瞬间被改变。 View quoted note →

虽然跟历史上比，如今仍然是最好的时代，但比起50后60后70后80后，历史的走向对年轻人不太友好了，前者的大部分至少是上半辈人生是处于社会上升期的，不是太作的话都能主动或被动积累不少资本，而这个上升期已经彻底转为下降期且短时间看不到柳暗花明，人人都是逆水行舟，有没有可供消耗的资本就很重要了，年轻人的父辈如果也没有，就更难了。 View quoted note →

《反转》🤡

作为打工人收取企业家资本家预付的边际产品折现的租金也好，自己成为承担完全不确定性的资本家也好，都是积累储蓄和资本的方式，不同的是前者上限较低，后者上下都是无限的。 我准备即将退休，是经过10年左右的尝试摸索，基本建立起一套勉强可用的交易系统，同时各种机缘巧合下也积累到了一个相对凑合的资本规模，作为一个物欲不太强的人，成为完全的金融投资资本家条件差不多成熟了。除了物质基础，上班毕竟占用太多时间和精力，慢性压力也损害健康，目前的薪水已经不足以弥补。另外，到处逛逛吃吃的爱好在错峰时价格非常美好，如果节假日出行，工资薪水等于打了不小折扣，人挤人体验也不好。最后，不打工还能断缴社保，从此不再被动资助利维坦也算是把理念付诸行动了。 View quoted note →

@空空追梦 牛马一词其实不算语言腐败，作为没有能力或者意愿追求利润，作为劳动力出租者工作到退休的授薪者来说，说是牛马不为过。牛马也有租金，只是人形牛马没有买断价格罢了，但其一生的收入是有理论的上限的，正如四脚着地的牛马，投资回报可以计算。这甚至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企业家判断则不存在租金，不存在市场价格，只有利润和亏损。古人云自知者明，我是个明明白白的牛马。

😂

What the Mercantilists Got Right？ - 😂

癌股清仓了，清仓日的利润回撤还是有点大的，这也是趋势交易者必须承受的，好歹今年以来癌股上的利润够覆盖房租水电了。 View quoted note →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1942年首次出版的著名作品《对自由的恐惧 》(Escapefromfreedom)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所做的心理学解释…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破坏了传统乡村生活的固定身份。农民的儿子不确定他必将成为一个农民，他也不必在父亲耕种的贫瘠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他现在有了广泛的职业选择。他可以成为教师、商人、军人；也可以做医生，当海员。即使身为农民，他也能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或阿根廷，在远离故乡的地方生活。然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带给人们的这种“创造自我身份”的自由，对于那些不准备创造性利用它的人来说，是相当可怕的。正如比利格所言，很多人渴望“固定身份的安全感”，并且“被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简单性所吸引。” ―― 《主权个人》

疯狂就像地心引力，有时候需要做的不过是轻轻一推。 —— 小丑《黑暗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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