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夏在《经济和谐论》一书中构筑了他的经济和谐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力图证明经济和谐就是一种自由的和谐，平等的和谐，即在自由竞争和平等交换下，各个个人利益尤其是资本、劳动和才能的和谐一致。《经济和谐论》的中心思想是论证资本主义是自由贸易的社会，工人和资本家都是自由贸易的平等参加者，各阶级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

奥地利在推行全球流行的政策上很成功。奥地利在五个方面都极具建树：它增加了公共开支，它上调了工资，它增进了社会福利，它扩张了银行贷款，它促进了消费。有了所有这些成就之后，它处在毁灭的边缘。 —— 马赫卢普“奥地利的资本消耗”（1935）

#### 从米塞斯《民族、国家与经济》视角看美国帝国主义 作者：托马斯·J·迪洛伦佐 说明：本文改编自2019年作者在阿拉巴马州奥本市米塞斯研究所举办的奥地利经济学研究会议上的演讲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以及派遣他们参战的政客——与德国人一样具有帝国主义性质。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民族、国家与经济》（1983年版，第79页） 1919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出版了《民族、国家与经济》一书，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2013年版）早了几个月。在书中，米塞斯分析了促成一战爆发的德国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并非认为德国是唯一的战争责任方）。以典型的米塞斯式研究方法，他融合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评估了其所处时代德国军国主义的思想背景。 米塞斯写道，统治德国超过两百年的普鲁士帝国“并非源于德国人民的意志”，而是“德国诸侯的国家，而非德国人民的国家”。只要存在“足够的”繁荣与军事盛况，德国人民便会默许这一局面——而这种繁荣“与德意志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成就毫无关系”（第4-5页）。然而，德国民众中一部分缺乏经济常识的人却陷入了“事后归因谬误”，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归功于国家的努力，而非个体市场参与者的贡献。 德国军国主义帝国形成的一个先决条件，是针对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战争。米塞斯指出：“在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学派看来，不受干预的经济仿佛一片混乱，唯有国家干预才能带来秩序。”另一方面，国家被描绘成“全知全能、绝对公正”的存在，“始终只为公共利益着想”且“有能力有效对抗一切邪恶”。（自工业革命以来，这一点对所有国家都普遍成立，而非仅适用于19世纪初的德国。）因此，“无论德国人民在国内外面临何种困难，军事解决方案都被奉为圭臬；唯有冷酷地使用武力，才被视为理性政策。这些便是被世界称为军国主义的德国政治理念。” 本文旨在将米塞斯关于帝国与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思想，融入对美国历史至少部分方面的分析，探讨这些思想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美国。米塞斯提出了诸多理论框架，用于分析德国（和奥地利）政府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笔者认为，其中许多框架同样与美国历史密切相关。 激进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构成要素 米塞斯写道，在“诸侯国家”中，人民并非公民，而是臣民，其奉行的信条是“土地越广、臣民越多，税收与士兵就越多。国家的存续唯有依靠规模保障。小国始终面临被大国吞并的危险。”相比之下，在“自由国家”中，“没有征服，没有吞并”，“不会强迫任何人违背意愿加入国家体系”。 米塞斯指出，脱离权是自由国家的标志：“当国家的一部分人民希望脱离联邦时，自由主义不会加以阻挠。希望独立的殖民地只需自行宣布独立即可。”在美国历史上，“诸侯国家”及其相关的民族主义传统（代表人物包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马歇尔、丹尼尔·韦伯斯特、约瑟夫·斯托里、亨利·克莱和亚伯拉罕·林肯），与对立的杰斐逊式自由国家传统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美国本身就是通过殖民地脱离“诸侯国家”的典范——大英帝国——的独立战争建立的。 剥夺公民自由 米塞斯的另一观点是，他所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未掌权时”支持新闻自由（米塞斯，1983年，第44页），而一旦掌权，“他们会比任何人都更快地抛弃这些自由”。回顾美国历史，一些参与投票通过《权利法案》（包括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的开国元勋，在掌权后却支持联邦党人的《煽动叛乱法》（米勒，1951年）——该法案实质上禁止了政治言论自由，将发表批评亚当斯政府的“虚假言论”定为犯罪。当然，何为“虚假言论”，由政府任命的法官（其中部分由约翰·亚当斯亲自任命）说了算。 数十位支持杰斐逊的报纸编辑遭到监禁，佛蒙特州国会议员、杰斐逊的支持者马修·莱昂也未能幸免。莱昂的“罪行”是将亚当斯政府描述为充斥着“荒谬的浮夸、对亚当斯的愚蠢谄媚”。马萨诸塞州的大卫·布朗因在镇上竖起一根自由杆，杆上悬挂写有“总统安息退休，副总统万寿无疆”（此处副总统指杰斐逊）的标语，被判处18个月监禁。《煽动叛乱法》的条款设计使其在约翰·亚当斯卸任当天失效，以免该法案被反过来用于对付联邦党人。在这一点上，米塞斯所处时代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与约翰·亚当斯的联邦党人并无二致。 约60年后，林肯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民自由敌人。战争期间，他非法暂停人身保护令，在北方各州大规模逮捕数万政治异见者，查封反对党报纸，恐吓法官，审查电报，驱逐国会议员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等。与所有总统一样，林肯曾宣誓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抵御一切敌人，而非成为宪法的敌人。 1918年《煽动叛乱法》（斯通，2004年）在一战期间颁布，用于监禁反战人士，如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因其公开表达反战立场。该法案将“干扰战争努力”列为非法，根据条款，超过一千人被起诉，面临5至20年的监禁。美国邮政局负责审查邮件，搜查批评美国军事干预的信件。与林肯一样，伍德罗·威尔逊也曾庄严宣誓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抵御一切敌人，而非成为宪法的敌人。 富兰克林·D·罗斯福通过行政命令，将超过十万名日裔美国人关押在集中营直至二战结束，这是另一位曾宣誓捍卫公民自由的美国政客对公民自由的严重侵犯。 正如米塞斯所描述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美国人有着漫长的历史：政客们在言辞上赞美言论自由，一旦掌权却通过行动攻击和审查言论自由。 美国的征服战争 美国建国后不久便显露了“诸侯国家”的征服冲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仅三十余年，就发动了对加拿大的入侵。一些历史学家将入侵原因归结为美国对英国“强征”美国水手的愤怒（英国实质上是在公海上绑架美国水手，强迫他们参与英国与法国的战争），但这一说法值得质疑。一方面，此类事件的数量并不多；另一方面，一些所谓的“美国”水手实际上是为逃避英国兵役而在美国商船上工作的英国公民。 另有证据表明，吞并加拿大是许多知名国会议员（包括主要的“战争鹰派”亨利·克莱）明确的愿望。例如，国会议员理查德·约翰逊表示：“除非看到英国被逐出北美，其领土并入美国，否则我死不瞑目”（兰古斯，2006年，第262页）。 国会议员约翰·哈珀宣称：“自然之神已为我们划定了边界——南部是墨西哥湾，北部是永冻之地”（本，2006年，第16页）。1812年战争期间，亚历山大·斯迈思将军在率军参战前对士兵们说：“你们即将进入一个将成为美国一部分的国家”（泰勒，2010年，第210页）。 亨利·克莱吹嘘，仅肯塔基州的民兵就足以征服加拿大，并始终期望美国能从这场战争中至少获得加拿大的一部分领土。历史学家埃利奥特·科恩（2012年）在其著作《被征服的自由》中指出，即便战争初期征服加拿大并非目标，它很快也成为了目标。 美墨战争 1846年，詹姆斯·波尔克总统提议从墨西哥购买大片领土（即如今美国西南部地区），包括当时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科罗拉多，以及俄克拉荷马、堪萨斯和怀俄明的部分地区。墨西哥政府拒绝了这一提议，随后波尔克声称，在最近被吞并的得克萨斯，“美国人民的鲜血”死于墨西哥士兵之手。这场“流血事件”随后被用作入侵墨西哥并发动为期两年战争的“正当理由”（艾森豪威尔，1989年）。战争的最终结果是美国获胜，波尔克政府得以将所有这些领土纳入美国版图。美国政府向墨西哥支付了1825万美元，用于购买土地和战争赔偿，这一金额还不到最初购买土地提议金额的一半。 对美国各州发动战争 1861-1865年的战争无疑是一场征服战争。征服战争的特点是最终的征服、掠夺、胜利者的文化主导，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种族灭绝。南方人无疑是所有这些行为的受害者，包括某种形式的种族灭绝——林肯政府对平民发动了四年的全面战争，导致至少五万名平民死亡。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的“掠夺者”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大肆掠夺，这一行为从战争一开始就被美国陆军的其他部队效仿。谢尔曼将军甚至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他的战争目标是“灭绝——不仅是士兵，这只是最小的麻烦，更是灭绝人民”（迪洛伦佐，2002年，第182页）。在长达十年的“重建时期”，南方人遭到彻底征服，包括被剥夺选举权、军事占领，以及由联邦政府任命市长和州长。即便在今天，南方仍在被“重建”——纪念南部邦联祖先的剩余雕像和纪念碑被拆除，与传统南方文化相关的几乎所有事物都遭到无休止的嘲笑和妖魔化。 战争后，通过改写历史（尤其是战争史）、颂扬新英格兰作家同时边缘化南方文学传统、塑造道德优越感极强的“扬基人”传奇，新英格兰文化成为了美国的主导文化。正如罗伯特·佩恩·沃伦（1961年）在《内战的遗产》中所描述的，战后的“新英格兰化”政府被认为拥有“美德宝库”。这种所谓的美德在战后被用来以“美国例外论”为幌子，为所有侵略性征服战争“正名”。从定义上讲，所有此类军事侵略都被视为正当的，仅仅因为侵略者是美国人。正如罗伯特·佩恩·沃伦所写，“道德自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驱动力，“为我们在1917-1918年和1941-1945年的圣战，以及以无条件投降和为他人提供全面重建为口号的正义外交提供了正当理由”（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印第安战争 罗伯特·E·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仅两个月后，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被任命为密苏里军区指挥官（战后美国全境被划分为五个军区）。他的任务是发动一场为期三十年的针对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战争——另一场征服、镇压和灭绝战争。印第安人几乎没有什么可被掠夺的，除了他们的土地。 “我们不会让少数偷窃成性、衣衫褴褛的印第安人阻碍（铁路）的发展，”谢尔曼在1867年给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信中写道（迪洛伦佐，2010年，第231页）。换句话说，对大平原印第安人的灭绝战争，本质上是为与政府有联系（且由政府扶持）的横贯大陆铁路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提供的一种隐蔽的企业福利。 “联邦内战三巨头”——格兰特将军、谢尔曼将军和菲利普·谢里登将军——推行了谢尔曼所谓的“印第安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其他联邦陆军“名人”如约翰·波普、O·O·霍华德、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本杰明·格里尔森和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也加入其中，最终杀害了至少四万五千名大平原印第安人。 美国对“劣等种族”的战争 米塞斯写道，他所处时代近期历史上的许多征服战争，都是针对“劣等种族”的战争。根据当时帝国主义者的说法，这些人“尚未准备好自治，且永远不会准备好”。他列举了英国在印度和刚果的帝国主义，以及美国对“亚洲民族”的帝国主义作为例子。印第安战争也应列入这一名单。 谢尔曼为大规模屠杀大平原印第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正名”，称印第安人本质上是次等人，因此如果他们不能被白人控制，就理应被灭绝（迪洛伦佐，2010年，第233页）。谢尔曼宣称：“印第安人的遭遇充分说明，如果黑人摆脱白人的控制，他们的命运也将如此。”谢尔曼的传记作者迈克尔·费尔曼将谢尔曼对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战争描述为旨在“种族清洗这片土地”（费尔曼，1995年，第264页）。“所有印第安人要么必须被杀死，要么被当作乞丐养活，”谢尔曼说，他们必须“要么被消灭，要么乞求宽恕”（费尔曼，1995年，第270页）。谢尔曼授权谢里登在袭击印第安村庄时“肆意屠杀妇女、儿童和男子”。“我对我们的军队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感到满意，”谢尔曼在给谢里登的信中提到对印第安村庄的袭击（此类袭击超过一千次）时写道。美国陆军杀害了如此多的妇女和儿童，以至于撰写了三十本美国军事历史著作、曾任美国政府二战欧洲战场官方历史学家的S·L·A·马歇尔称，谢里登给卡斯特的命令是“美国军队收到过的最残忍的命令”（迪洛伦佐，2010年，第236页）。 美国征服菲律宾 印第安战争结束仅十年，美国的道德正义圣战和为他人提供全面重建的理念就在菲律宾显现。菲律宾人刚刚将西班牙人逐出本国并宣布独立，但美国政府对他们有不同的计划：他们将成为美国殖民地，而非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人发动了被称为“菲律宾起义”（1899-1902年）的反抗，期间约二十万菲律宾人被美国士兵杀害——许多士兵在印第安战争中积累了大规模屠杀的经验。超过四千名美国士兵也在战争中丧生。一些历史学家声称，菲律宾人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一百万。 正如吉姆·鲍威尔在其西奥多·罗斯福传记《恶霸男孩》（2006年）中所写，1901年威廉·麦金利遇刺后，“泰迪”（西奥多·罗斯福的昵称）成为总统，他为大规模屠杀菲律宾人“正名”的方式，与谢尔曼为屠杀印第安人和内战期间屠杀南方人“正名”的方式如出一辙。鲍威尔写道，他谴责菲律宾人是“中国混血儿”“野蛮人”“未开化的人”“野蛮且无知的民族”——换句话说，是“劣等种族”。 印第安纳州联邦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欢呼道：“菲律宾永远属于我们……太平洋是我们的”（约翰逊，2004年，第43页）。他认为，将基督教和文明带给“野蛮和衰老的民族”是美国的“责任”（第43页）。顺便说一句，这些“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天主教徒。本·蒂尔曼参议员与贝弗里奇一同表示，菲律宾不可能实现自治，因为他们是“种族上不适合自我治理的民族”。 鲍威尔还引用了泰迪·罗斯福关于种族优越性和建立优等民族重要性的言论：“所有伟大的统治民族都是好战的民族，”他说，同时谴责“和平的威胁”。后来，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泰迪·罗斯福的目标不仅仅是“劣等种族”的菲律宾人；在其总统任期内，他还策划针对古巴、夏威夷、委内瑞拉、中国、巴拿马、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和加拿大的行动。 菲律宾起义发生在为期三个月的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曾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白宫私人秘书）将这场战争称为“一场辉煌的小战争”。美西战争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美国正式成为追求帝国的帝国主义强国，就像所有古老、衰落或破产的欧洲帝国一样。耶鲁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1898年）在耶鲁大学斐陶斐荣誉学会的演讲中阐释了这一事件的意义，该演讲后来发表于1899年1月的《耶鲁法律期刊》，标题为《西班牙对美国的征服》——演讲发表于美国在“辉煌的小战争”中获胜后不久。 萨姆纳说，在旧美国，“没有宏大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打算管好自己的事，不卷入欧洲政客惯常的阴谋诡计。”然而，这场战争确立了新的外交政策方向：“战争、债务、税收、外交、庞大的政府体系、浮夸与荣耀、庞大的陆军和海军、巨额支出、政治腐败——总而言之，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变成了西班牙”。 当华盛顿所有政客都在为新获得的“伟大”欢呼时，萨姆纳提出了异议：“我的爱国主义是这样一种类型：我对‘美国直到在一场微不足道的三个月战役中击败西班牙这样一个贫穷、衰败、破产的古老国家后才成为伟大国家’的说法感到愤怒。”与西班牙一样，新的美国帝国主义体系是“人民承担帝国体系的负担……而利润流入国库”——对西班牙而言，国库掌握在国王手中。这正是米塞斯所描述的“诸侯国家”的化身。 萨姆纳预见到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出现，他指出，这种“腐败体系”将以社会其他所有人的鲜血和财富为代价，为“少数阴谋家”创造巨额利润，从而构成“对民主的重大冲击”。萨姆纳预测，美国将永远被导致“衰败”的古老西班牙破产的帝国和帝国主义思想“征服”。 对夏威夷的征服与镇压 19世纪90年代初，夏威夷的美国商人希望美国政府将夏威夷宣布为美国的一个省或领土，置于美国的政治控制之下（即他们的政治控制之下）。正如历史学家格雷格·琼斯在《尘埃中的荣誉》（2013年）中所写，夏威夷女王莉留卡拉尼试图通过制定新宪法来抵御美国帝国主义者。随后，美国人策划推翻夏威夷君主制，成立了“安全委员会”。商人们招募了美国特使约翰·史蒂文斯，史蒂文斯安排美国军队登陆夏威夷并接管控制权，任命桑福德·多尔法官为新傀儡政府的首脑。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火奴鲁鲁步枪队”的准军事组织，用枪指着夏威夷国王，并威胁要用刺刀刺死他，强迫他签署了一部被称为“刺刀宪法”的新宪法。这部“宪法”将所有亚洲人定为“劣等种族”，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同时剥夺了大多数人的选举权，仅保留了富裕的美国土地所有者的选举权。多尔法官的堂兄詹姆斯·多尔随后成立了都乐食品公司。 但在国会通过正式吞并法案之前，格罗弗·克利夫兰于1893年3月就任总统，终止了这笔交易，谴责“美国军队在火奴鲁鲁的非法登陆”。克利夫兰是最后一位杰斐逊式总统，也是不受约束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最后一道障碍。 格雷格·琼斯引用了泰迪·罗斯福1895年在波士顿发表的一篇广受好评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对克利夫兰总统的行为表示遗憾，称“我认为，三年前我们没有吞并夏威夷，是对白人种族的犯罪”。夏威夷最终于1898年被吞并，1900年成为美国领土，1959年与阿拉斯加一同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更多的土地、更多的臣民、更多的税收、更多的士兵。 美国的“统一国家” 米塞斯（1983年，第80页）指出，他所处时代的德国帝国主义者与美国（以及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一个区别是：“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努力仅针对热带和亚热带人民，对待白人种族则遵循现代民主原则，而德国人……其帝国主义政策也针对欧洲人民。”相比之下，美国人“仅对非洲和亚洲人民推行帝国主义”。 米塞斯表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美国人尚未像德国人那样与“白人种族的民族自决原则”发生冲突。为了为“在欧洲针对白人推行帝国主义原则”正名，德国理论被迫反对更倾向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并以“统一国家”学说取而代之。 “统一国家”理论家称，小国不再有存在的正当理由，也无法在战场上与大国竞争。但米塞斯随后指出了现实：“我们看到，得益于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能力，小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与大国一样存续得很好”（米塞斯，1983年，第81页）。 然而，有理由认为，美国加入一战实际上是其帝国主义冲动向更广泛人群的延伸。历史上，美国政治阶层中总有一部分人主张并支持“统一国家”理念。“统一国家”并非德国独有的发明，在美国政治中被称为“民族主义传统”（此处的“民族主义”与米塞斯的定义不同）。当然，正是林肯政府通过摧毁（尤其是）拒绝执行联邦法律权和脱离权，几乎废除了独特的美国联邦制，创建了美国的“统一国家”。 德国对美国“统一国家”的赞赏与效仿 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1999年版）中为建立统一的德国国家辩护时，称赞林肯和美国民族主义传统具有启发意义，并为德国必须采取的行动提供了路线图。他赞扬“伟大的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几乎消除了德国的联邦制，极大地集中了政府权力，但誓言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希特勒写道：“美利坚合众国的各个州……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国家主权，因为并非这些州组成了联邦，相反，是联邦组成了这些所谓的州的很大一部分。” 希特勒在这里指的是林肯在1861年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反对脱离联邦的主要论点，他说：“联邦比宪法古老得多……从这些观点可以得出，没有任何州……可以合法地脱离联邦。”（已故的乔·索布兰曾评论说，声称联邦比州更古老，就像说婚姻可以比任何一方配偶更古老一样。索布兰指出，两个事物的联合不可能比事物本身更古老。） 希特勒接着声称，“犹太人精明宣扬的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之间的斗争”幸运地被俾斯麦挫败了（1999年，第565页）。“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一项基本原则由此衍生：一个强大的民族帝国。”“国家社会主义……必须有权将其原则强加于整个德意志民族，而不必考虑先前的联邦州边界。” 19世纪是帝国与统一的世纪——在德国、美国、俄罗斯等地皆是如此。政府的集中化是将米塞斯所谓的“民主国家”转变为威权国家的关键，因为政府决策越遥远，公民对自己政府的影响力就越小。这使得政府更有可能成为人民的主人，而非仆人。 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反对这种自由威胁始终是“州权”或联邦制的部分理由。正如米塞斯所写，在威权国家中，“存在着以国家为己任的阶层，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国家；政府源于他们，并与他们划等号。”而另一方面，“人民仅作为政府行动的对象，而非主体存在。”米塞斯（1983年，第79页）指出，帝国主义者“想要一个尽可能大的国家；他不在乎这是否符合人民的愿望。” 米塞斯还指出，在欧洲历史上，“战争的原因始终相同”，即“诸侯对权力的贪婪”。这与人民的愿望毫无关系。正如默里·罗斯巴德在其文章《正义战争》中所主张的，美国历史也是如此，唯一的例外是独立战争。罗斯巴德在文章中讨论了1861-1865年的战争，但他会认为，林肯入侵南方各州属于“诸侯对权力的贪婪”这一战争原因，当时被“拯救联邦”的言辞所掩盖（罗斯巴德，2012年）。 米塞斯是对的 米塞斯关于“帝国主义者在寻求战争时并不关心人民的愿望”的观点，与伦道夫·伯恩1918年发表的著名文章《战争是国家的健康》（比《民族、国家与经济》早一年出版）的观点一致。伯恩特别描述了美国的情况，他指出，在和平时期，“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吸引普通民众情感的外衣”——米塞斯写道，这是促使人们默许普鲁士国家的一种手段。因此，伯恩说，在和平时期，“国家几乎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 “然而，随着战争的冲击，国家再次焕发生机。”政府“在没有人民授权、未与人民协商的情况下，进行所有谈判、妥协、威胁和解释，慢慢导致与其他政府发生冲突，并温和而不可抗拒地将国家推向战争。”即使在“最自由的共和国”，所有导致战争的外交政策都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专属“财产”，即使是民选代表也几乎无权置喙，更不用说人民本身了。人民不想要战争；统治阶级的“诸侯”想要战争。这正是伯恩对导致美国加入一战的力量的描述。到那时，美国已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正如查默斯·约翰逊（2004年，第51页）所写，“美国帝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已经奠定。” 约翰逊写道，美国加入一战时的理论是，“我们应该追求一个以美国为榜样、由美国领导的世界民主。这是一个与布尔什维克革命领导人几乎同时发起的世界共产主义愿景同样雄心勃勃、同样充满热情的政治项目。” 米塞斯在本文开头的引文中写道，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以及派遣他们参战的政客——与德国人一样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 参考文献 1. 本·卡尔. 2006. 《自由或死亡：铸就国家的战争》. 牛津：鱼鹰出版社. 2. 伦道夫·伯恩. 未标注日期. 《战争是国家的健康》. 公共秘密局. 2024年5月14日获取. https://www.bopsecrets.org/CF/bourne.htm. 3. 埃利奥特·科恩. 2012. 《被征服的自由》. 纽约：自由出版社. 4. 托马斯·迪洛伦佐. 2002. 《真实的林肯：重新审视亚伯拉罕·林肯、他的议程与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纽约：兰登书屋. 5. 托马斯·迪洛伦佐. 2010. 《美国西部的暴力文化：神话与现实》. 《独立评论》第15卷第2期（秋季）：227-239. https://www.jstor.org/stable/24562364. 6. 约翰·S·艾森豪威尔. 1989. 《离上帝如此之远：美墨战争（1846-1848）》. 纽约：兰登书屋. 7. 迈克尔·费尔曼. 1995. 《公民谢尔曼》. 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 8. 阿道夫·希特勒. 1999. 《我的奋斗》. 纽约：霍顿·米夫林出版社. 9. 查默斯·约翰逊. 2004. 《帝国的悲哀》. 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 10. 格雷格·琼斯. 2013. 《尘埃中的荣誉》. 纽约：企鹅/兰登书屋. 1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2013. 《和约的经济后果》. 伦敦：罗格斯·费希尔出版社. 12. A·J·兰古斯. 2006. 《1812年的联邦》. 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 13. 亚伯拉罕·林肯. 未标注日期. 《亚伯拉罕·林肯第一次就职演说》. 阿瓦隆项目. 莉莲·戈德曼法律图书馆. 耶鲁法学院. 2024年5月16日获取. https://avalon.law.yale.edu/19th_century/lincoln1.asp. 14. 约翰·C·米勒. 1951. 《自由的危机：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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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Spain : a lecture before the Phi Beta Kappa Society of Yale University, January 16, 1899 : Sumner, William Graham, 1840-1910 : Free Download, Borrow, and Streaming : Internet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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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艾伦·泰勒. 2010. 《1812年的内战》. 纽约：诺普夫出版社. 21. 罗伯特·佩恩·沃伦. 1961. 《内战的遗产》. 纽约：野牛图书出版社.

> I believe... whatever doesn't kill you simply makes you... stranger. 蒂姆·波顿（Tim Burton）是美国著名的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和动画师，以其独树一帜的哥特式风格、黑色幽默和怪诞奇幻的想象力而闻名于世。 他1958年8月25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伯班克，从小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喜欢看老式惊悚片和怪物电影，这为他日后的创作风格埋下了种子。从加州艺术学院毕业后，他进入迪士尼工作，虽然早期因风格怪诞与迪士尼的“合家欢”路线格格不入，但这反而成就了他独特的个人美学。 🎨 艺术风格与主题 波顿的作品极具辨识度，常被称为“哥特童话”。他的电影世界里充满了以下标志性元素： * 视觉风格： 偏爱高对比度的光影、黑白配色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复古服饰。 * 核心主题： 孤独、异化与爱。他擅长讲述“怪胎”或“局外人”的故事，用诡异荒诞的表象包裹温暖治愈的内核，探讨人性的孤独与对理解的渴望。 🎬 职业生涯与代表作 蒂姆·波顿的电影生涯跨越数十年，以下是其职业生涯中的关键节点与代表作品： 时间段 关键事件/代表作 备注 早期探索 《文森特》(1982)、《小科学怪人》(1984) 早期动画短片，确立了其黑暗童话的基调。 崭露头角 《荒唐小混蛋奇遇记》(1985)、《甲壳虫汁》(1988)、《蝙蝠侠》(1989) 凭借独特的风格在好莱坞站稳脚跟。 黄金时期 《剪刀手爱德华》(1990)、《蝙蝠侠归来》(1992)、《艾德·伍德》(1994)、《火星人玩转地球》(1996)、《断头谷》(1999) 与约翰尼·德普开启长期合作，创作力的顶峰。 多元发展 《大鱼》(2003)、《查理和巧克力工厂》(2005)、《僵尸新娘》(2005)、《理发师陶德》(2007)、《爱丽丝梦游仙境》(2010) 风格更加多样，多次入围奥斯卡、金球奖等大奖。 近期作品 《小飞象》(2019)、《星期三》(2022-2025)、《阴间大法师2》(2024) 转向流媒体剧集（如网飞的《星期三》），持续活跃。 🤝 核心创作伙伴 * 御用演员： 他与演员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有着长期且默契的合作关系，两人共同打造了多部经典作品。此外，海伦娜·伯翰·卡特（Helena Bonham Carter）也是他电影中的常客，两人在生活与工作中都紧密合作。 * 幕后团队： 长期与作曲家丹尼·艾夫曼（Danny Elfman）合作，其配乐也是波顿电影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 荣誉与成就 蒂姆·波顿被公认为好莱坞的“鬼才”导演，他的作品不仅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也获得了业界的高度认可。他曾荣获： * 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 (2007年) * 法国艺术文化勋章 (2010年) * 东京国际电影节武士奖 (2014年) * 多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等重要奖项的提名。 除了电影，波顿还涉足绘画、摄影和写作，其艺术创作超越了电影媒介的限制，全方位展现了他怪诞而迷人的“异想世界”。

人的行动展示真实偏好，《黑暗骑士》三部曲的第一部结尾，瑞秋对布鲁斯韦恩说，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由其行为定义的。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去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靠嘴上吹嘘，或心里意淫。

想起塔勒布下面这段话，想想其实自己一直以来都还是很保守，冲击力不够其实就是的自身的不自信，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人其实应该反其道越来越有活力而不是随生命老化凋亡。逻辑很简单，岁数越大离死亡越近，可以失去的反而越少了，再不去用行动检验自己的认知机会越来越少了。 塔勒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信念让那些锲而不舍、胸有成竹的人，在无主见的人群中坚持正确行事。永远不要低估人们渴望得到他人认可的需求。为了应对这种满足感的缺失，科学家和艺术家不得不创造出各种奖项和声名显赫的期刊，让凡夫俗子看上去冠冕堂皇，虚荣心得到满足。钢琴练习的例子表达的观点与延迟满足无关，它强调的是在无法获得外在满足的情况下行动的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随机满足的情况下行动的能力。要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坚强地生活。 View quoted note →

理性和认知如果不能转化出行动能力，那么它的高度就很值得怀疑。这映了我的智勇一体论，大勇的背后必是大智，大智的表象即是大勇。 View quoted note →

在命理学中，**“财”与“印”**是八字“十神”体系中非常核心的一对概念，它们不仅代表具体的事物，更代表着两种对立的能量和逻辑。理解“财破印”，本质上就是理解这两种能量的碰撞与博弈。 以下从基础定义、核心矛盾、现实表现和吉凶判断四个维度为你深度解析：   一、 基础定义：什么是“财”和“印”？ 要理解“破”，先得知道这两个字本身是什么。它们是围绕“日主”（出生日的天干，代表你自己）产生的关系： 1. 正印与偏印（简称“印”） - 生我者为印：印星代表生助、滋养日主的能量。 - 核心含义： - 精神层面：学历、知识、智慧、思考能力、贵人运、长辈的关爱。 - 物质层面：房子、车子（作为代步工具而非资产）、工作单位、保护伞、食物。 - 性格特质：仁慈、保守、爱学习、有依赖心、内心有安全感。 - 关键词：输入、积累、保护、精神世界。 2. 正财与偏财（简称“财”） - 我克者为财：财星代表日主所支配、控制的能量。 - 核心含义： - 物质层面：金钱、资产、实业、经营项目。 - 人事层面：男命的妻子（正财）、父亲、下属。 - 性格特质：务实、精明、进取、爱赚钱、注重实际利益。 - 关键词：输出、消耗、支配、物质世界。   二、 核心逻辑：为什么是“财破印”？ 在五行关系中，存在着“财克印”的规律（例如：木为印，土为财，木克土；但反过来说，财星是消耗能量的，印星是补充能量的，二者在能量取向上是对立的）。 **“财破印”**的字面意思是：追求物质利益（财）的行为，破坏了原本的保护机制或精神状态（印）。 这就像一个天平： - 一边是书本和安稳（印）； - 一边是生意和金钱（财）。 - 当你极度倾向于一边时，另一边就会受到压制。   三、 现实生活中的“财破印”表现 这种能量碰撞在现实中非常普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学业与事业的冲突（最典型） - 现象：很多人在大学里（印旺），突然决定辍学去创业（旺财）；或者在职场中，为了赚快钱（财），放弃了考公、考证（印）的机会。 - 本质：“读书无用论”的极端体现。认为书本知识解决不了实际赚钱问题，更相信实战和人脉。 2. 健康与工作的交换 - 现象：为了完成项目、赚取高额奖金（财），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透支了身体（印代表身体、健康）。 - 本质：用健康换金钱。印是身体的保护层，财太旺打破了这个保护层，导致免疫力下降或积劳成疾。 3. 人际关系的变化 - 现象： - 对长辈：为了利益，不听父母或长辈的劝阻（印代表长辈），甚至发生冲突。 - 对规则：为了赚钱，游走在法律或规则的边缘（印代表规章制度、法律），缺乏敬畏心。 4. 内心状态的波动 - 现象：原本内心平和、知足常乐（印旺），但接触了商业社会后，变得焦虑、浮躁、患得患失（财破印），很难静下心来做深度思考。   四、 吉凶判断：“财破印”到底是好是坏？ 没有绝对的吉，也没有绝对的凶，关键在于“身强”还是“身弱”。 1. 身强（日主能量足）：吉，是“富贵”的征兆 - 逻辑：你的能量很强，本身就不需要太多的“印”来生助（甚至印多会让你变得懒惰、空想）。这时“财破印”是好事，它打破了你的安逸和惰性，迫使你去行动、去赚钱。 - 结果：富贵双全。这类人通常能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果断且有魄力，适合经商、创业。 2. 身弱（日主能量不足）：凶，是“耗损”的征兆 - 逻辑：你本身能量就弱，非常需要“印”来保护自己、提供支持。如果此时“财”来破“印”，就相当于**“雪上加霜”**。你想赚钱，但身体或能力跟不上，导致压力巨大，甚至因财招祸。 - 结果：财来财去一场空，或者因贪财而触犯法律，或者长辈健康出问题。 3. 特殊情况：印制财（反向制约） 如果八字中印星非常旺，财星很弱，那么就不是“财破印”，而是“印克财”。表现为：太过保守，不敢投资，有钱也存不住（因为觉得不安全），或者虽然有才华但赚不到大钱。   五、 总结与建议 “财破印”在命理学中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组合，它代表着“为了现实利益，打破既有平衡”。 - 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处于“财破印”的运势中（比如大运或流年遇到）： - 若你身强：大胆去拼，这是你突破阶层、积累财富的最佳时机。 - 若你身弱：请务必收敛欲望，**“破财消灾”**有时是必要的，不要为了追求超出能力范围的财富而透支健康和信誉。多读书、多听长辈劝、守规矩（补印），是化解财破印危害的最好方法。

> 任何真正相信税收“自愿性”的人，不妨尝试拒绝纳税，看看随后会发生什么。 View quoted note →

《为了新自由：自由意志主义宣言》—— 不侵犯原则 作者：罗斯巴德 自由意志主义的信条建立在一个核心公理之上：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不得侵犯他人的人身或财产。这一公理可被称为“不侵犯原则”。“侵犯”被定义为主动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使用或威胁使用物理暴力，因此侵犯与侵略是同义的。 如果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简而言之，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免受侵犯的绝对“自由”权利，那么这立即意味着自由意志主义者坚定支持通常所说的“公民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参与色情、性偏离、卖淫等“无受害者犯罪”的自由（自由意志主义者根本不将这些行为视为“犯罪”，因为他们将“犯罪”定义为对他人人身或财产的暴力侵犯）。此外，他们认为征兵制是大规模的奴隶制；而由于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必然导致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自由意志主义者将此类冲突视为大屠杀，因此完全不具有合法性。 在当代意识形态谱系中，所有这些立场都被视为“左翼”。但另一方面，由于自由意志主义者同样反对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这也意味着他们同样坚决反对政府通过管制、监管、补贴或禁令等方式干预财产权或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如果每个个体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财产而不必遭受侵略性掠夺，那么他也有权捐赠财产（遗赠和继承），并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财产交换他人的财产（自由契约和自由市场经济）。自由意志主义者支持不受限制的私有财产权和自由交换权，因此拥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 再以当前的术语来说，自由意志主义者在财产和经济问题上的立场会被称为“极右翼”。但自由意志主义者并不认为在某些问题上是“左翼”、在另一些问题上是“右翼”存在矛盾；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立场几乎是唯一一致的，始终围绕每个个体的自由展开。左翼怎么能一边反对战争和征兵制的暴力，一边又支持税收和政府管制的暴力呢？右翼怎么能一边吹嘘自己对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的忠诚，一边又支持战争、征兵制，并将自己认为不道德但无侵犯性的行为列为非法呢？右翼怎么能一边拥护自由市场，一边却对军工复合体带来的巨额补贴、市场扭曲和非生产性低效视而不见呢？ 自由意志主义者反对任何个人或群体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侵犯，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纵观历史直至今日，存在着一个核心、主导且首要的侵犯这些权利的主体：国家。与左翼、右翼或中间派的所有其他思想家不同，自由意志主义者拒绝给予国家道德豁免权——让其实施那些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若由社会中任何个人或群体实施便属于不道德、非法和犯罪的行为。简而言之，自由意志主义者坚持将普遍道德法则应用于每一个人，不对任何个人或群体给予特殊豁免。但如果我们剥去国家的伪装就会发现，国家被普遍允许甚至鼓励实施所有即便非自由意志主义者也承认是应受谴责的罪行：国家习惯性地实施大屠杀，却称之为“战争”，有时也叫“镇压颠覆活动”；国家将人们强制征召入伍，称之为“征兵制”；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强制掠夺，称之为“税收”。自由意志主义者坚持认为，这些行为是否得到多数民众支持，与其本质无关：无论是否获得民众认可，战争就是大屠杀，征兵制就是奴隶制，税收就是抢劫。简而言之，自由意志主义者就像寓言中那个孩子，坚持指出皇帝其实一丝不挂。 古往今来，国家的知识阶层为皇帝编织了一系列虚假的“外衣”。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知识分子告知公众，国家或其统治者是神圣的，至少拥有神圣的权威，因此那些在天真无知者看来是大规模专制、大屠杀和掠夺的行为，实则是神圣力量在政治体中施展的仁慈而神秘的作用。近几十年来，随着神圣豁免权的外衣逐渐破旧，皇帝的“宫廷知识分子”编造了更为复杂的辩解：他们告诉公众，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公共利益”和“公众福利”，税收和支出通过神秘的“乘数效应”维持经济稳定，而且无论如何，许多政府“服务”都不可能由公民通过市场或社会中的自愿行为来提供。自由意志主义者对这一切均予以否认：他们认为这些种种辩解都是为了获取公众对国家统治的支持而进行的欺诈，并且坚持认为，政府实际履行的任何服务，都能由私人和合作企业以更高效率、更符合道德的方式提供。 因此，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自己的首要教育任务之一，是在不幸的民众中传播对国家的祛魅与去神圣化。他们的任务是反复且深入地证明，不仅专制国家的皇帝，甚至“民主”国家也毫无正当性；所有政府都通过对公众的剥削性统治生存；这种统治并非客观必需。他们努力表明，税收和国家的存在必然导致剥削者统治者与被剥削者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分化；他们试图揭示，始终支持国家的宫廷知识分子的任务，向来是编织神秘色彩以诱导公众接受国家统治，而这些知识分子作为回报，会从统治者对被蒙蔽民众的掠夺中分得一杯羹。 以税收制度为例，国家主义者声称税收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自愿的”。任何真正相信税收“自愿性”的人，不妨尝试拒绝纳税，看看随后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分析税收就会发现，在社会中所有的个人和机构里，只有政府通过强制性暴力获取收入。社会中的其他所有人，要么通过自愿捐赠（社团、慈善机构、国际象棋俱乐部等）获得收入，要么通过向自愿购买的消费者出售商品或服务获得收入。如果除政府之外的任何人进行“征税”，这显然会被视为胁迫，是赤裸裸的抢劫。然而，“主权”的神秘外衣掩盖了这一过程，只有自由意志主义者愿意直言不讳地指出税收的本质：大规模的合法化、有组织的抢劫。

😇

# 战争与领袖都不伟大 Raico [本文为《伟大的战争与伟大的领袖》（2010年版）序言]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坦言，他于1740年从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手中夺取西里西亚省，只因自己初登王位，急需树立威名。这一行为引发了奥普战争，并逐渐升级为一场全球性战争（在北美被称为“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直至1763年才宣告结束。当然，数万生灵在这一系列战争中丧生。 腓特烈的这番坦白，在各国领袖的史册中或许是独一无二的。总的来说，统治者们在揭露战争的真实缘由及作战手段时，向来更为谨慎。借口与托词层出不穷。而在如今的民主社会中，这些借口往往会得到顺从的教授及其他知识分子的支持——甚至是他们凭空捏造的。 数十年来，揭露此类战争及战争行为的借口，一直是历史修正主义（或称“修正主义”）的核心要义。修正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如今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始终紧密相连。 国际事务领域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当属理查德·科布登。他发起的废除《谷物法》运动于1846年取得胜利，为英国带来了自由贸易与繁荣。科布登的两卷本《政治著作集》，通篇都是对英国外交政策的修正主义解读。 科布登认为： > “英国的中产阶级与劳动阶级，唯有维护和平方能获益。战争带来的荣誉、名望与利益，与他们毫无干系；战场不过是贵族阶层的‘丰收之地’，浇灌这片土地的，是民众的鲜血。” 他期盼有朝一日，“不涉外交”能成为所有渴望代表自由人民的人的座右铭。科布登甚至将英国针对法国大革命的灾难性战争——这场持续了一代人之久、直至滑铁卢战役才落幕的战争——归咎于英国上层阶级对法国反贵族政策的敌视。 谴责贵族阶层所谓的“好战本性”，是早期自由主义作家的惯用论调。但当科布登目睹英国民众对“克里米亚战争”（为支持奥斯曼土耳其而对抗俄罗斯）的狂热追捧时，他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他公开反对这场战争，其好友、曼彻斯特学派的联合领袖约翰·布莱特也予以支持，这导致两人在下次选举中均失去了下议院席位。 布莱特比其同僚多活了20年，亲眼见证了本国日益高涨的帝国野心。1884年，备受赞誉的自由党首相威廉·格莱斯顿下令英国皇家海军炮轰亚历山大港，只为追回埃及欠英国投资者的债务。布莱特轻蔑地将这场战争斥为“投机者的战争”——一场为特权资本家阶层服务的战争，并随即辞去了格莱斯顿内阁的职务。但他从未忘记自己走上反帝国主义道路的契机。一次，布莱特带着年幼的孙子经过伦敦一座标注着“克里米亚”的纪念碑时，孩子询问纪念碑的含义，布莱特只简单答道：“一场罪行。” 赫伯特·斯宾塞是他所处时代最广受欢迎的哲学家，他完全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他对国家主义的敌视，集中体现在这句断言中：“无论人类是否生来罪孽深重，政府由侵略孕育、靠侵略维系，这一点毋庸置疑。” 斯宾塞指出，国家天生具有“军国主义倾向”，这与公民社会的和平交往背道而驰。他还谴责了自己所处时代英国在华、南非等地发动的战争，并驳斥了为这些战争辩护的各类说辞。 在美国，无政府主义作家莱桑德·斯波纳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他甚至曾与约翰·布朗合谋，计划在南方发动奴隶起义。然而，他却强烈反对美国内战，认为这场战争侵犯了南方各州脱离这个不再代表他们利益的联邦的权利。《国家》杂志颇具影响力的主编E.L.戈德金一生都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谴责美西战争。与戈德金一样，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是自由贸易与金本位制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他是耶鲁大学首位社会学教授，著有大量著作。但他最具深远影响的作品，是那篇多次重印、如今可在线查阅的论文《西班牙征服美国》。在这篇标题颇具讽刺意味的作品中，萨姆纳将美国对菲律宾发动的残酷战争——这场战争导致约20万菲律宾人丧生——描绘为美国版的帝国主义行径，其对殖民地的贪婪欲望，与当时西班牙的衰败状态如出一辙。 毫不意外，最彻底的自由主义修正主义者，是激进派代表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如今被称为“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在关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著作中，莫利纳里彻底揭穿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建国神话。18世纪后期，法国本已在逐步、自然地迈向自由主义改革；而大革命终止了这一进程，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权力前所未有的扩张，以及长达一代人的战争。19世纪那些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政党，实际上是获胜的掠夺性中产阶级剥削社会的工具——他们通过关税、政府合同、国家对铁路及其他行业的补贴、国家支持的银行业，以及在不断扩张的官僚机构中大量的就业机会获利。 1912年，莫利纳里在去世前一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中，依旧立场坚定。他指出，美国内战并非一场单纯为解放奴隶而发起的人道主义运动。这场战争“摧毁了被征服的各州”，但幕后操纵的北方财阀却达成了目的：推行恶性贸易保护主义，最终“催生了托拉斯制度，并造就了亿万富翁”。 自由意志主义修正主义延续至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批判素材，其中包括阿尔伯特·杰伊·诺克的《有罪国家的神话》，以及H.L.门肯持续不断、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揭露——他揭穿了美国战争及战争制造者的谎言。下一代的弗兰克·乔多洛夫是“老右派”的最后一位巨擘，他写道：“孤立主义并非一项政治政策，而是一个民族的自然态度。”如果让民众自行决定，他们“不会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习俗与价值观强加给陌生人”。乔多洛夫毫不回避这个带有负面意味的词汇，他呼吁“回归孤立主义——正是这种政策让美国繁荣了一个多世纪，并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钦佩”。乔多洛夫是“校际个人主义协会”（ISI，后更名为“校际研究协会”）的创始人，他因反对朝鲜战争，与当时的“新右派”（新保守主义者）分道扬镳。 默里·罗斯巴德继承了这一完整遗产，他不仅对其了如指掌，还对其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发展。除了诸多其他令人惊叹的贡献外，默里与他的同事伦纳德·利乔将历史修正主义引入了蓬勃发展的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我也因此受到影响）。如今，米塞斯研究所的卢·洛克韦尔及其相关领域的杰出学者——尤其是孜孜不倦的汤姆·伍兹——正满怀热忱地继续着这项工作。 本书收录的文章与评论，大多经过扩充，均承袭了自由意志主义修正主义传统，深受默里·罗斯巴德精神的启发。这些文章揭露了我们近代一些最邪恶却又备受爱戴的统治者所犯下的、被奉为神圣的谎言与罪行。我希望能以微薄之力，从历史角度揭示国家的本质。 此外，我还关注到一种如今近乎被遗忘的奇特现象：20世纪30至40年代，众多备受尊敬的西方知识分子对约瑟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伟大实验”怀有深切的热爱。他们的宣传影响了多位西方领导人，也影响了西方对苏政策。在我看来，即便是在今天，这一现象也值得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主义反思。 [本文为《伟大的战争与伟大的领袖：自由意志主义的反驳》（2010年版）序言]

许多社会主义作家强调，经济恐慌和商业萧条的一再出现乃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一种必然现象。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可避免这种祸患。 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只有政府的价值判断是算数的，人民无权使自己的价值判断有效。执政者并不在乎大众是否赞成他作的决定。将多少生产要素投资于消费品的生产，或投资于资本品的生产，取决于执政者。如果他投资过多因而削减了目前的消费品，人民则必得饿着肚子闭着嘴。这当然不会有恐慌发生，因为人民没有机会宣泄他们的不满。在完全不存在商业活动的地方，商业活动既称不上好也称不上坏。这种地方有的是饥荒，却不存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萧条。 —— 米塞斯《人的行动》

澳门英皇娱乐酒店大厅地板下的79 公斤黄金被全部挖出卖掉。 买入价：940 万港元 卖出价：9970 万港元

不要爆仓，至少主力账户不要爆仓，不要加杠杆，只要没有不亏成渣，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机会、好运气的，前提就是到时候还能有钱建立正确的头寸。 View quoted note →

今天把仓位给降了1/4，虽然盘面给我的感觉还是要向上，但纪律还是得遵守，生存才是第一法则。 View quoted note →

明天计划癌股减点仓，1月份可以说中起中落吧，浮盈比想象的来得多来得快，回吐也同样。凸性策略就是这样的，不得不经常接受中小型爆米花行情的过眼云烟，只要每次参与不亏损或非常有限的亏损，长期保存完整的游戏资格，总有遇到好运的时候，何况即使没有又何妨呢？

昨天在160买了2倍做多白银，当晚175收盘，现在变125了🤣，得亏就买了一张。 白银暂时还是不碰了，黄金看起来更硬一些，在手的先拿着不动，观察一阵子再说，毕竟只是试仓阶段，虽然涨跌还挺大，对账户整体影响微弱。线上的金银就只是投机，跟线下的实物完全两回事。 影响比较大的是加密币最近开始的大跌，不过成本较低，只是浮盈缩水，如果愿景很小，早就可以卖掉一部分了，长远的规划就要长远的执行，大跌是好事，又有机会建立更大仓位。 View quoted note →

你询问的《为什么我们甘愿放弃自由？》，实际上是对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马蒂亚斯·戴斯梅（Matthias Duytschaever）同名力作的介绍，该书深度探讨了极权主义兴起的心理根源。 这本书的核心在于剖析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在民主制度下，人们为何会通过手中的选票，主动催生出极权和独裁？这与著名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经典著作《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所探讨的主题高度契合，两者都揭示了人类在面对自由时的复杂心理。 结合这本书的观点以及相关思想背景，我为你整理了以下核心内容： 1. 核心观点：极权基于人性，自由需要代价 作者马蒂亚斯·戴斯梅在书中指出，极权主义并非遥不可及，它离我们很近，甚至根植于人性之中。 * 集体催眠与道德沦丧： 极权主义像一种“集体催眠”，它会摧毁人的道德意识，抹杀批判性思考。人们为了融入集体或追随某种“崇高”的理想，甘愿为自己绑上枷锁。 * 意识形态的操控： 极权运动的核心是强大的意识形态。它为群众构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世界观，并赋予行动正当性。当真假难辨、错假信息泛滥时，虚构的谎言跨越了道德底线，人们便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独立思考。 2. 为什么我们“甘愿”放弃？ 书中探讨了人们为何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由，这背后主要有几个心理机制： * 对“虚构谎言”的屈服：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往往难以辨别真相。当“虚构但说得通的谎言”反复被灌输时，许多人不会察觉不对劲，反而将其奉为真理。 * 为了“崇高理想”牺牲自我： 受意识形态驱动的人群，往往认为自己在为一个宏大的历史使命服务。在这种狂热下，他们不仅接受奴化，甚至随时准备牺牲个人自由，为所谓的“美好未来”献身。 3. 关联思想：弗洛姆的《逃避自由》 虽然你提到的书名是戴斯梅教授的作品，但在探讨这一议题时，无法绕开弗洛姆的经典理论。弗洛姆认为，现代人面临的困境是“自由与孤独的两难”： * 自由带来的重负： 现代人虽然摆脱了封建束缚，获得了独立，但也陷入了孤立、焦虑和无力感中。 * 逃避机制： 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和焦虑，人们倾向于“逃避自由”。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寻找一个新的权威（受虐-施虐冲动）来依赖，或者盲目从众。 * 两种自由： * 消极自由： 摆脱束缚，但可能陷入空虚。 * 积极自由： 通过自发的爱和创造性劳动，实现自我与他人的联结。弗洛姆主张通过这种“积极自由”来对抗极权主义的诱惑。 💡 总结 《为什么我们甘愿放弃自由？》这本书警示我们：自由并非理所当然，它需要持续的警惕和维护。 * 清醒的代价：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拥有自由意味着要独自承担选择的后果和风险。 * 保持清醒： 面对汹涌的舆论和意识形态，学会在人群中保持清醒，保留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是避免陷入“集体催眠”的唯一途径。正如书中所言，只要多增加一个清醒的人，人性的冬日终将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