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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癌股走的不错，如果量能不萎缩，继续在这里拉扯的话，距离暴力突破不远了，考虑要不要稍微加重点仓位。当然脑袋拍错的可能性也不小，大不了砍仓。 View quoted note →

# 自由的伦理是什么（9）：社会而非国家，才是自由交换的沃土 ## 1. 与国家间的关系的道德状态如果国家是一个进行制度化的犯罪和侵略的庞大机器，也就是取得财富的“政治方式的组织”，那么这意味着国家是一个犯罪组织，因此它的道德地位与我们在此书中讨论的任何正当的财产所有人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这也意味着与国家之间达成的合同、对国家的承诺以及国家作出的承诺，其道德状态也是在根本上有区别的。这意味着不能说以下行为是不正义的或不道德的： - 未能向国家缴税， - 占用国家的资产（它在占用者手中）， - 拒绝遵守国家的命令， - 或者违反与国家之间的合同（因为不能认为违反与犯罪分子之间的合同是不公平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以征税形式进行征收取得的财产是混为一体的，是不大可能指出特定财产的特定所有人的。那么，欺骗国家也变得符合道德的了。在道德上并不要求任何人真实地回答强盗，所以在道德上也不可以要求任何人真实地回答国家所提出的类似问题，比如，在填写所得税申报表的时候。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建议或要求不合作主义，不缴纳税款、欺骗国家或者从国家那里偷窃，因为经谨慎考虑，这些行为很可能是不明智的，因为国家机器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是我们说的是这些行为是**正义的**，在道德上是**正当的**。那么，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变成相关个人纯粹出于审慎的和实际的考虑，他必须把国家当作一个具有现实的占优势的权力的敌人。在一个自由社会或自由市场，行贿者的行贿行为是合法的，反而是受贿者在欺骗某人（比如一个雇主）从而应该被控诉。那如何看待向政府官员行贿呢？这里必须注意到“**攻击性的**”和“**防御性的**”这两种行贿的区别： - 第一种应该被视为是不恰当的和带有侵略性的， - 而后者应该被认为是恰当的和合法的。让我们考虑一个典型的“攻击性的行贿”：一个黑手党首领向警察行贿，以在某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排除竞争对手经营赌场。在这里，黑手党成员和政府勾结强迫竞争性的赌博经营者。在这个案件中，黑手党成员是政府侵犯他的竞争对手这种行为的发起者和从犯。另一方面，“防御性的贿赂”就有根本不同的道德状况。比如，在这样的案件中，鲁滨逊因为赌场在某一特定区域被非法化，从而向警察行贿以请求允许他的赌场能运作——这是一种对不幸情况的完全正当的回应。实际上，防御性的行贿在全世界都起到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在很多国家，没有行贿的润滑剂是无法做生意和交易的，通过贿赂可以避免那些曲折的和破坏性的法规以及勒索。那么，一个“腐败的政府”，与一个其官员非常严格地执行法律的“毫不贪污受贿的政府”相比，并非必然是一件坏事。“腐败”至少可以允许一个社会中自愿交易和行为的局部繁荣。当然，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规章、禁令或者负责执行的官员本身都不能被合法化，因为他们和那些勒索根本都不应该存在。基于政府是一个针对其市民的权利和人身的侵略性组织，那么对它的运作的完全披露至少是它的统治对象可以从国家手中夺取的一个权利，这些信息可以用来抵抗或削弱国家全力。国家对社会并非是必要的，国家是一个极度的反社会的机构，靠寄生于私人市民的生产性活动而得以生存。道德上，国家必须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从而不在确定和保证私人市民的权利和正当财产的通常的自由主义法律体系范围之内。因此，从正义和道德的视角出发，国家不能拥有任何财产，不能要求服从，不能执行与它签订的合同，甚至根本就不能存在。包括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托马斯主义者在内的国家的辩护者所犯下的一个重大的不合逻辑的推论是，从社会的必要性转换到国家的必要性。相反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国家是一个反社会的工具，它使自由交换、个人创造、劳动力分工全部失稳破坏。 > “社会”是一个关于在和平的交换和市场之中的自愿的人际关系的便利标签。 > “社会权力”是在经济和文明社会中自由交换的结果， > 而“国家权力”是对这些结果的强制性干涉和剥削。人类历史主要就是在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的竞争，一方面是和平和自由地生产创造的有益结果，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对自由的和生产性的社会进程的寄生虫般的失稳破坏。在任何意义上，国家并不是人类本性所需要的，实际上是截然相反的。 ## 2. 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理想的道德世界，没有国家的存在，当然也没有外交政策的存在。但是，考虑到国家的存在，自由主义给出的外交政策指引是，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个人的强制程度。战争，即使是正义的防卫性战争，也只是在把暴力的行使严格限制于针对罪犯自身的时候是正当的。我们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在历史上有多少战争或冲突符合这样的标准。常常有人主张那些可怕的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与早期的更简单的武器相比，仅仅是程度的差别，而不是种类的差别。但如果使用的是弓箭甚至步枪，只要愿意，它们都可以被精确地瞄向实际罪犯，而现代的核武器不可以。这是一个在性质上的关键区别。所以核武器或者类似的武器的使用，或者仅仅是威胁，都是反人类的犯罪。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反国家的革命或者私人主体之间的冲突，这两者之间存在关键的和重要的区别。在同一个地理区域内发生革命冲突时，国家的宠臣和革命者都是居住在同一块领土上。而国家间战争是发生在两个集团之间，这两个集团都对自己的地理领域享有垄断权；也就是说，它发生在不同领土的居民之间。从这个区别还可以引申出几个重要的结果： 1. 在国家间战争的情况下，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作用范围大大增加了。 2. 革命党人用武器精确瞄准对象并把对方局限于国家敌人是可能的，从而可以避免侵犯无辜的人们，但是在国家之间战争的情况下，精确瞄准就不大可能了。 3. 因为每个国家都可以调动起区域内的所有人民和资源，另外一个国家会至少暂时地视对方国家的所有居民为它的敌人，从而相应地对待他们，也就是把战争延伸到他们身上。从而，领土之间战争的所有结果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国家间战争将包含每一方对对方的无辜平民——私人个体的侵犯。所有的国家战争，都涉及对国家自己的纳税人的加大侵犯，另外几乎所有的国家战争（在现代战争中是全部）涉及对敌对国家统治的无辜市民的最大的侵犯（谋杀）。因此，国家的战争永远是应该被谴责的。简要地说，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把任何已经存在的国家对人身和财产的侵入限定在尽可能小的程度。这就意味着**完全避免战争**。每个国家的人民应该向“他们”各自的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不要互相攻击，并且，如果冲突产生了，根据物质条件的可能性尽快地谈判协商寻求和平或者宣布停火。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和互不侵犯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政策的一个必然推论是，**严格戒绝任何外援**，也即一国对另一国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