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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time-preference #anarcho-capitalism #libertarianism #bitcoin #mon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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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months ago
# 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的区别 (本文节选自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所著《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 从我们的分析视角来看,货币主义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学派之间的相似之处远多于可能存在的差异。事实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本人也曾承认:“我们都在使用凯恩斯主义的语言和分析框架,而且没人再认同凯恩斯最初的结论了。” 另一方面,彼得·F·德鲁克指出,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本质上和认识论层面都是一名凯恩斯主义者:“他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是宏观经济学,将国家政府视为单一主体和核心推动力量,通过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理论完全以需求为核心,货币与信贷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是唯一的经济现实。他将货币供应量视为本源、将利率视为衍生结果的观点,不过是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细微修饰罢了。” 此外,早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之前,芝加哥学派的主要货币主义理论家就已在为经济萧条开出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药方”,并主张扩大财政赤字。 ## 表VII-1 两种对立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 维度 | 奥地利学派 | 宏观经济学派(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 | | :--- | :--- | :--- | | 1. 时间 | 发挥核心作用 | 忽略时间的影响 | | 2. 资本 | 被视为异质的资本品集合,这类资本品会不断损耗,必须进行替换 | 将资本视为同质的资金池,可自行再生 | | 3. 生产过程 | 具有动态性,且被划分为多个纵向阶段 | 认为生产结构是单维度、横向的均衡状态(收入循环流动) | | 4. 货币影响 | 通过改变相对价格结构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 | 仅影响总体物价水平,不考虑相对价格的变动 | | 5. 宏观经济解释 | 通过微观经济层面(相对价格的变动)来解释 | 宏观经济总量分析掩盖了底层的微观经济扭曲(资源错配) | | 6. 经济危机成因 | 认为具有内生性成因,并能解释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根源在于制度缺陷: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与人为信贷扩张) | 缺乏危机内生性理论,认为危机由外生因素导致(心理因素、技术变革或货币政策失误) | | 7. 资本理论 | 拥有一套完善的资本理论(生产结构理论) | 缺乏资本理论 | | 8. 储蓄的作用 | 发挥决定性作用:储蓄会导致生产结构发生纵向变化,并决定应采用的技术类型 | 认为储蓄无关紧要:资本仅进行横向再生(数量增加但类型不变),生产函数固定,由技术水平决定 | | 9. 资本品与消费品需求关系 | 呈反向关系:所有投资都依赖储蓄,因此会导致消费品需求暂时相对下降 | 呈正向关系 | | 10. 生产成本 | 具有主观性,并非预先确定的常量 | 具有客观性、实在性且预先确定 | | 11. 价格与成本的关系 | 市场价格决定生产成本,而非相反 | 生产的历史成本决定市场价格 | | 12. 利率决定机制 | 是由时间偏好的主观估值决定的市场价格:通过对资本品未来预期收益流进行贴现,可得出其现值(每种资本品的市场价格都趋向于该现值) | 由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或效率决定(即资本品未来预期收益流与生产该资本品的历史成本——被视为固定不变的常量——相等时的内部贴现率),且短期利率主要由货币因素决定 | 表VII-1将货币主义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学派归为一类,是因为二者的相似之处远多于分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两个学派之间确实存在一些重要差异。 尽管两者都缺乏资本理论,且均采用相同的“宏观”方法分析经济,但货币主义学派更关注长期,认为货币与实际经济事件之间存在直接、即时且有效的关联;而凯恩斯主义学派则以短期分析为基础,对货币与实际经济事件之间的关联持怀疑态度——即怀疑这种关联能否确保经济达到并维持均衡状态。 相比之下,本文所阐述的奥地利学派分析理论及其依托的完善资本理论,为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极端观点提供了一条合理的中间路径。 事实上,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冲击(信贷扩张)是导致经济体系内生性偏离“均衡”、走向不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根源。换句话说,他们解释了为何资本供给结构往往与经济主体对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不匹配(从而导致萨伊定律暂时失效)。 然而,在企业家精神、盈利动机和相对价格变动的推动下,某些不可阻挡的微观经济力量会扭转信贷扩张带来的失衡效应,使经济重新恢复协调。 因此,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现象与实际经济现象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用哈耶克的术语来说就是“松动的连接”。这种关联既不像货币主义学派所宣称的那样绝对,也并非如凯恩斯主义学派所断言的那样完全不存在。 简而言之,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均不具有中性,而与货币相关的机构(尤其是银行)必须建立在普遍的法律原则之上,以防止纯粹的货币因素导致“相对价格扭曲”。这种扭曲会引发大规模的资源错配,并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与衰退。 基于此,奥地利学派理论家将以下三点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按重要性排序): 1. **货币供应量必须尽可能保持稳定**(例如实行纯粹的金本位制),尤其要避免信贷扩张。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回归规范货币银行存款合约的传统法律原则,并要求银行实行100%准备金制度。 2. **应尽可能确保各类商品、服务、资源及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保持灵活性**。总体而言,信贷与货币扩张规模越大,相对价格就越容易僵化,人们就越难认识到价格缺乏灵活性的真实代价,经济主体的行为习惯也会越发扭曲。最终,经济主体会形成一种错误认知,认为关键的经济调整总能且总应通过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来实现。无论如何,正如我们此前所论证的,经济失衡的间接根本原因在于信贷扩张——信贷扩张引发普遍的资源错配,进而导致失业。市场越僵化,失业率就越高。 3. **当经济主体签订以货币为单位的长期合同时,他们必须能够充分预测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无论是在二战后货币单位购买力持续下降的情况下,还是在采用稳定货币供应量政策后货币购买力逐步、可预测上升的情况下,这一要求都相对容易满足。事实上,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一条件更有可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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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months ago
题不会白做的,做多了可以成家。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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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months ago
新泽西州废弃的喜来登酒店在短短 30 秒内坍塌。前NASA工程师、YouTube博主马克·罗伯领导了这个项目。他的团队建造了一个受“愤怒的小鸟”启发的巨型弹弓,可以引爆由专业爆破专家预先精心放置的炸药。该地块计划用于未来的仓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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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months ago
一直记着一段话:“绝大多数波动都会以超越策略容忍度的形式出现,又或者说,绝大多数波动都会打穿绝大多数人的策略容忍度才会停止。” 癌股最近三个交易日走的有些诡异,虽然直觉上至少还能冲一波,但很可能需要先杀跌再追涨。越来越觉得,交易的世界里总是傻瓜克高手的,正反都成立。 View quoted no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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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months ago
让aibot查了几个参赛ai的策略,暂且当这个回答是准确的。 认为可变策略优于固定策略,这很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并不总是进步的,甚至可能是大大倒退的,交易上重要的是交易逻辑,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行动),人不是无机物,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因而绝不能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只能采用定性而非定量的方法,策略是否具有正期望值比(自以为是的)预测的准确性、精确性重要得多。 认为可变策略优于固定策略的一种预设是可以通过数据拟合消除不确定性,这可能吗?不可能吗? 当然,以上绝非说要僵化死守某一固定策略,那是建立在世界观模糊正确之上的方法论的改进。 View quoted no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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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months ago
# H·韦尔塔·德索托:在五月功绩勋章授予仪式上的致辞 **标签**: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教育 **来源**:米塞斯通讯 **发布时间**:2025年11月1日 > 以下是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教授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五月功绩勋章授予仪式上的获奖致辞,时间为2025年4月27日。 --- 首先,我要向这份殊荣——由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代表阿根廷授予我的五月功绩勋章——表达衷心的、诚挚的感谢。我也想借此难得的机会,向全体阿根廷人民传递一份鼓励、支持与希望;当然,也向西班牙及世界其他密切关注这个伟大国家走向的人们致意。自哈维尔·米莱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阿根廷总统以来,这个国家已成为目前深陷“国家主义”泥潭、站在历史十字路口上的所有国家的典范。在这个路口,它可以选择——正如阿根廷所做的一样——将自由作为唯一的选择,以取代持续的政治纷争、战争及各种社会和经济动荡,这些都是国家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也是如今正困扰全人类的现实问题。 经济学早已证明,国家不仅是不必要的虚幻之物,而且从科学角度来看,它也无法兑现其对人类的承诺。在大众认知中,人们认为国家是不可或缺,因为人们将国家的存在与它当前(尽管低效)垄断提供的诸多服务及资源划等号。人们注意到诸如道路、医院、学校和公共秩序是由国家供给,由于这些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们在没有进一步分析的情况下就得出“国家必然不可或缺”的结论。他们没有意识到,通过市场的自发秩序、企业家的创造力与私有财产,这些产品能以更高品质、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尤其是更道德的方式生产出来。此外,人们还陷入另一种误区:认为国家是保护弱势群体、无助者、穷人与贫困者的必要条件,却没有理解那些所谓的保护措施——正如经济理论反复揭示的那样——实际上往往会对那些它们声称要保护的人造成伤害。 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财产权利的界定、获取、交换与捍卫——这些推动社会进程的核心要素——并不需要暴力垄断机构的介入。这种机构非但没有必要,反而适得其反:国家通过践踏多重合法产权来运作,对产权的保护极其薄弱,更侵蚀了个人尊重私有财产权的习惯。 法律体系是整合法律普遍原则的进化体现,尤其是与人性密不可分的财产权原则。因此法律并非国家(无论民主与否)所制定,而是早已存在于人性之中——纵使它需经由法理学在时间长河中逐步发掘与整合,更需通过进化与习惯的方式在法学理论中确立。国家既无须定义法律,亦无需强制执行或捍卫法律。当今时代,私营安保公司服务已成常态——即便政府机构亦广泛采用——此理尤为显明。若试图详述私营部门如何提供当今被视为“公共产品”的服务,实属不切实际。事实上,若允许无数企业家自由创新,他们必将为当下难题设计出无数创业解决方案——虽然这些方案今日尚不可知。即便是最怀疑论者,也必须承认:由创造性协调行动驱动的市场机制确实有效,其效能恰恰取决于国家是否强制干预社会进程。当市场的自发秩序无法自由发展时,困难与冲突便必然滋生。 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去设想一个由私人安保、防卫和仲裁机构组成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网络将会如何运作——每个机构都或多或少地支持着不同的替代性法律体系——我们都绝不能忘记:我们无法确切预知无政府状态的未来图景,恰恰源于企业家功能的创造性本质。正如柯兹纳所言,正是这种创造力让我们确信,当所有相关人类的努力与企业家创造力都倾注于解决问题时,任何难题终将被克服。 也就是说,多亏了经济科学,我们不仅知道市场是有效的,而且知道国家主义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能实现它所承诺的。国家不可能在其试图介入的社会进程的任何领域中完成协调目标,奥地利经济学派详细考察了四个原因: 1. **信息极度分散**:所需信息量极其庞大,而这些信息完全以分散形式存在于每日参与社会进程的八十亿人之中。 2. **信息具有隐性特征**:国家干预机构所需的信息主要是隐性且难以言传的,因此无法以明确的方式传达,这也意味着国家的指令不具有协调意义。 3. **信息是动态变化的**:社会层面的信息并非“既定”的或静态的,而是随人类创造力不断变化的,因此显然不可能将那些只有在明天才会产生的信息传递出来。而这些信息正是国家干预机构为了实现其目标而在明天所需要的。 4. **强制性阻碍创业活动**:最关键的是,国家指令的强制性阻碍了创业活动的开展,因此使干预机构的指令具有协调作用所需的信息在一开始就没有产生。 此外,国家一旦存在,其权力扩张几乎不可阻挡。历史分析无可辩驳:国家权力从未停止扩张。它之所以持续膨胀,是因为国家这一垄断性暴力机构,当它与人性相结合时,其危害是巨大的。国家像一块不可抗拒的磁铁,吸引并驱动着人性中的欲望、弱点与最扭曲的一面。一方面,人们试图逃避其规定,另一方面又竭尽所能利用国家的垄断权力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此外,特权利益集团的联合效应、“政府短视”与“贿赂选票”现象、政治阶层的狂妄自大倾向,以及官僚机构的失责与盲目,共同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而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危机又不断使这种风险加剧;而讽刺的是,这些危机总被政治阶层当作借口,要求更多干预。但干预不仅未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恶化。 国家已成为人人仰慕和崇拜的偶像。国家崇拜无疑是当今社会最严重、最危险的疾病。我们被教导要相信:每个问题都能且必须被国家及时发现并解决。我们的命运取决于国家以及掌控国家的政客们,他们被认为能保障我们福利所需的一切。如此一来,人类依然处于幼稚状态,背离了自身创造性的本质(这恰恰是未来的社会具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的根源)。人们渴求拥有一颗“水晶球”,不仅能预知未来,而且能解决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这种民众的幼稚化被政治阶层刻意纵容,因为这为其存在提供了理由,也巩固了他们的受欢迎程度、主导地位及控制能力。 更有甚者,众多的知识分子、所谓的专家以及社会工程师也加入了这种对权力的狂热崇拜之中。就连教会或最受尊崇的宗教派别也未能察觉到,如今国家崇拜已经成为自由、道德与负责任的人类的首要威胁。国家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虚假偶像,被所有人崇拜,它不允许人类摆脱其控制,也不允许人类保持超越其掌控的道德或宗教忠诚。更离谱的是,他还实现了某种在先验上看似不可能达成的目标:以迂回而系统的方式,向公民群体隐瞒国家本身才是社会冲突与弊病的真正根源,并四处制造替罪羊(诸如资本主义、营利动机、私有财产等),将责任转嫁于此,并对其施以最严厉的谴责,甚至道德与宗教领袖也大多未察觉这种欺骗,或不敢揭露:在这个世纪,对国家崇拜的膜拜才是宗教、道德乃至人类文明的主要威胁。 或许教会内部的主要例外,在于本笃十六世所著的《拿撒勒人耶稣传》这部杰作。任何具备最基本历史认知的人,在读过本笃十六世关于邪恶势力对人类最大诱惑的论述后,都应明白国家与政治权力实为敌基督的制度化身,我在此直接引用拉辛格的原文: > “诱惑者的手段并不粗鄙到直接建议我们崇拜魔鬼。他只是暗示我们应当做出理性的选择,即优先考虑一个计划的、有组织的世界,在那里,上帝作为私人信仰有存在的空间,但绝不能干涉我们的核心目标。索洛维约夫(Soloviev)认为《通往世界和平与福祉的开放之路》(The Open Way to World Peace and Welfare)是敌基督的一本书。然而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部新《圣经》,其真实教义是崇拜福祉与理性规划[的国家]。(第二卷,第66-67页)” 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例如《指环王》(销量2.7亿册)的伟大作者J·R·R·托尔金——我们许多人都曾沉醉于他的作品,而我完全认同他的天主教无政府主义思想——甚至宣称只要有人胆敢说出“国家”这个词,他就会将其逮捕。因此,既然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对人类最核心的本质——自由、创造性与自发行动的能力——实施系统性暴力与胁迫的实体,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国家本质上是不道德的,而国家主义构成了对人类的主要威胁。 这场反对旧制度的革命是由我们的前辈——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所领导。在这片土地上,有两位人物尤为突出:解放者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他在给梅塞迪塔斯(Merceditas)的箴言中试图向她灌输对真理的热爱、对谎言的憎恨、对他人的财产尊重与对祖国的热爱,尤其是对自由的珍视;以及阿根廷自由宪政之父、伟大的胡安·巴蒂斯塔·阿尔贝迪(Juan Bautista Alberdi)。若我们愿忠于这些阿根廷民族的先驱与奠基者,便有责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而实现这一使命的途径,正是认识到他们的事业被二十一世纪的无政府资本主义革命自然地延续了下来。 无政府资本主义是市场自发秩序的最纯粹体现,其中所有服务——包括执法、司法和公共秩序服务——均通过纯粹自愿的社会合作过程提供。在此体系中,没有任何领域会阻碍人类创造力与企业家协调的推动力;在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时,效率与正义均得到提升,同时根除了所有国家——或任何暴力垄断机构——所产生的冲突、低效与腐败。 最后,我将总结如下:无政府资本主义所传达的信息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这种革命性体现在其目标上:即废除国家,并由一个由众多私人机构、协会、和组织构成的竞争市场机制来取代国家;同时,其手段的革命性尤其体现在学术、社会经济与政治领域: 1. **学术革命**:在有关自发市场秩序的一般理论的经济学这一学术领域,它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并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所发展——该学派将国家主义侵入任何领域所产生的非协调效应纳入分析,也包括对废除国家的各种路径、必要的过渡进程,以及将当下被视为公共服务的所有领域的全面私有化的研究,这些均属于该学科优先的研究方向。 2. **经济与社会革命**: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在完全摆脱国家主义的企业家环境中,人类能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带来多么显著的进步以及引发多么惊人的人类发现。即便在今天,尽管政府不断加以干扰,一个未知的文明已经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萌芽,其复杂程度超出国家权力的理解与控制范围。人类创造力的力量如此强大,甚至能从政府留下的最狭窄裂缝中寻得出路。当人们日益觉察到国家本质上具有压制性的扭曲本质,意识到当国家阻挠创业创造力的驱动力时,每日都有无限的可能被扼杀,公民便会丧失对国家的信任,要求改革乃至废除国家的社会呼声将日益高涨。 3. **政治革命**:诚然,我们必须始终支持干预主义程度最低的方案,并与致力于通过民主方式限制国家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结成明确同盟。但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不会止步于此——他深知自己能够也应该做得更多。他明白,终极目标是彻底废除国家,而这一认知驱动着他每日的想象与政治行动。朝正确方向的渐进式进步固然可喜,但我们不能陷入可能阻碍“终结国家”这一最高目标的实用主义。出于教育目的、为了塑造公众舆论,这一目标必须始终以系统、透明的方式推进。 一个激动人心的未来正徐徐展开——我们将不断探寻新的路径,朝着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想迈进:帮助所有人挣脱国家主义的迷幻枷锁,得以在自由与责任中生活;并且,无论这些人来自何方,我们始终张开双臂欢迎那些最终洞悉科学与道德真相的人。 这个未来,尽管在今天看似遥远,却可能在任何时刻迎来令最乐观者都瞠目结舌的飞跃。谁能预料到,1989年柏林墙会轰然倒塌,随之崩塌的还有整个东欧共产主义体制?谁又能想到,就在一年半前,阿根廷竟会自由选举出历史上首位自由意志主义总统? 历史已进入一场永不停歇的加速变革进程。正如伟大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另一位保守无政府主义者,或如罗斯巴德所称的“古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期许的那样:当人类首次彻底摆脱国家,将其仅仅化为一段黑暗的历史记忆时,这场变革将为人类开辟一条全新而辉煌的道路。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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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书推荐:《通宝中国》谈苏区货币 **作者:杨津涛(笔名启风)** **发布时间:2025年11月4日 20:22 北京** 向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杨编的新书《通宝中国》(杨津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上市了!请新老朋友们多多支持。购买方式:点击上方的封面图片。 --- ## 一、刑场上的设计师 1932年6月,在闽西革命根据地,肃反委员会突然将汀连县委宣传部部长黄亚光打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判处死刑。很快,黄亚光就与其他“同案犯”一起被押上河坝行刑。当轮到黄亚光时,背后突然有一名红军战士骑马赶来,救下了黄亚光。 后来黄亚光才知道,原来是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计划发行纸币,但一时找不到懂设计的人才。行长毛泽民听说黄亚光在中学教过图画,还能写一手好字,就立刻派人去找,没想到竟在刑场上救了黄亚光一命。黄亚光获释后被调到“红都”瑞金,任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主要负责为毛泽东抄写文件,同时在国家银行协助工作,亲手设计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币”。 --- ## 二、红色货币的诞生 红色货币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发行货币的统称。据朱安祥、白秦川所著《红色货币简史》一书统计,从1926年到1951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了7种币材、514种名称、1741种版别的红色货币。 红色货币最早出现于1926年12月,那是湖南省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发行的一种银行兑换券,被称为“白布票”。后来海陆丰、井冈山、东固等根据地的早期苏维埃政权铸造过带“工”字戳记的银圆,还发行了劳动券、铜元票等纸币。 随着革命发展,赣南、闽西、湘鄂赣、琼崖、鄂豫皖、广西左右江等根据地相继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于是提出,中国应建立一个管辖所有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的“临时革命政权机关”。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府所在并直辖的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被称为中央苏区,其1933年秋季全盛时期设有四个省,下辖60个县,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450多万。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其中专门谈到货币问题,规定晚清、民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暂时可以在苏区流通,但“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外来的货币,须一律兑换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毛泽民任行长,曹菊如任业务处处长,他们在颁布的临时章程中,特别声明“本行由中央政府授予发行钞票之特权”。 不过国家银行初建没有立刻去印纸币,而是加紧铸造银币。中央苏区把设在兴国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迁到瑞金,改为中央造币厂。银匠出身的厂长谢里仁回忆,毛泽民很快给厂里送来两张银币图样,都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字样和镰刀、锤子图案。谢里仁开心地说:“我们是个国家了,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货币,不要铸那些什么‘大头洋’‘小头洋’了。”毛泽民听了谢里仁的话笑着说:“这种图样的银币,只能在红区流通,以后还要铸那种白区通用的银洋。” 此后中央造币厂的主要工作依旧是仿铸“袁大头”“孙小头”和“老鹰头”。所谓“老鹰头”指的是墨西哥鹰洋,晚清以来就在中国广泛流通。当时有不少没收来的银首饰等,原料充足,但只有自制的土设备,产量有限。后来红军在上杭缴获了钢模、冲床、滚边机等铸币机器,中央造币厂才组建起熔银、冲床、滚边、印花、修理等部门,真正进入机械化生产,自此一天能生产银币一万余元。 与中央造币厂一起建起来的还有中央印刷厂,它成立于1931年11月,由东固印刷厂、兴国印刷厂等等几个小厂合并而来。中央印刷厂分为铅印部和石印部,前者负责印刷革命书籍、革命传单和《红色中华》《斗争》等刊物;后者印刷纸币、债券、邮票等,不久独立为财政部印刷厂。中央印刷厂首任厂长为陈祥生,他后来被调往中央造币厂任厂长,原厂长谢里仁改任业务处长。 --- ## 三、把列宁印上钞票 银圆被中央造币厂仿铸出来后,主要用于从白区购买盐、药、布等物资,而要满足苏区内的市场流通就不能没有自己的货币,毛泽民急着寻找设计人才的原因就在于此。 可是会设计的黄亚光找到了,却迟迟无法开工——苏区物资匮乏,连基本的绘图工具都找不到。毛泽东派人去上海买回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版后,黄亚光凭着过去对纸币的印象,开启了自己设计货币的生涯。 中央苏区的纸币共有五种,一元是主币,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为辅币,被苏区民众称为红票或红军票。在设计过程中,毛泽东特别交代,苏维埃政府的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很注意使用镰刀、锤子、五星等革命元素。 黄亚光最先设计的是面值五分的纸币,正面翠绿色,背面浅紫色,两面均标有铸行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及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所写的面值。一角和五角两种苏区纸币在设计上与五分较为一致,必要信息之外没有其他过多图案。 黄亚光曾想把毛泽东头像印上其他面值的纸币,但毛泽东没有同意。黄亚光于是改用列宁头像,他先在显微镜下把列宁画到纸上,再工整地写上银行名、面值、年份、编码等信息。二角和一元纸币正面都用列宁头像,二角背面较特别,中间地球上画有镰刀、锤子,上方是一颗五角星。 这五种纸币正面或背面都有两个龙飞凤舞的签名,过去一直传说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中央财政部长邓子恢的英文签名,黄亚光晚年披露了此中真相: > “纸币上的签名虽代表他们俩,但它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文拼音,是一种暗号,是为了防止敌人伪造苏币,而专门特制的。这种暗号不仅在文字中有,而且在图案中也有。” 这个秘密在当年只有国家银行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才知道。 国家银行请上海的一位老师傅把黄亚光的设计图雕刻到铜版上,而后送往中央印刷厂。这时印刷原料又成了问题。毛泽民、黄亚光决定自己动手造纸,他们带着银行工作人员捡烂麻袋、破棉絮,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把这些“破烂”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最初造出来的纸张韧性不好,又厚又黄,几经实验才生产出合适的印钞纸。毛泽民还突发奇想,在纸浆里加入少量细羊毛等纤维,使苏区纸币燃烧时能散发出一股焦臭味,堪称一种特别的防伪标识。 --- ## 四、硬币的设计与发行 中央苏区的硬币同样由黄亚光设计,并交毛泽东确认。 - **银币**有一元和二角两种: - 一元正面标明面值、年份和表示铸造机构的俄文,背面是一个中间被镰刀、锤子占据的地球,配有标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 - 二角正面是国号、面值和年份,背面是两支麦穗环绕的地球与镰刀、锤子,及“每五枚当一圆”字样。 中央苏区的一元银币无法从白区购买物资,可能只有试铸,故极其罕见。 - **铜币**包括两种: - 一分正面图案是面值、麦穗和五角星,背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号和一个与镰刀、锤子结合在一起的“1”; - 五分主图是一幅带有镰刀和锤子的中国地图,配的文字是国号和“每贰拾枚当国币壹元”的兑换标准。 通常来说,一分铜币重2克左右,五分铜币重7.5克左右,这意味着五枚一分铜币的实际价值其实要比一枚五分铜币高1/4,国家银行以同样的铜料铸五分铜币要比一分铜币获利更多,因此现在存世的五分铜币较多而一分铜币相对较少。 --- ## 五、流通中的苏维埃国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统辖全国所有苏区,规定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是“苏维埃国币”,在苏区境内“无论何人,不得阻碍通行或抑低价格以破坏国币信用”。中央要求各地县乡政府宣传苏维埃货币意义,发动民众自发使用。 可是各苏区间大都隔着白区,联络不便,其发行的货币基本只在中央苏区流通。在闽浙赣省(主体为赣东北苏区)当过财政部副部长的谢文清回忆: > “有些人带入其他地方苏区的少量纸币,赣东北的银行并不负责兑换。在群众手里有些,互相流通是可以的。如果群众要兑换白洋(指袁大头等银圆),拿中央苏区或闽北分行纸币来也可以兑,一块兑一块。因为我们苏维埃银行的纸币是以白洋为基础,不存在兑换比价关系。我们赣东北苏区银行没有兑换其他苏区银行纸币的义务。” 也就是说,中央苏区的干部到其他苏区出差,或许能把苏维埃国币在赣东北等其他苏区兑换成银圆,但无法直接用来购买商品,也不能到银行兑换成当地流通的纸币。 在中央苏区内,纸币一度颇受信赖。国家银行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需要纸币总面值30%的现金、贵金属或外国货币做准备金。1932年底,国家银行存有准备金389,480元,同期发行纸币656,175元,准备金占到纸币总量的59.36%,远高过30%的要求。 按照规定,一元纸币可兑换一块银圆,国家银行及其江西、福建分行对于纸币持有者的兑换要求必须尽量满足,不得拒绝。另外钞票较银币更易携带,在两者购买力相同的情况下,民众也愿意持有苏区纸币。 董科堂14岁参加红军,连长动员他把从家中带来的5块银圆兑换为苏区纸币,董科堂当即交出了银圆。曹菊如晚年回忆,中央苏区纸币发行之初可以充分兑换银圆,在民众中有着良好信用,推行起来十分顺利。 只是中央苏区的财政来源有限,如曹菊如所说: > “自始至终,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的是向地主富农筹款,特别是向白区地主富农筹款,即所谓打土豪的没收款。” 农业税收的是粮食而非货币,商业税由于国民政府封锁和苏区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变得越来越少。雪上加霜的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坚持与敌人打阵地战、正规战,这一方面使红军不能往白区筹款,另一方面加大“扩红”力度,脱产人员增多,导致军费开支剧增。 邓子恢回忆: > “税收有限,内已无土豪可打,政府收入少、供养多,又不能向外发展……事实上只有靠发钞票通货膨胀,来养军队,我自己亲自掌握印钞票。” 如其所说,为缓解中央财政困难,国家银行不得不持续加大纸币发行量。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力图解决这一问题,决议指出: > “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因此“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地审慎,要在相当限度内维护纸币的信用”。 不过中央苏区无法扩大税源,只能通过发行公债、发动民众捐款、要求机关厉行节约,以及印钞来解决燃眉之急。 曹菊如回忆,苏区纸币从1932年7月至1933年8月发行200万元,到1934年10月达800万元,发行量在一年多内就翻了四倍。 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简称“人行赣州市中支课题组”)结合史料推断,国家银行发行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的苏区纸币分别为290万元、395万元、42万元、58万元和20.5万元,总计805.5万元,与曹菊如的回忆相吻合。 面对此种危机,国家银行无力补充准备金,可供兑换的银圆日益短缺,以至被迫停止汇兑。纸币增发加上与银圆脱钩,导致严重通货膨胀: - 兴国县长岗乡1932年每石谷子卖8角,到1933年就翻了几倍,达到5元; - 1934年2月,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等县谷价更涨到每石7—8元。 纸币贬值甚至引发了怪事:有红军向农民买猪,付给三四十元苏区纸币,谁知农民竟然不愿收,宁肯把猪送给红军。 金属货币一样面临压力。苏区五分铜币法定20枚可当一块银圆,而晚清、民国政府发行的“当十铜元”,重量与5分铜币相仿,法定要100枚(实际需约300枚)才能兑换一块银圆。五分铜币外,相对足值的一分铜币、二分银毫发行极少。 历史学者俞兆鹏说,此种情况“造成了银辅币与铜辅币比价和结构的失衡以及币制的混乱”,“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货币贬值,是中央苏区金融危机的表现”。 简而言之,因为中央苏区长期处于战时状态,货币发行完全围绕战争展开,就导致了人行赣州市中支课题组所说的结果:中央苏区“货币发行与现实经济脱节”,资产价格扭曲,对经济与金融造成严重破坏。当然,此种货币政策的确有力保障了红军军费来源,并为后来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货币发行积累了经验。 --- ## 六、流通领域的“红白斗争” 中央苏区与国民政府的斗争不仅在战场上,于流通领域也有“货币战争”。 《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指出: > “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帝国主义国民党采取经济封锁的政策,更假造银毫混进苏区,来破坏苏维埃货币的信用。同时因苏区阶级斗争的深入,奸商、富农及地主残余在内部拼命捣乱,企图破坏金融,一方面将现金收藏起来,不使流通;另一方面却制造谣言,拒绝使用纸票、银毫,或明或暗地抬高物价,降低纸票价格。” 简单说,即是国民党与一批不法分子勾结,企图通过伪造苏区货币扰乱金融环境,另外又有心怀不满的地主、商人拒绝接受苏区纸币,并暗中藏起银圆。 - **1932年春**,中央苏区发现伪造的二角银币,毛泽东找中央铸币厂的陈祥生、谢里仁去汇报工作,问他们是否知道敌人制造了伪币,又问如何识别银币的真伪。谢里仁说:“敌人造的伪币是铜质不是银质,他在红铜上面镀了一层银质。只要将伪币一摩擦,就可以看出铜质来。这种伪币是筠门岭的一个土匪制造出来的。”筠门岭位于会昌县,被视为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毛泽东一面派人去筠门岭剿灭土匪,一面要陈、谢两人出个布告,教苏区民众知道怎样识别假银币,阻断伪币流通。 - **1933年初**,寻乌县境内也发现以铜镀银的苏区二角流通,当地苏维埃政府发布名为《关于严密检查假造苏维埃毫子的反革命行动》的密令,安排人员在市场上追查伪币来路,并在主要路口严格搜检伪币。不久果然在通往瑞金的大路上截获两担广东运来的食盐,里边藏有约5000枚二角银币。寻乌县把这批银币送往中央财政部鉴定,证实全部为伪币。 中央苏区披露的伪造纸币案也有多起: - **1934年初**,明光县政治保卫局破获林明映、林积记制造伪币案,他们所造伪币的纸色、号码都与真币不同。 - 之后,福建省政治保卫局抓获隐藏在苏区的地主武装头目阙渭明,他利用木刻印版伪造面值一元的苏区纸币,在被公审时,民众纷纷表示“这些反革命确实该死”,《红色中华》刊文称这些扰乱苏区金融者意在“做国民党进攻苏区的内应”。 破坏苏区货币流通的情况更加常见。比如在上杭县,有的商家卖豆子会给出两个定价:同样面值的银币和纸币,前者能买到的分量比后者多一倍;如果买盐的话,银币20多元能买到的,用纸币要50多元。 苏维埃政权初建缺乏经济基础,所发货币短期内往往遭遇贬值,以至民众不愿使用,即使是苏俄也不例外。1921年11月,上海学生领袖郝兆先到苏俄考察,发现喝一杯咖啡就要7500苏维埃卢布。郝兆先说,伊尔库茨克华侨不得不偷偷使用“袁大头”,一块银圆可兑换4万苏维埃卢布。 --- ## 七、严打与崩溃 对于以上这些扰乱金融的行为,中央苏区严厉打击: - **1934年1月**,地主、商人、资本家破坏国币信用、有意抬高物价的行为被定为“反革命行动”,一旦坐实将可能被处以“从罚款、罚苦工、禁闭、没收,一直到枪决”的惩罚。 - **同年4月**,中央苏区发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进一步规定: > “制造或输入假的苏维埃货币、公债票及信用券者,或煽动居民拒绝使用苏维埃的各种货币或抑低苏维埃各种货币的价格引起市面恐慌者,或煽动居民向苏维埃银行挤兑现金,或藏匿大批现金,或偷运大批现金出口故意扰乱苏维埃金融者,均处以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 另外为防止银圆外流,中央苏区颁布《现金出口登记条例》,规定: - 民众去白区采办货物,或白区商人到苏区贩卖商品,只要带出苏区的货款超过银圆20块,就必须到当地市区政府登记; - 除以上两种原因外,任何人不得把现金(指银圆)带出苏区,一旦发现全部没收; - 假如商人以买货名义带现金去往白区,没有如期带货归来或所购货物价值少于带走的现金,将受到严厉处分。 虽然采用了很多手段,中央苏区依旧难以维持民众对纸币的信任,有学者将此视为红军被迫长征的原因之一。 汤萌、刘统研究认为: > “失去了银元储备的新币,无法继续构成实际的财政收入,苏区经济陷入通货膨胀的困境,无法有力地支持战争。或许我们在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时,应当考虑这一因素带来的深刻影响。”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苏区,10月起开始长征。 --- ## 八、长征与货币的终结 国家银行原计划把能带的东西都带走,需搬运的物资有: - 几十担银圆(每担约800元) - 几十担苏区纸币 - 四五担苏区二角银圆和铜分币 - 两担黄金 - 印钞用的石印机等 后来为加快行军速度,国家银行奉中央命令,扔掉了笨重的机器,把银圆分散给各部队,二角银币、铜分币、纸币因无法在苏区外流通而被丢入井中或烧毁了,只有两担黄金由曹菊如押运到了陕北。 另外中央造币厂先从瑞金迁到雩都,还没来得及继续铸币,就有敌人追到。谢里仁请示中央后,将铸币机器就地埋藏。 长征路上,红军有时依然使用苏区纸币购买物资,国家银行在遵义等地一度恢复发行纸币。 红军走后,原中央苏区民众为了自保,苏区纸币大部分被烧毁,少部分则被悄悄藏了起来。1955年国家曾以1∶1的比价回收中央苏区旧纸币,至今留存在民间的已然很少,成为珍贵的收藏品。 --- ## 作者简介 杨津涛,笔名启风,历史作家、古钱币爱好者,现为北京收藏家协会会员,曾任《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腾讯新闻“短史记”栏目主笔,文章见于《读库》《财新周刊》《凤凰周刊》《安徽钱币》等,与谌旭彬合著有《短史记》。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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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months ago
新技术可以提高效率节约资本,使得资本回报率提升,进而扩大投资惠及大多数人。只要不是卢德主义那样的loser,把明明是最通用的要素――劳动,限定为最专用的要素,机会只会更多而不是相反。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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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months ago
偶然还是必然? 吸收壁是专为以为可以逃过遍历性的人存在的。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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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months ago
我们发现,苏联的“增长”似乎只包括了资本财货(诸如钢和铁、水电大坝等等)的增长,而这个增长似乎很少惠及普通苏联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如果不是作为实现消费的手段,生产便没有意义。投资资本财货,意义不外乎增加消费所必需的中转站。自由市场中所发生的资本投资,并不剥夺任何人的财货消费;因为那些储蓄的人是自愿选择不在当下消费,而进行投资。没有人被要求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牺牲当下的消费。结果是,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持续、平稳地随着投资增加而提升。但是,苏维埃或者其他强制投资的体系,都会降低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水平。简言之,如我们先前所注意到的,政府“投资”其实是政府官员铺张浪费的“消费”的特殊形式。 —— 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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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months ago
早上提早两站出地铁然后步行到单位,感觉挺好,增加一点点运动量,日照时间也达标,还能安静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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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months ago
今天癌股走的不错,如果量能不萎缩,继续在这里拉扯的话,距离暴力突破不远了,考虑要不要稍微加重点仓位。当然脑袋拍错的可能性也不小,大不了砍仓。 View quoted n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