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是对空头的亮剑檄文了

#### 兽爷丨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 原创： 你兽爷 来源： 兽楼处 发布时间： 2026年1月1日 02:04 地点： 北京 几天前，我在家附近的理发店，理了2025年的最后一次发。这家店门脸不大，发型师是新来的。不到30岁，人很E。刚坐下，他问了一句我老家是哪的，就自顾自地絮叨起来。 刚开始我以为是办卡的套路。但我发现，我错了。他只是在平静地叙述他的前半生，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他是老家江苏学的剪发。手艺不错，没多久就跟朋友合伙开店。那会真是好时候。不管是做头发还是卖卡，他每年都能轻轻松松挣个几十万。 人一顺，野心就大。2019年年底，他在盐城盘下一个更大的店面，300多平，招了十几个员工。装修完，剪完彩，他意气风发，准备在每年生意最好的春节期间：大干一场。 结果疫情来了。店铺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他硬是反反复复坚持了大半年，把之前挣的钱全搭了进去。到了2020年年底，还是不得不关张了。 在老家觉得没面子，他决定重新开始，成了北漂。2023年，为了结婚生子，他在县城贷款买了一套学区房。他说才过去了一年多，这套房就跌了四五十万，又把这两年打工挣的钱，给搭进去了。 镜子里，他一边剪着我的刘海，一边自我安慰似地说，还好是学区房。小区对面就是县城最好的小学：以后还是能涨回去一点吧。 我一直没有吭声。但听到这，看着镜子里那张还年轻但疲惫的脸，我说：肯定会的。 从团结湖这家理发店出来，不知为何，我想起了前段时间讨论很热的两个人：堂哥，老舅。 亲戚眼里的堂哥，好高骛远、油嘴滑舌，一辈子创业无数，却从未成功，一辈子没结婚没孩子，临死前都还在拿老父亲的钱浑噩度日。 电视剧里的老舅，造飞船、写武侠、倒腾货，种山参，干啥啥不成。但他仍一次次地，用石头缝里挣扎出来的力量，执拗地去撞命运的铁壁，一直到生命尽头。 以前我们嘲笑堂哥，嘲笑老舅。现在我们担心成为他们。 1 两周前，我换了台新笔记本电脑。就把旧电脑清理，导数据出来。那天我清理到了凌晨两点。因为我翻出以前很多照片，翻出很多的记忆。 有段时间，我很喜欢摄影，给身边朋友和同事拍了很多照片。从用奥林巴斯U2、美能达X700的胶片相机开始，再到数码时代的佳能5D2、富士XPRO1…… 有些照片给了朋友们。有些照片没给朋友们，存在我的D盘里。然后十几年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那个凌晨，我打开了这些文件夹，一张张看过去。然后挑了几张照片，在凌晨一两点，给几个朋友发了过去。没想到那个点，还有朋友在线，迅速回复我说：天啊，那时眼里竟然有光。 我说是呀，属于经济上行期的美。 整整二十年前的冬天，我跟爸妈犟了一把，背着一个背包，和两个大学同学坐上了北上的火车，来到北京。 刚开始，我们仨住在阜外医院旁边的一间地下室里。房租一个人一个月三百。公用洗手间，洗澡另收费。地下室里，混杂着外地来北京看病的病人家属和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老板是个大姐，人很好，经常让我们赊账。 我们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回去，在路边喝一块五一瓶的燕京啤酒。有一天我们仨喝了两打啤酒，老曹吐了一地，老谢给一个女生打完电话后消失了。我一个人在旁边小区的秋千上，凝视黑暗里传来的风声。 但当时就算住地下室，吃路边摊，不管生活遇到多大的遭遇，好的坏的，当时都觉得不是事儿。因为你觉得一切都刚刚开始，未来一定有什么在等你。 今年，孙悦那首三十年前的老歌《祝你平安》，又火了。这首歌1994年刚出来的时候，是另一个大时代的转折点。下岗潮开始蔓延，人们在彷徨中寻找方向。 三十年后，当我们在2025年年底重听，每一句歌词都像扎在心上：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 2 2020年开始，我每年年底会做一个树洞征集。这次收到的留言，比往年多，也普遍比往年更长。 如果说前两年大家还在谈论“卷”和“累”，那么2025年，大家谈论的是：活着。 * 一位在地产行业做了很多年的HR朋友留言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作为一个非知名HR，这几年她亲手送别了太多同事。她说：我也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 有人公考两次面试失败，婚期一延再延； * 有地产人31岁被优化，投了1500份简历由于“已读不回”； * 还有人看着房子跌回了2011年的价格，感叹人至中年不如狗。 * 另一位做平行进口车的朋友说，他已经连续几年留言了。到了今年，他说因为政策变化，这个行业基本算是废了。当初养活那么多家庭的行业，已然偃旗息鼓：在时代的洪流前，个人的发展都不值一提。 * 还有一位在运营商工作的朋友。从市公司总监变成了区公司副经理，活没少干，收入减半。两套房贷，两个娃。这位曾经的国企中层，现在每天下班后去摆摊搞宵夜，凌晨三点半才睡，八点半继续上班。他说：白天穿皮鞋，晚上穿劳保鞋。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2025年。体面之下，是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艰辛。 2025年，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AI。 * 一位做保安的读者留言说，他眼看着生产线更新，两百人的工作变成了十几人。送快递的无人车，年初只在新闻里见，年底已经跑遍了五六线城市。他问：我不知道哪天自己会被机器取代，取代了以后该有什么可以让我做呢？ 这是一个巨大的、悬而未决的问号。 年轻时，我们努力推着石头上山，像西西弗斯。后来，许多人不再推石头。而是直接变成了石头，轰然崩塌。 3 一位30多岁的读者给我讲了她父亲的故事。 她父亲以前搞建筑，十年前事业巅峰期时，她有专门的司机，奥迪车随时接送。她从小无忧无虑，毕业后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但大概三年前，他们家开始慢慢失去所有的固定资产、现金流。她的奥迪车被一个做劳务的拿走当黑车卖了，房子只剩下一套，且进行了二次抵押。 这一切源于父亲是个“老派江湖人”。讲义气，没收到款就想办法付钱给下游。还爱帮忙，要么给其他借款人担保。要么给其他工程项目拉关系解决问题。 她父亲很快成为背负大量债务的失信被执行人。 今年上半年的一天下午，临近下班，她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很平静，说他马上要被法院行政拘留15天，让她去拿东西，顺便想办法托几个叔叔帮帮忙。 是因为一笔500万本金的高利贷。对方请了律师起诉，以“拒不执行”申请了顶格拘留。 她打车冲到法院。法院门口，她拿到一个文件袋，里面装着父亲被扣下的私人物品：一根皮带、一部手机、一把钥匙、一个指甲刀。 走到法院门口，她终于绷不住了，蹲在地上大哭。直到保安提醒她法院要下班了，她才收回一点理智。 拘留期间，她去探望了两次。父亲整个人都没了精气神，他终于对他坚持了一辈子的“工程江湖”产生了怀疑。 父亲出来的那天，拘留所是一批一批地放人。她和其他家属挤在大铁门外等着。透过铁门的缝隙，她远远看到警官领着一群人走出来。她攒足了力气大喊：爸爸！ 父亲应该是听到了，但没有反应。等走近一点，她又喊了一声。警官和身边的人都看向父亲，父亲点了个头，伸手招呼了一下。 等到快走到铁门跟前，父亲从门缝里看到女儿张嘴又要喊，先发制人地说了一句：莫喊了！ 那一刻，铁门两边的人，都善意地笑了。那个在酒桌上称兄道弟的建筑江湖大哥，在那一刻彻底死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想保留最后一点尊严的父亲。 我很喜欢爱尔兰老头特雷弗写的短篇小说集《被困住的人》。在他的故事里，被困住，是人生的常态，他通过一系列故事说：故事的结尾往往不是大团圆，而是生活还在继续。 以前我觉得这句话很残忍。现在我懂了，这是一句最深情的祝福。 4 * 一位职业院校的老师，今年被要求去捡垃圾、当保安、搞卫生，以及降薪，连圣诞节也不许跟学生提了。看着校领导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她的思绪却飞回了初一的英语课。年轻美丽的女教师在圣诞节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个真知味的棒棒糖，告诉他们这个节日，就是彼此祝福、互赠礼物的。很多年过后，她依旧记得那只棒棒糖的味道，荔枝味，甜甜的。今年的圣诞节，她没有像往常一样送礼物。她用了大半节课跟学生分享为什么做老师：首先因为热爱，其次因为温饱，希望你们也能因为热爱。 * 还有一位得了重度抑郁症的朋友。在最绝望的6月，她吞下了大量药物，整理好房间，静待终结。但求生欲让她在最后一刻拨通了电话。把她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是医护人员的专业和悲悯。因为是自行服药轻生，费用本不能报销。但医院主动沟通，以“重度抑郁致行为无法自控”为由，帮她争取到了报销。她在信里曾说：今夜我将离去，走时心如止水。但她最终没有离去。她留了下来，成为了这个残酷年份里的一抹暖色。 * 一位朋友今年经历了合伙人背叛，关停2个店，清算公司。清算完公司的那天下午，正好是冬至，他开车回了一趟老家，一个人坐在老家的屋檐下，想起作为农民的父母，一直用行动教育他们：日子再难，也得一步步走下去，没有什么生活是不能过的。他想起了读书时的地理老师，在讲到冬至日的时候，他说，在这一天，北半球的黑夜最长，白昼最短，北极圈及以北为极夜。那个时候只把这句话看作是一个必考题。但在经历了漫长的人生起起落落后，他分外喜欢这个节气。它意味着，从这一天开始，北半球的每一次白日都在渐渐变长，直到春天真正来临。 * 至暗的时刻，也是一种希望。 * 那位被优化的地产人，现在每天跑10公里，还跑了一次全马。他说，晚上干酒干失忆，中午跑步跑透湿，这算不算自我疗愈？我回答说算。当然算。 《阿甘正传》早就把一个普通人如何面对命运，说得很清楚了：你是个傻子；保持奔跑；人生就是开盲盒，给啥吃啥吧。 2025年终于过去了。我的朋友们。辛苦了。 2026年来了，请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 新年快乐。

> 河北(人)的悲哀在于，离天堂太远，离北京太近。 #### 受冻的河北，与帝国的基本盘 作者： 柳展雄 来源： 第四中夏 发布日期： 2026年1月3日 07:29 地点： 海南 前两天，看到河北供暖问题。 请大家关注#河北农村供暖#问题，看看当地百姓怎么说，这么冷的天，这么多老人小孩。 作为一个南方人，过冬是很痛苦的事情。江苏大部分家庭没有暖气，如果开空调、地暖，能耗很猛。我有个江苏朋友，把家里二老送到泰国过冬，虽然他家里装地暖，但一整个冬天开地暖的钱，开销也不小，都够一趟去泰国的飞机票了。 而北方农村人，以前家里烧煤，特别暖和，整个冬天花差不多三四千块钱，就能过得比较舒服。2017年，上面开动“煤改气”项目，一刀切要求拆掉煤炉子，烧天然气取暖。 今年冬天，北方农村，尤其是河北周围“煤改气”的农村，问题最严重。河北人有气不敢用，想用用不起，不少低收入家庭、留守老人舍不得开暖气，实在太贵了。 天然气属于特殊的价格双轨制商品，居民用气由政府调控，工商业用气由市场定价。城市居民用气价格一般较低，对于一二线的城市燃气公司而言，居民用气不赚钱，但还能靠附近工商企业用户平摊成本。而到了更广袤的乡镇农村，既缺乏发达的工商业，设施铺设成本也大大增加，最后这些钱还是要农民买单。一些网友说，城市暖气费比农村便宜，就是这个缘由。 网友反馈： * 致命笑巫河北： 巧了今天刚从婆婆家回来，村里前几年通的天然气，结果一烧才知道这么贵，一年下来少说要四五千，村里什么条件啊，花四五千供暖？市里暖气费才一两千呢！好多人只能偷着烧柴火。天天喊斩杀线，这才是真正的斩杀线啊。 * 陈春辉 河北： 我们那个村按天然气的时候，都把土炕拆了，不然不给你通天然气，现在烧柴火都没地方烧。 微博上有河北朋友算一笔账，农村老人们六七八十岁了，没有高额退休金，还打工挣口饭钱治病钱，合作医疗保险平均一家两三千块钱是一大笔支出。然后冬天停用烧煤，换成天然气取暖，比以前过冬又多了三五千支出。老农民们哪来那么多钱啊，只能冻着扛着。 网友反馈： * luckwang2011： 大过年的，民生。河北农村的天然气供暖，真的是一大问题。老人们六七八九十岁了，没有高额退休金，还打工挣口饭钱治病钱，合作医疗保险平均一家两三千块钱是一大笔支出，然后冬天换成天然气取暖有多了三五千支出，老农民们哪来那么多钱啊，打工干活再冻着扛着，好像一道农村基层斩杀线。 * 渣浪说昵称不可用12345： 你能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 当年的煤改气项目，为了北京的蓝天，牺牲了河北的利益。2017年为了把政策推行下去，干部跑去农民家里，拆掉煤炉子，现在技术更高级了，用无人机来查。 风闻热评： 检查会用无人机飞，然后去家里检查，大家一定注意把烟囱拔了@所有人 ***村乡亲们请注意；今年冬季大气污染形势严峻，请乡亲们注意，不要大意，禁止燃烧散煤及木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如被上级领导发现，严肃处理，与村两委干部无关。如果被处罚大家不要找村干部。2025年12月29日 一条呼吁关注河北农村采暖问题的微博2000多转发了，大家怎么看？ 当年的环保风暴，不仅要农村人不烧煤，还关停河北的钢铁厂，各种厂，甚至农业也被限。为了首都水源地和生态屏障，教廷要求河北严格控制高耗水农业，山区全面禁牧，张家口地区的一些村子甚至出现了由富返贫的情况。 《中国国家地理》的记者调查张家口康宝县下面的一个农村，这一片本身底子一般，靠近燕山、太行山，气候寒冷、降雨少（年降雨量不足400毫米），种植业不好，再叠加2005年前后，控制高耗水农业几项政策，村子突然跌入贫穷深渊。在落后地区，一家五口人的全部家底不到500元，一年吃不到几顿肉，这种情况很普遍，甚至有的家庭只有两条应季裤子，谁出门谁穿。 2005年以前当地人均是60亩地，主要种植玉米、莜麦、土豆、蚕豆等。因为政策限制，张家口当地村民干脆摆烂，他们种地不犁地、不耕地、不施肥，甚至连农具都没有，完全靠天吃饭。春天的时候，往荒草丛生的地里扬种子，有些种子撒到地里后，被麻雀给吃掉了，村民也不管。 差不多这个时段，环京津贫困带概念出现了，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03年提出的。环绕着北京天津的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约有272.6万贫困人口。 （注：原文中有一张环京贫困带的地图，此处用占位符表示） 河北的发展天花板被北京限制了，在最基础的交通物流方面，河北就有天然劣势。企业家开工厂，运输货物肯定要便利的交通网，而河北省的高速公路网被京津割裂了，从地理条件上，那边本身有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再加上，北京一道人为的障碍，货物只要经过北京就要经历各种检查，就要办进京证，一连串麻烦。假设一个石家庄的商人，从东北进原材料，路程上必须经过北京，很难绕道。所以在北方开厂子，很多老板都宁愿去更远的山东，比亚迪这种新能源新兴企业，盖新厂子就在济南。 他们的电网也是割裂的，南面是河北电网，北部则搞了个专门的冀北电网，配合北京天津，保障北京天津优先供电。 河北的悲哀在于，离天堂太远，离北京太近。有河北籍官员吐槽，“很多时候，跟北京官员一起开会，河北人一说起张家口、承德为北京做出的牺牲，还未来得及要补偿，北京的官员就会打断河北的发言，说河北、北京都是为了首都、为了中央。” 上海跟长三角的关系是产业链的互补，而帝都跟周边的关系是，一切以保我为优先，为了保我的空气质量，你受冻你再熬一熬。 96年华北发洪水，降雨强度大、范围广，这是49年以来排列第三位的暴雨灾害事件。 石家庄特大洪水记忆 (大丫头RuiLei囡囡)： 还记得吗，1996年8月3日至5日，石家庄、邢台、邯郸、保定等地遭遇了特大暴雨。全省91个县(市)146.23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50多亿元，那一年，河北的洪灾损失最为严重。8月5日，张金垠中校在赞皇县抗洪抢险救灾中壮烈牺牲，年仅42岁。那些日子，洪水汹涌，人心却更团结。我们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切，铭记这段历史。2025-01-25 13:01 河北督抚程维高，下达指示：“一保京津、二保铁路(即京广铁路)、三保油田，最后保自己。”一副，“再苦一苦河北的百姓，骂名我来担”的大义凛然模样。 在奥斯曼帝国，有个怪异而复杂的地缘格局。 首都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主义的、精英主义的，数位斯拉夫女奴当上了皇后，马哈茂德二世的母亲娜克希迪尔来自法国，论亲戚关系还是拿破仑皇后约瑟芬的表姐妹。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维齐尔(Grand Vizier, 即宰相)职务，历史上总共有4个意大利人、9个保加利亚人、14个希腊人、27个南斯拉夫人担任过该职务，而同为伊斯兰兄弟的阿拉伯人只有5个。 伊斯坦布尔人自诩“国际大都市精英”，自我标榜为罗马文明继承人。按照这一套叙事，穆罕默德二世灭亡了拜占庭，也继承了拜占庭，他接受前朝典章政体，从太监制度到二十级官僚体系一应俱全。 苏莱曼大帝熟练掌握希腊、拉丁、希伯来三门语言，他拒绝承认查理五世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仅仅称查理为西班牙国王。波斯、莫卧儿称呼奥斯曼的领土称为“罗姆”，即罗马一词的转译。 奥斯曼的发家之地，安纳托利亚高原，则是乡土气氛浓厚。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并不认自己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Türkiye）这个词本身原义有政治倾向，最早指安纳托利亚高原粗野的农民、游牧人阶层，一种社会经济阶层，还有层“乡巴佬”的贬义含义。 双方的政治地位，判若云泥，如果称呼伊斯坦布尔的“京爷”“精罗分子”为土耳其（Türkiye）老乡，会让对方很尴尬，就好比现在人称呼北京人为河北老乡。 奥斯曼帝国也存在翻版的京津冀关系，从结构上，伊斯坦布尔相当于北京（政治中心，明清以来的古都）+天津（经贸中心，华北、西北的出口物资集散地，过去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当地有中国北方最大港口）的结合体。 京畿腹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老百姓，要为帝国的事业服徭役，卖命。土耳其人（Türkiye）既是帝国的基本盘，又是帝国的牛马。说是基本盘，他们的地位高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这些群体，在1856年《胡马云诏书》（IslahatFermant）公布之前，公立学校和行政机关不准希腊人等族群进入。说是牛马，因为他们必须要服役。兵役和修宫殿等徭役，加在土耳其人（Türkiye）身上。 从1596年开始，差不多勒班陀战役结束的时候，安纳托利亚地区闹叛乱，即“杰拉里（Jelalis）叛乱”。有个名叫杰拉里的教士起兵，亲什叶派的地方官员、因徭役而倾家荡产的小地主，和贫穷宗教学生也加入进来，杰拉里死了，后面的人马还是打着他的名号，闹了二三十年。16世纪末，苏丹开两线作战，一边打哈布斯堡王朝，制定攻打维也纳的计划，一边在收拾“杰拉里叛乱”。 我之前看过一篇给“环京贫困带”翻案的文章。他的想法很奇葩，认为“北京榨干了周边”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其思路为：北京榨的是东南地区，没有榨河北。河北省向中央仅缴纳3.5%的国税（2019年，中央财政收入8.93万亿，河北省的财政为2997亿），重赋地区在上海浙江广东。 这不稀奇，奥斯曼帝国的央地关系为，财政上汲取基督徒的巴尔干地盘，劳役上榨取穆斯林。苏丹的税源不在安纳托利亚，而在东南欧。塞尔维亚是个农业大国，这里的牛比人还多；罗马尼亚盛产经济作物，供应伊斯坦布尔1/3的谷物；巴尔干半岛总共向帝国提供了三分之二的财政税收。 奥斯曼帝国既不属于基本盘土耳其人，也不属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帝国属于两者的上层精英。在伊斯坦布尔朝廷，苏丹任用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希腊的教师、犹太的红顶商人。 苏丹既可以立“真主在大地的倒影”“全世界YSL正统所在”的人设形象，一副全心全意为全世界穆斯林贫下中农谋福利的样子，又可以装成罗马继承人，我西化我开明，在波斯、莫卧儿面前冒充上等人。 伊斯坦布尔的“京爷”权贵，一方面大谈加齐（gazi，意思为信仰而战的武士，处于游牧状态的突厥军事集团简朴尚武，以打击异教徒为口号，劫掠拜占庭）革命先辈光荣传统，赞颂建国大业；同时这又不妨碍，他们把内陆高原的老乡当成牛马使唤，鄙视老乡们粗俗没文化，不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高端文明。 然后又挑动内陆土耳其人，去攻击希腊人异教徒，给他们扣上买办阶层、买办之都的帽子，纵容“土族工农大众受一小撮沿海资本（奥斯曼40家现代化私人银行，刨开欧洲英法合资的，其余全由帝国境内的希腊人犹太人开办，国际贸易也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剥削”这种民粹舆论。 环环相扣，对社会各阶层分而治之，让底层陷入一团散沙状态，这就是伊斯坦布尔的统治术。

看到同学的朋友圈，小孩今天高考，才知道如今还有春考一说。看到家长们的忐忑生怕考不上，如果他们换一个立场，学校更怕大家考不上乃至不考了…

“尬… 手机掉进去那一刻，灵魂已经离席了” 🤣

> 从需要严格程序到可以自行命氏，我认为是东周前期王权君权削降的一种体现。而姓氏从分立到逐渐混同，这样的变化，主因在于封建制的崩溃。 说明周秦之变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大趋势的结果，这个名字因为是由秦国完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而得，如果是由楚国完成，就会是周楚之变了。也并非只有秦国行秦制，只是秦国发展出的战争能力最强。 View quoted note →

#### 先秦姓氏制度的发展 原创 东土大唐的紫钵盂 [唐不闻者](javascript:void(0);) 提及先秦人如何使用姓氏，以及姓与氏的区别，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姓和氏是两个不同概念，具体而言，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不可有异。 诚然，这样的认识，确实也是从文献中大量例证总结而来，某种程度上它必然符合先秦的人名现象。但同时，我们不禁也怀疑，广义的先秦，即使从商汤算起至秦朝建立，也有一千多年，难道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先秦人始终墨守着同样的姓氏制度吗？人类社会里，鲜有制度能一成不变保持数百年以上，难道唯独姓氏是特例吗？我想，任何一个拥有理性的人，都应该倾向于否定的答案。这篇文章要讲的，就是从商到战国末年的姓氏制度发展。 无论姓氏，或是人名，最主要的作用是标识。而标识的作用则是为了突出个性，显示某一对象与其他对象的不同。当这一对象是指某个具体的个人，“名”就诞生了。比如某人起名为“带”，是为了标识自己，以和其他名为“奇”“云”等等之人区别。当单名不足以区分，就会诞生双名，甚至三字以上的名。但只要还停留在区分个人的层面，姓氏就仍然没有诞生的理由，因为用“名”就已足够。姓与氏区分的，一定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即一群有共同属性（最初可能是血缘）的人，想要和另一不同属性的群体以示区分，有了这种需求，姓与氏作为群体标识，才具备诞生的充分条件。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姓，或是氏，有一个也就满足区分的要求。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姓与氏绝无可能同步诞生。 从殷商的甲骨卜辞来看，商代社会中的人称，就呈现出只有一个群体标识的特征。但是这一群体标识，可能既不叫姓，也不叫氏。可能称之为族名更贴切一些。举例而言，妇好这一人称中的“好”，其实表示“女+子”，其中“子”表示其来自子族，加“女”旁则是一种性别标识，为了标识此人是女性。性别标识可加可不加，故妇妌也可写作妇井，表示此人归属井族。 目前可考的族名数量非常之大，说明商人形成了许多以族群为单位的组织形态。族名正是为了区分不同族群。从族名的特征，我们也看不出有所谓“姓”与“氏”的分别。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这就是商人之“姓”，比如胡厚宣说： > 殷代无论男女，虽死后皆以甲乙为其祭祀之庙号，但其生前则皆有其名。如前举子渔子画之类，皆男子之名也，帚妌帚好之类，皆女子之名，亦即姓也。观武丁之配，有名帚嫀、帚周、帚楚、帚杞、帚姜、帚婡、帚庞，嫀、周、楚、杞、姜、庞皆其姓，亦即所自出之国族。（胡厚宣《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 那为什么不能认为这是商人之“氏”呢？总之，不管用“姓”或“氏”来指代商人族名，都很容易与西周以后的姓氏制度产生混淆，不推荐这么做。我们应认识到，商人用一种族名制度，就已经达到了区分族群的目的。他们暂时还不需要把这种族名再分化出姓与氏这两种不同的概念。 商人的族名，往往还显示出和地名的统一性。比如某人称作子眉，眉既是他的族名，也是该族所居住的地名。这样的相关性很值得深思，究竟商人的族名是取自地名，还是反过来，地名取自族名。 以上就是商人的姓氏习惯，可见与前面所说的“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制度，完全不同。这一点早在王国维经典的《殷周制度论》里就已断言： > “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也。上古女无称姓者。” 王氏所说的“女无称姓”，指的就是女性和男性一样，使用相同的族名。既然如此，自然不用区分姓与氏。而且观王氏之论，似乎觉得商人之族名，更接近于周以后的“氏”。 姓与氏诞生并分化，实际上始于西周，是配合封建宗法而产生的一种新制度。 殷周政体与社会，截然不同。殷商似乎仍以独立的族群为单位，至于征服的方国，只需建立臣服关系即可，并不干扰族群的独立性。而周人的封建制度，是以军事殖民的形式，构成多族群杂居的地方国家形态，比如鲁国就是周人、殷人与当地土著共居。朱凤瀚先生对此描述得非常到位。 > 周人克商成功后，不仅占据了殷商旧地，且更扩展了势力范围，领土广袤，仅靠中央王朝难能控制……故封建之制初意，一在于化大为小，分散治理……其二则是设立军事屏蕃……在新征服地区建立军事据点。（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新的国家组织形态呼唤新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姓氏制度应运而来。具体而言，有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个层面，各诸侯受周天子命，封土建国，有土便有氏。即所谓“天子……胙之土而命之氏”。比如齐国，便以齐为氏；晋国，便以晋为氏。这个“氏”，是诸侯自己的宗族标识，是为了区分其他宗族而立，而区分的目的实则是提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不仅如此，诸侯的后子（继承人）既可以继承爵位，也可以继承此“氏”，是为大宗；其他诸子则皆为小宗，数代之后必须新立别氏，以与大宗区别。这就是西周宗法的特征之一。 顾炎武曾提出“国君无氏”观点。但是从出土文物铭文来看，并不符合事实。湖北枣阳出土的“曾侯絴伯秉戈”，“絴”就是曾侯的氏，不仅证明国君有氏，还显示出国君的氏未必和国名相同。 陈絜先生认为“氏”最初的作用是贵贵、尊尊，非常精到。换句话说，拥有氏首先就是一件高社会等级的事，所以西周建立之初，庶人才是无氏的。其次，不同的氏也显示出不同的社会等级，这从大小宗不能使用相同氏，也能看出。总而言之，氏的诞生，正是为了配合封建制度的层层分级。 第二个层面，氏只能用于聚合宗族内部，它起到一个垂直作用。如上所说，当诸侯的各个儿子变成了不同的大小宗以后，由于氏的区分，甚至家庭内部也产生了隔断。如何横向凝聚亲缘关系，这是一个关乎家庭、社会、国家稳定的重要问题。不光诸侯国要考虑这一现实，天子更要用以横向建立与诸侯国的合作关系。于是姓氏制度的第二个层面也就诞生了，用“姓”来标识横向的血缘特征。虽然诸子分属不同宗不同氏，但可以向上追溯共同的远祖，用“同姓”来划分一个更大的亲缘组织。如此一来，同姓的纽带关系就通过宗法制度在政治上确立了。继而，再规定“同姓不婚”，使得异姓之间建立姻亲关系。这样，布局于天下的亲缘网正式建成。整个国家内部，所有贵族因为姓氏制度而被连接在一起，成了一家人。所以，氏的作用是贵贵、尊尊；姓的作用则是亲亲。至于为什么是男子使用与尊卑相关的氏，女子使用与姻缘相关的姓，这样的区别在父权时代并不难理解。 理清这样的脉络之后，我们可以纠正一个经典误解。一直有个观点认为，为什么女性称姓，为什么古姓多带女旁，是不是说明姓氏制度诞生于母系社会。从上面的论述，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总结。第一，西周以前根本不存在女称姓男称氏的做法。第二，商人女性使用族名时，既可以加女旁，也可以不加女旁。女旁只是一种可用可不用的性别标识。第三，真正的姓诞生于西周，而这些姓除了有女旁的姬、姜、嬴、姒等，还有不带女旁的任、风等。第四，西周的姓仍然显示出性别标识的作用，比如己和妃其实是同一姓。换句话说，有一些姓带女旁，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只有女性在用，所以才加女旁以标识。 西周建立了这样的制度以后，仍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降至战国时代，姓与氏的区别渐渐消失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正是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 尽管我们把历史上国家社会运行的规则统称为制度史，但实际研究当中，我认为应有意识地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制度，什么只是约定俗成的习惯。 所谓真正的制度，即通过行政命令正式颁布的规则，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比如军功爵制。所谓习惯，指那些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大家习于如此行事，更接近于潜规则的行为方式。 具体到姓氏这样一个研究内容，我认为从西周开始，它渐渐经历了一个从制度变成习惯的过程。徐复观先生总结过一个更细致的分段。第一阶段，“以命氏为特典”，即需要非常严格的程序和仪式，贵族才能获得正式的氏。第二阶段，以赐氏为照例的政治行为；第三阶段发生在春秋中期以后，属不待赐而自行命氏的阶段；第四个阶段在春秋之末与战国之初，姓氏渐渐失去分别。 徐先生的论断，细节可商榷，但大致趋势非常准确。第一阶段命氏需要严格程序，比如诸侯建国得氏，自然非经天子册立不能实现。 第二阶段，命氏成为一种例行形式，也于文献有征。 >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左传·隐公八年》） 从鲁隐公已经不知道赐氏的规则，可推断当时赐氏仪式或许有所松动。 第三阶段的例子，有三家分晋前，智果为了避难，自己从智氏改为辅氏。 第四阶段的例子，就更是战国以后的常态了，众多文献已经不常区分姓与氏的区别，而且从战国玺印里，也发现了男子用姜、任等姓的实际例子。这充分体现出，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的社会共识已经基本消失。 从需要严格程序到可以自行命氏，我认为是东周前期王权君权削降的一种体现。而姓氏从分立到逐渐混同，这样的变化，主因在于封建制的崩溃。如前所说，氏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贵贵、尊尊，以区别贵贱。这是与封建制度的层层分级特征相互匹配的。而战国以来，各诸侯国皆逐步采取变法，加强君主专权，摧毁旧有的封建等级，换以一些新的等级制度，比如军功爵制。新旧制度的区别，在于全民集中于君权之下，同时身份贵贱的获得不再只取决于宗法关系。这样，氏用于区分贵贱的作用，自然遭到削弱以至于仅剩下标识血缘的作用，功能与姓趋同。同时，旧贵族与庶民阶层的流动性变得更强，也让姓氏渐渐往下覆盖至底层平民，对于他们而言，姓与氏的区分更显得无关紧要。姓氏混而为一，也就变得大势所趋，自然而然了。 综上，便是姓氏制度从殷商无，到西周有，然后从一种严格的制度，变成一种松散的习惯的过程。

共振🤡 不仅中美政府高度趋同，连基本盘也是💩

2026年我依然维持一个观点，如果一个人非投资不可，假如不考虑墙外或法币体系以外，那癌股可能是最不坏的选择，只要不场内配资也不场外借款，总之不要加杠杆包括自带杠杆的比如期货。 理由很简单，流动性最高，税率最低，不会遇到工商、税务、消防、城管来找麻烦，更遇不到公检法。不加杠杆、不单挑个股最多就是长期浮亏，很难亏光，最差也能剩点渣。如果有自知者明只打算闲置，每天做做逆回购也不错，收益略高于余额宝。

####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影响了一代奥地利经济学家 Matthew McCaffrey 2018年6月1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奥地利经济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象征着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战胜了昙花一现的自由主义，还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最终迫使奥地利经济学家们背井离乡。早期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米塞斯（Mises）便在其早期著作《民族、国家与经济》（1919年）中详细论述了这场战争，并试图解释冲突背后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根源。 然而，除了全球层面的影响，这场战争对奥地利经济学家们还具有个人层面的意义——他们中许多人通过政府工作或服兵役直接参与了战争。事实上，与奥地利学派相关的经济学家甚至分属交战双方。尽管他们的战争经历远不如学术著作那般被人热议，却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奥地利学派的发展轨迹。 老一辈奥地利经济学家 1914年，奥地利学派正经历 leadership 更迭：从门格尔（Menger）、庞巴维克（Böhm-Bawerk）与维塞尔（Wieser）的时代，过渡到由米塞斯、熊彼特（Schumpeter）等年轻经济学家引领的新一代。彼时门格尔虽在世，却已退休隐居；庞巴维克则在战争爆发几周后便与世长辞。因此，学派创始人中仅有维塞尔能够参与战时事务。他确实投身其中，除其他公共职责外，还在奥地利政府中担任贸易部长，直至战争结束（Schulak & Unterköfler, 2011, p. 42）。 门格尔早期一些不太知名的学生，因年事已高无法服兵役，但包括古斯塔夫·格罗斯（Gustav Gross）、维克托·马塔亚（Viktor Mataja）与欧根·施维德兰（Eugen Schwiedland）在内的几位学者，仍通过协助政府制定战时经济计划与参与公共管理，为国家提供了重要支持（Schulak & Unterköfler, 2011, pp. 54-59）。这一现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彼时经济学家们在国家计划体系中承担了无数职责，进而推动了现代经济学职业的形成。 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费特（Frank Fetter）的情况则略有不同：由于贵格会信仰，他无法直接参战，因此在"战争营地社区服务组织"（War Camp Community Service）工作了数年，该组织主要为军队提供支持服务。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包括米塞斯在内的几位年轻奥地利经济学家加入了现役部队。尽管他强烈反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但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拿起武器保卫奥匈帝国，抵御俄国的进攻。1914年8月，他被征召入伍，起初担任中尉，后晋升为上尉，隶属于炮兵部队（多数参加实战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均在炮兵部队服役）。 战争初期的几个月异常艰难，奥军很快陷入了对俄军的牵制战。米塞斯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杀戮与破坏——他和部队在数月间暴露于敌军火力与恶劣自然环境中，处境极为艰苦。当时的生活条件同样恶劣，与后来西线战场的状况如出一辙： > "米塞斯所在的炮兵连不得不频繁转移阵地，且时常处于敌军炮火之下。暴雨连绵不绝，不仅阻碍了部队行动，还暴露了奥匈帝国军队（k.u.k.）制服不防水的问题。由于军事官僚机构迟迟无法提供救济，米塞斯只好依靠个人力量：他让母亲为手下士兵寄送衣物。"（Hülsmann, 2007, p. 260） 经过数月战斗，米塞斯于1915年因髋部受伤从前线撤离，并因英勇作战获得两次表彰及多枚勋章。战争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在维也纳的战争部（War Ministry）工作。不过，1916至1917年间，他再次投身东线战场（罗马尼亚战线）；之后又被调往意大利南线战场。在南线，他面临的主要挑战并非战斗风险，而是寒冷山区中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Hülsmann, 2007, pp. 257-298）。 F.A. 哈耶克（F.A. Hayek） 1917年，尚未满18岁的哈耶克加入了一支野战炮兵团。经过7个月训练后，他被派往意大利战线。他后来回忆道，尽管自己对军事工作"并无天赋"，但仍在同期军校学员中表现名列前茅（Hayek, 1994, pp. 45-47）。 在意大利，他险些参与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之后在皮亚韦河附近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一年——直到1918年10月奥军溃败并开始撤退。正是在撤退过程中，哈耶克遭遇了真正的危险。例如，在一次行军中，他被迫带领后卫部队，并奉命进攻一处机枪阵地。哈耶克表示，当他和士兵们抵达时，敌军机枪已撤离，但这次行动仍是一次"令人不快的经历"。 撤退期间，哈耶克感染了疟疾，这使得他的战争生涯就此结束。然而，这段经历给了他持久的影响：事实上，哈耶克将自己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归因于军旅生涯。他解释道： > "我认为，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在奥匈帝国军队——这支多民族军队中服役的经历。正是在那时，我目睹了这个庞大帝国因民族问题而分崩离析。我曾参与一场战斗，当时部队中竟有11种不同的语言在使用。这种场景必然会让你开始关注政治组织的问题。"（Hayek, 1994, p. 48） 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 哈耶克未来的挚友与同事莱昂内尔·罗宾斯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他自然属于交战双方中的另一方（协约国）。在所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他对战争经历的记录最为详尽（Robbins, 1971, pp. 33-53）。 罗宾斯出身于一个自由主义家庭，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们曾坚信现代社会的进步会让战争变得不可能。而战争的爆发彻底颠覆了这种乐观的世界观。罗宾斯后来回忆起1914年夏初的一天，他"感到某种东西正在破裂、崩塌，生活与未来预期所依赖的坚实基础消失了，且此后再也无法重建"（Robbins, 1971, p. 34）。 尽管如此，渴望参战的罗宾斯还是设法突破了法定年龄限制应征入伍，并最终以炮兵中尉的身份被派往法国。他抵达伊普尔突出部（Ypres Salient）时，主要战斗已结束，但仍亲眼见证了战争留下的骇人惨状： > "一片平坦荒芜的土地，弹坑积水遍布，废墟、木板路与泥泞交织。那无尽的、污浊的泥泞啊！参谋总部那些所谓的'精英'，除了将英国青年中的佼佼者推向铁丝网与机枪阵地，让他们在沼泽中窒息死亡，竟想不出更好的制胜之策……难怪我们这一代人中幸存者多成了愤世嫉俗者。"（Robbins, 1971, pp. 46-47） 他真正的"恐惧洗礼"发生在一个夜晚：部队遭遇猛烈炮击，在疯狂冲过去救助一名受伤战友后，他发现自己浑身沾满了战友的鲜血与脑浆。 局势从此愈发恶化。1918年3月德军发起攻势期间，罗宾斯所在的阵地被攻破，他和部队与指挥部失联三天，被迫持续撤退。第三天，在执行侦察任务返回途中，他的小队遭到德军狙击手袭击，罗宾斯手臂中弹。随后他被送回英国，最终完全康复——这与他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相比，已是幸运。 后来，罗宾斯成为了坚定的和平倡导者，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然而，晚年回顾战争经历时，他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 > "……战壕战中那种坐以待毙的日子，从未让我明白——运动战竟能如此刺激，甚至令人愉悦，尽管事后回想起来会觉得恶心。我可以坦诚地说，那段时光的每一分每一秒我几乎都很享受；当最终因受伤不得不离开战场时，我心中充满了强烈的失落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因为，终于不用再等待未知的厄运——行动本身是切实可见的。但我确信，另一部分原因更为深刻：某种类型的战争本身所具有的智识与情感吸引力。显然，这让我能够理解……为何战争即便充满恐怖、不公，且威胁着文明所珍视的一切，却仍能长期存在。倘若所有战争都如伊普尔突出部的战壕战那般，毫无疑问，战争早已消亡：人类精神中不会从中找到任何吸引力，只有纯粹的肮脏与悲惨。正是因为多数战争中都存在冒险元素、竞技般的刺激，以及能让人的勇气与应变能力发挥到极致的挑战，这种（战争）习性才得以长期延续。"（Robbins, 1971, p. 51） 尽管他所描述的恐怖场景令人震惊，但这番话实则是对战争的清醒洞察。也就是说，只有理解国家组织大规模屠杀、并赋予其某种原始吸引力的能力，我们才能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所有战争——的灾难本质，并预防未来的战争。对于数百万沦为这种权力牺牲品的逝者，亨特·图利（Hunt Tooley）的评价最为贴切："国家不配拥有他们。"

说来惭愧，米塞斯的书完整看过的就只有这本《理论与历史》的小册子，但确实一本含金量超高的著作。 View quoted note →

#### 理论与历史 默里·N. 罗斯巴德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其漫长且成果丰硕的一生中，出版了多部著作并发表了多篇文章，每一部（篇）都为经济科学的理论与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这些作品中，有四部里程碑式的杰作尤为突出，它们是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与人类行动科学家的不朽丰碑。 第一部是1912年的《货币与信用理论》，这部著作让米塞斯跻身顶尖经济学家行列。它首次将货币理论与相对价格理论相结合，并勾勒出他后来的商业周期理论框架。米塞斯的第二部伟大作品是1922年的《社会主义》，该书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权威且全面的批判，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无法实现经济计算。第三部是1949年的鸿篇巨制《人类行动》，它构建了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并对"行动的人"展开分析。这三部作品均在经济学领域留下深远影响，且在过去十年美国兴起的"奥地利学派"复兴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米塞斯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伟大著作——1957年的《理论与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却显著微弱，即便在近期奥地利学派复兴运动中的年轻经济学家群体里，也鲜有提及。迄今为止，它仍是米塞斯最被忽视的杰作。但事实上，该书为《人类行动》所依托的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详细阐释，是米塞斯关于方法论的重要著作。它不仅阐明了米塞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根基，还对历史主义、唯科学主义、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等错误理论进行了精彩批判。 有人或许会认为，尽管《理论与历史》意义重大，但在这个盲目追求学术专业化的时代，经济学家对任何带有哲学色彩的内容都避而不谈，因此该书未能产生影响。诚然，过度专业化是原因之一，但近年来，经济学界对方法论及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兴趣日益浓厚，按理说，至少该领域的专业研究者能从这本书中找到诸多值得探讨与吸收的内容。而且，经济学家们即便深陷术语与晦涩文风的泥潭，也不该对米塞斯清晰生动的文字无动于衷。 相反，《理论与历史》之所以被忽视，更可能与书中哲学观点的内容有关。尽管许多人知晓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长期孤军奋战，反对国家主义、倡导自由放任，但鲜少有人意识到，经济学界对米塞斯方法论的抵触，远胜于对其政治观点的反对。毕竟，如今认同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已不在少数（尽管他们的立场不如米塞斯那般始终如一），但愿意采纳米塞斯系统化并命名为"人类行动学"的奥地利学派特有方法的人，却寥寥无几。 米塞斯理论与人类行动学的核心，是他在《理论与历史》开篇便恰当地提出的"方法论二元论"概念。这一关键观点认为，研究和分析人类的方式与方法论，必须与研究石头、行星、原子或分子的方式截然不同。为何？原因很简单：人类的本质在于"行动"——他们有目标、有意图，并会努力实现这些目标。而石头、原子、行星没有目标或偏好，因此不会在不同行动方案中做出选择。原子与行星的运动是自然发生或被动推动的，它们无法自主选择行动路径，也不会改变想法；但人类可以，且确实会这样做。 因此，对于原子和石头，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对其运动轨迹进行精确到极致的研究、记录与预测；但人类不行。人类每天都会学习新知识、树立新价值观与目标、改变原有想法，无法像那些没有思维、没有学习与选择能力的物体一样，被简单归类并预测行为。 如今我们便能理解，为何经济学界会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基础研究方法产生如此强烈的抵触。因为在本世纪，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深陷米塞斯所严厉批判的"唯科学主义"误区——这种观点认为，研究人类的唯一"科学"方法，就是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最具权威性的物理学）的研究模式。 若想变得像物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那样"科学"，经济学就必须摒弃"目的""目标""学习"等概念，忽视人类的思维，只关注纯粹的事件本身；不能提及"改变想法"，因为它必须宣称事件是可预测的——正如计量经济学会最初的座右铭所言："科学即预测"。此外，要成为"严谨"或"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必须将个体视为同质化、可预测的"数据"，而非有着独特目标与选择的独立个体。 正统经济理论始终难以阐释"企业家"这一关键概念，原因之一便在于每个企业家都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而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处理这种个体独特性。 此外，他们认为"真正的"科学必须以某种实证主义形式运作。在物理学中，科学家面对的是大量同质化、规律性的事件，可通过研究发现其中的定量规律与常量（例如物体下落的速度）。随后，科学家会提出假设来解释某类行为或运动，推导出各类命题，并通过对比确凿的经验事实与可观测事件，对理论进行"检验"（例如，相对论可通过观测日食的某些经验特征来验证）。 在早期实证主义中，科学家通过这种经验检验"证实"理论；而在卡尔·波普尔更具虚无主义色彩的新实证主义理论中，科学家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证伪"或"无法证伪"理论。无论哪种情况，理论都必须被暂时接受，至少在官方层面，不能被认定为"绝对真理"——因为未来可能会出现能解释更多事实的其他理论，也可能出现与现有理论相悖或使其证伪的新事实。科学家至少要表面上保持谦逊与开放的态度。 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严谨的经济学从未遵循这种模式，并阐明了这一"反常现象"背后的充分理由。米塞斯对"先验"一词的独特使用引发了诸多不必要的困惑，那些推崇现代科学方法的人借此将他斥为"反科学的神秘主义者"。 米塞斯认为，研究人类行动的学者，其处境与自然科学家相比，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且显然存在本质差异。自然科学家面对的是同质化的事件，需摸索着为这些经验事件寻找并检验解释性或因果性理论；但在人类历史中，作为人类本身，我们早已知晓事件的起因——即人类拥有目标与意图，并会采取行动去实现它们这一基本事实。而且，我们对这一事实的认知并非暂时或不确定的，而是绝对且无可辩驳的。 米塞斯在课堂上常举一个例子，以说明研究人类行为的两种基本方法的差异：观察早高峰时段中央车站的人流。他指出，秉持"客观"或"真正科学"态度的行为主义者，只会观察经验事件——例如，人们在每天特定的可预测时段内漫无目的地来回奔波，且仅此而已。但真正研究人类行动的学者会从"所有人类行为都具有目的性"这一事实出发，进而理解人们的行为意图：早上是为了从家赶到车站乘车上班，晚上则是为了从车站回家等。显然，后者能更深入地发现并理解人类行为，因此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经济学理论的全部内容，都源于"人类行动具有目的性"这一公理——经济学探索的正是"行动"这一普遍事实所蕴含的逻辑意义。由于我们绝对确信人类行动具有目的性，因此对逻辑推导过程中每一步得出的结论，也抱有同等程度的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检验"理论的说法其实并无太大意义，因此也无需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 "人类行动具有目的性"这一事实是否可"证实"？是否属于"经验性"事实？答案是肯定的，但它绝非物理学模仿者所熟悉的那种精确的、定量的"证实"或"经验"。这种经验性是宽泛且定性的，源于人类经验的本质，与统计数据或历史事件无关。此外，它还基于一个前提：我们同为人类，因此可将这一认知应用于其他同类身上。更重要的是，"人类行动具有目的性"这一公理无法被"证伪"。一旦提及并思考这一公理，便会发现它显然是我们人生经验的核心所在。 经济学理论无需"检验"，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根本无法通过将理论命题与同质化、规律性的事件进行对比，来对其进行检验，毕竟这类事件并不存在。统计数据与定量分析或许试图掩盖这一事实，但它们看似精确的结果，实则仅建立在毫无同质性可言的历史事件之上。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众多因果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复杂、独特的结果。正因如此，它既无法用于实证主义式的检验，也无法与其他事件结合形成统计相关性，以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以商业周期分析为例，将每一次周期都视为完全同质的事件，进而对数据进行加减、运算与关联分析，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例如，对两个时间序列取平均值，并宣称"在周期的某一阶段，序列X平均比序列Y领先四个月"，这种结论几乎毫无意义。原因有二：其一，并非所有特定时间序列都存在这种四个月的领先-滞后关系，且实际滞后时间差异极大；其二，过去序列的平均值与未来数据无关，未来周期与以往周期必然存在无法预测的差异。 由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驳斥了利用统计数据构建或检验理论的做法，他被指责为"纯粹的理论家"，对历史毫无兴趣或不尊重。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也是《理论与历史》的核心主题：实证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才是不尊重独特历史事实的人，他们试图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硬塞进原子或行星运动般的固定框架中。 在人类事务中，复杂的历史事件固然需要通过各类理论尽可能地加以解释，但任何理论都无法对其进行完全或精确的界定。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那些自诩能进行定量精确预测的经济预言家，其预测记录向来惨不忍睹。但他们的应对方式，却是一次次地调整模型并再次尝试。 唯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识到，人类本质中不可简化的核心是思维与选择的自由；也唯有他明白，科学领域中对决定论与完全可预测性的追求，本质上是在追寻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此从根本上违背了科学精神。 除非经济学家们研读并吸收这本不幸被忽视的著作中所蕴含的重要思想，否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绝无真正复兴的可能。没有人类行动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不可能有严谨的经济学。 --- 默里·N. 罗斯巴德，纽约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1984-1985学年任内华达大学S. J. 霍尔杰出访问经济学教授。 本文摘编自罗斯巴德教授为米塞斯研究所新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理论与历史〉》撰写的序言。

哈哈哈，不能光看嘴上说什么，身体才最诚实。 话说，上班只是为了不上班，随时为自雇做准备的人是不怕被解雇的，一切顺利的话，主动辞职会先于被解雇到来。

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