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才知道，60多名罗马元老院议员曾密谋在三月十五日刺杀尤利乌斯·凯撒，但凯撒死后，人们只在他的尸体上发现了23处刀伤。 这说明，即使在 2000 年前，大多数项目小组成员什么都没做，却仍然坚持要邀功。 ——GeneReddit123

自组织特性会产生出异质性和不可预测性：系统有可能演变成全新的结构，发展出全新的行为模式。它需要自由和试验，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混乱。但是，这些状况可能令人恐慌，或者威胁到现有的权力结构。结果是，教育体系往往限制了儿童的创造力，而不是激发这种能力；经济政策往往倾向于支持现有的大企业，而不是鼓励创新型的创业企业；同时，很多政府倾向于管制人民，而不是允许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 ​ ​—— 《系统之美》

我果然后知后觉，刚刚明白过来，原来VR、游戏、传媒、医药医疗包括器械等等都是马斯克概念股啊😂

#### 《罗斯巴德读本》第20章：为通货紧缩正名 （本文最初以《为通货紧缩正名》为题，收录于彼得・科尔宾与默里・萨布林主编的《通胀进程的地域特征》一书，1976 年由纽约州普莱森特维尔市的雷德格雷夫出版社出版，第一卷。） 有一种思维方式被称为“思考那些不容置疑的事”，而通货紧缩无论在何处都背负着骂名。我想重新审视通货紧缩的概念，即便如今它仍是一个 “不容置疑” 的话题。毕竟，在五到十年前，纽约市政府债务违约同样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它至少已经部分成为现实，而且我们也期望这种违约情况在未来愈演愈烈。 既然债务违约从曾经的天方夜谭变为如今的可能—— 这种可能性不仅适用于纽约市，也适用于全美各地的市、州政府 —— 那么通货紧缩或许也并非不可想象。为了方便展开讨论，我将沿用常规定义，把通货紧缩界定为物价下跌。尽管曼德尔教授今天谈到了一些观点，但我在这里讨论的仍是以美元计价的物价下跌。当然，我对美元的认可度或许并不比曼德尔教授高，甚至可能更低。但既然当下我们仍不得不使用美元，那么即便我本人并不情愿，接下来的论述也只能以美元为核心展开。 首先，在通货紧缩的诸多表现形式中，我们可以将其一个特征看作是一种长期的世俗趋势 。回溯至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的 “美好往昔”，经济学家曾就物价水平应当持续下跌还是保持稳定展开过激烈争论。尽管主张物价下跌的经济学家在理论层面占据了上风，但在现实中他们并未如愿。不过，我想重新探讨这一议题，并阐明我的观点：一个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其发展趋势往往是物价水平的下降。换句话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资本投入的增加以及技术的进步，物价会趋于下跌，从而使全体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得以增长。 事实上，在整个 19 世纪，物价总体呈下跌态势，货币工资基本保持稳定，实际工资因此持续上涨。即便是在当下，我们也能在许多特定领域看到物价下跌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 在这些领域中，生产力与大众市场迅速发展，即便在整体通胀的大环境下，物价依然实现了下降。 例如，1948 年的电视机画质极差，几乎难以看清图像，当时一台电视机的售价约为 2000 美元。而如今的电视机画质已然实现了质的飞跃，售价却仅需 100 美元左右。因此，若对比电视机的单位品质价格与整体物价水平，我们会发现电视机领域出现了显著且可喜的 “通货紧缩”—— 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电视机市场的话。在我看来，这种通货紧缩是一件大好事，它是实际收入实现增长的合理路径。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展历程亦是如此。它刚被发现时价格高昂，只有极少数富人能够负担；而如今，即便是治疗普通流鼻血这样的小病症，盘尼西林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袖珍电子计算器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今其售价已降至 20 美元一台。我希望这种经济现象能够普及到所有行业，而非仅仅局限于电视机与袖珍计算器市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需要一套稳健的货币体系。 费雪与芝加哥学派主张，稳定的物价水平仿佛是一种天赐的福祉，是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在我看来，物价下跌才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 。在我看来，费雪— 弗里德曼学派（这一观点最早由费雪提出）主张物价稳定的理论根基，在于他们认为货币应当充当价值的衡量尺度。然而，我们如今已然知晓 —— 或者说至少理应知晓 —— 价值具有主观性，是无法被精确衡量的。由此可见，支持物价稳定的哲学基础早已站不住脚。但这一观点却依旧大行其道，在缺乏真正反思的情况下被奉为圭臬 —— 鲜少有人去深究，为何稳定的物价水平就一定是格外可取的。当然，相较于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物价上涨，物价稳定自然是更好的选择，但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究竟应当将何种状态设定为我们的终极目标。 因此，从长期的世俗趋势来看，我认为我们应当倡导一种不会引发货币通胀的物价下跌模式。 那么，通货紧缩的其他特征又当如何看待？短期视角下的通货紧缩又有哪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例如，我们可以谈谈囤积货币的概念。通常认为，短期物价下跌是由人们囤积货币的意愿增强所导致的。当然，“囤积” 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它是一个充满价值偏见的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吝啬鬼躲在储藏室里，兴奋地数着自己的金币或纸币，而外面的世界早已乱作一团。在我看来，这种刻板印象并不公允。所谓的 “囤积者”，其实只是出于某种原因希望增加自身实际现金余额的人。在我看来，这种诉求本身并无不妥，而且只要市场能够自由发展，它就应当像满足其他大多数诉求一样，去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的需求。 在货币供应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诉求的常规途径，便是物价下跌。显然，物价下跌会使现金的实际购买力得以提升。然而，这种方式却遭到了当局、专家以及主流舆论的反对。如今，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需求的替代方案，变成了增加货币供应量—— 这也正是我们当下所采取的政策。 当然，增加货币供应量除了会引发种种负面影响外，还会导致财富再分配、破坏基于价格的理性计算体系、掠夺生产者的财富与收入并将其转移给非生产者，诸如此类的危害不胜枚举。除了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的通胀弊端外，奥地利学派还进一步指出，通胀会催生商业周期，并最终导致货币因恶性通胀而彻底崩溃。 此外，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的需求，还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从长期来看，这种方式是无效的。具体而言，当新货币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人们会因预期物价上涨而降低持有现金的意愿。此后，物价上涨的速度将超过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速度，进而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恶性通胀。也就是说，当通胀持续一段时间后，公众会预期通胀将进一步加剧，于是他们会减少现金持有量。此时，物价上涨的速度会超过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实际现金余额反而会下降。而当货币当局试图通过进一步增发货币来提高实际现金余额时，物价上涨的速度会变得更快，最终便会陷入灾难性的恶性循环。 1923 年，德国恶性通胀愈演愈烈之时，德国央行行长曾有过一番 “名言”。用通俗的话来转述便是：“大家不必担忧，我们清楚目前市场上货币短缺（这里指的是实际现金余额的下降）。我们会全天候开动印钞机，以此来弥补货币缺口。” 其目的是为了缓解货币短缺问题，也就是将实际现金余额恢复到通胀前的水平。显然，这种做法最终以失败告终。按理说，以我们如今的认知水平，回顾 1923 年的历史教训，货币当局与专家们理应不会再重蹈覆辙。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1973 年的某几个月（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当物价上涨速度远超货币供应量增速时，沃尔特・海勒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其核心观点是：“认为货币供应量增加引发通胀的说法并不正确。恰恰相反，由于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货币供应量增速，实际现金余额正在不断缩水。因此，货币当局的职责是进一步增发货币，从而使实际现金余额恢复到通胀前的水平。” 由此可见，尽管我们自认为从 1923 年德国央行行长鲁道夫・哈芬施泰因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但实际上我们并未做到。 基于此，我主张：应当通过物价下跌来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的需求，而非采取通胀性货币扩张这种极具破坏性且最终会徒劳无功的方式。 通货紧缩还有一个优点，却鲜少有人提及，那就是：通货紧缩往往是通胀之后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如果没有前期的通胀，通货紧缩几乎不可能发生。当然，在纯粹的金本位制度下，通货紧缩是绝无可能出现的。 经过长期通胀之后，通货紧缩的到来，意味着那些固定收入群体或收入相对固定的群体—— 比如学者、传统意义上依靠遗产生活的孤寡老人、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以及债权人 —— 最终能够挽回一些损失。在我看来，这并无不妥。数十年来，财富通过强制手段从固定收入群体转移到其他群体手中，如今让固定收入群体获得些许补偿，本就是合情合理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补偿性的通货紧缩本身也是一件好事。 还有一个观点，我在此无法展开详细论证，因为它涉及到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 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谈及过这一理论。我的这个观点即便在小众的奥地利学派内部，也被视为离经叛道。我认为，以信贷收缩形式出现的通货紧缩，能够加速经济向健康状态调整的进程。它会加快对繁荣时期形成的不良投资的清算，从而推动经济复苏。 由于我们已经经历了多年的通胀性信贷扩张，而当前的经济衰退或萧条未能完成经济调整所需的“净化” 工作，因此通货紧缩的出现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复苏。这是支持通货紧缩的又一个理由，即从商业周期理论的角度来看，通货紧缩能够加速清算繁荣时期的不良投资，推动经济实现复苏。 通货紧缩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作用，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通货紧缩能够缓解经济衰退带来的阵痛。在普通民众，也就是一般消费者看来，经济大萧条—— 即便是 1929 年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 —— 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生活成本出现了下降。因此，如果你在 20 世纪 30 年代拥有一份工作，那么你的生活状况会相当不错。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 诚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失业率一度高达约 25%，但这也意味着仍有 75% 的劳动力处于就业状态。对于这些有工作的人而言，由于家具、食品以及其他消费品的价格大幅下降，他们的实际收入得到了提升，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以我的家庭为例，家中所有的家具都是在大萧条时期购置的。我的父亲就属于那 75% 的就业者，自那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过上那样宽裕的日子。 然而，在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或是凯恩斯— 弗里德曼主义政策的调控之下，经过四十余年所谓 “充分就业” 的承诺，我们如今陷入了通胀与衰退并存的困境。这便是尼克松政府与民主党政策带来的“伟大成就”。 我的意思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最终消除了以往能够缓解衰退阵痛的生活成本下降这一积极因素。如今，我们既要承受经济衰退带来的调整压力，包括不良资产清算等种种问题—— 这些都是奥地利学派所定义的经济衰退调整的必然过程；同时又要面对通胀与生活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如此一来，消费者就连经济衰退带来的那一丝慰藉也荡然无存了。由此可见，生活成本下降本就是一件好事，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货紧缩的出现也具有其合理性。 通货紧缩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今天无法对此展开详细论证，只能简要阐述我的观点 —— 那就是：如果没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干预，通货紧缩最终能够彻底瓦解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数十年来，这种银行制度早已罪有应得。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欺诈，其自身早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银行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兑付储户随时可能提出的取款需求。 在 1931 至 1933 年间，当公众终于意识到这一真相时，美国各州的银行体系都濒临崩溃。对于我们这些秉持硬通货理念、崇尚真相与诚信的人而言，那无疑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光辉岁月。我们眼看着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即将土崩瓦解，然而胡佛政府与罗斯福政府却相继出台了银行休业整顿政策，随后又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这些银行提供了救助。 如果当时没有政府的救助，我们本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能够一劳永逸地终结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而且，我们甚至无需经历艰难的过渡阶段，因为当时我们正处于制度变革的关键节点，只需顺其自然，再过数月，这一目标便能实现。而通货紧缩，恰恰在瓦解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之所以应当被瓦解，是因为它始终是通胀、特权、商业周期以及诸多社会弊病的根源。 反对通货紧缩的人提出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工资具有向下刚性，通货紧缩会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不可否认，工资确实很难向下调整。而凯恩斯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一种迂回规避工资刚性的策略——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通胀性货币扩张推高物价，从而降低实际工资水平。 他们笃定，工资的上涨速度会滞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因此可以利用这种方式，绕开工会、最低工资法、失业保险以及其他导致工资刚性的制度障碍。这种策略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发挥了作用，但如今我认为，所有人都已经识破了这一伎俩。毕竟，工会也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他们同样懂得生活成本指数的含义。正因如此，这种通过通胀降低工人实际工资的欺骗性政策，其可行性已经越来越低。 因此，我们最终不得不直面工资向下刚性的问题，采取一种诚实且直接的解决方式。尽管从政治层面来看，直接解决这一问题困难重重，但恶性通胀所带来的政治代价同样不容小觑。在我看来，我们本质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任由恶性通胀愈演愈烈，要么打破工资向下刚性的桎梏。 打破工资向下刚性的方法，在理论上其实十分简单，尽管在政治层面实施起来难度颇大，具体包括：废除最低工资法、取消给予工会的特殊特权（尤其是《瓦格纳法》与《诺里斯 - 拉瓜迪亚法》）、取消失业保险与福利补贴等。唯有如此，工资水平才能最终实现向下灵活调整。 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套真正自由的价格体系，那么这个问题迟早都必须得到解决，因此，解决得越早越好。毕竟，恶性通胀的阴影已然逼近，这绝非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 最后，勒纳教授今天关于“信任人类” 的言论，让我颇有感触。我们美国有一部《权利法案》。在我看来，其第一修正案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而它的核心要义恰恰是不信任人类—— 具体来说，是不信任那些掌控国家机器的政府官员。我们对他们毫无信任可言，因为纵观历史，国家机器往往倾向于实施审查制度、压迫民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便将人投入监狱。 《权利法案》—— 尤其是第一修正案 —— 的制定初衷，就是为了约束政府的权力，它表明我们并非真正信任政府，因此才要对政府的行为施加严格的限制。或许勒纳教授想要废除《权利法案》，这是他的权利，但他应当直言不讳。在我看来，在货币领域，我们同样不能信任政府，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理由是：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制造通胀的工具。究其根源，是因为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攫取了伪造货币这项业务的法定垄断权。换句话说，国家将伪造货币—— 也就是印刷和发行新货币 —— 变成了自己的专属特权。我认为，任何一个群体，一旦掌握了货币供应的法定垄断权，也就是伪造货币的权力，就必然会加以滥用。无论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多么 “善良”，结果都不会有任何不同。 就我个人而言，我本来就不认为政府是什么善类。即便是我本人，如果获得了货币供应的法定垄断权，恐怕也难以抵挡滥用这种权力的诱惑。一开始，你可能只是用它来偿还一些债务，接着你会用它来购置新房，如此种种。久而久之，这种诱惑会不断膨胀，最终让你彻底陷入失控的境地。 因此，我主张回归金本位—— 或者说，迈向金本位 —— 其根本目的在于：剥夺政府对货币发行的法定垄断权，彻底取缔这种具有反社会性、寄生性、非生产性且极具破坏性的伪造货币的权力。 我也清楚，要实现这一目标—— 既要建立自由的价格体系，又要促使政府放弃其货币发行的法定垄断权 —— 绝非易事。它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才能实现。但我同样认为，这件事非做不可。

前面收到一条止盈推送，虽是止盈盈利非常少，发现自己不是做商品期货的料，恰好空仓准备放弃了。 做了几年总体小亏，重点倒不是亏点小钱，直接拉低整体资本收益率，几年都没盈利就不能借口运气不好了，说明把资本配置在这个方向上是错误的，是时候收手了。复盘还照做，有特别好的试错机会仍然可以偶尔做两单的。

🤌

冰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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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

# 0元收购五星酒店，不是段子了 来源：旅界 ## 01 这两年，国内酒店大宗交易市场冷得像冰窖，不少业主手里攥着卖不掉的五星酒店，急得头发都白了。 酒店圈子里甚至流传着一句挺扎心的调侃：既然卖不动，不如白送得了，反正算上背后的巨额负债，白给也不一定有人敢接。 说来也是巧，最近，这句原本用来调侃的玩笑话，还真就在现实中发生了，位于上海核心地段的新天地安达仕酒店就被"0元购"了。 大约半个月前，北京国资旗下的京投发展一则公告显示，拟以0元收购Trillion Full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的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45%股权，同时以3500万元收购复地集团对上海礼仕的一笔债权，该债权本息合计2.09亿元。 交易完成后，京投发展将全资控股上海礼仕，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 另据公开资料显示，上海礼仕的核心资产正是位于上海黄浦区黄金地段的上海新天地安达仕酒店，该酒店占地面积4596平方米，拥有客房307间，年收入稳定在1.8亿元至2.1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价格崩塌并非毫无征兆。 早在去年4月，旅界曾独家披露过[一份上海待售酒店清单](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zI0OTc3Ng==&mid=2247511064&idx=1&sn=3090519c135f963fa161fc918ac9fd6a&scene=21#wechat_redirect)，仅比较方便操作的资产，就多达31家。 这其中，既有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酒店这类挂牌三四年的老面孔，也出现了上海新天地安达仕酒店、上海苏宁宝丽嘉等相对较新的名字。 那个时候，上海新天地安达仕酒店还被标价22亿元，在货架上摆了8个月无人问津后，业主方似乎终于意识到残酷现实。 安达仕价格归零背后，这中间消失的不仅仅是数字，也是整个行业对资产价值的重估逻辑。上海新天地安达仕外，很多曾经风光无两的国内五星酒店资产一地鸡毛。 另一个令人唏嘘的案例来自悦榕庄。 去年9月，拥有停机坪和温泉的重庆顶奢酒店北碚悦榕庄历经[10次挂牌拍卖](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zI0OTc3Ng==&mid=2247512913&idx=1&sn=9fd0a2681a6820032fee9a4ba03c5674&scene=21#wechat_redirect)，价格从最初评估的7亿元一路狂泻，最终降至8000万元才勉强成交，相当于一折大甩卖。 这家酒店曾是重庆顶级度假酒店代名词，现在却成了文旅地产配套酒店泡沫的彻代名词。 当买家不再为品牌溢价和勾地属性买单，酒店的硬资产残值便曝光在世人面前。 无独有偶，广东惠州原凯宾斯基酒店的相关资产也在去年6月经历了如出一辙的命运。 报道显示，该标的经历多次拍卖，价格从早期高位一路下调，成交价约1.456亿元，被媒体描述为2.7折抛售。 客观说，这类酒店物业在法拍市场里被打骨折成交，已经实属幸运。 更多国内望眼欲穿待售的五星酒店，正在阿里、京东法拍页面中，一轮轮沦落成无人问津的数据垃圾。 ## 02 过去一年，国内大宗酒店交易市场也曾有过零星火花。 [上海宝格丽](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zI0OTc3Ng==&mid=2247509685&idx=1&sn=a1ba548cc80ec05377b134dec9392d97&scene=21#wechat_redirect)、三亚金茂丽思卡尔顿等奢牌酒店挂牌后成交了，但随着一批优质资产迅速出清，以及去年人傻钱多的[煤老板短暂入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zI0OTc3Ng==&mid=2247510797&idx=1&sn=8f6fb7037a30eb5abacb4809417ce24b&scene=21#wechat_redirect)带来的热闹散去后，很多五星酒店再次陷入了有价无市的尴尬境地。 毕竟，不是人人都是宝格丽、[丽思卡尔顿](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zI0OTc3Ng==&mid=2247509022&idx=1&sn=564bf23324db52c0cb8f7b968f916bc9&scene=21#wechat_redirect)，绝大部分被摆上货架的国内五星酒店，剥去华丽外衣，不过是资质平庸的物业，硬套了一个洋气的外资牌子。 事实上，这些年，不少蹉跎在交易市场的五星酒店，还暗藏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有些甚至难以说清自己被抵押给了银行多少次。 以上海新天地安达仕为例，作为凯悦集团旗下的潮牌酒店，它占据着上海最核心的新天地商圈，位置无可挑剔。 按理说，这是地产上行时期，很多投资人梦寐以求的核心资产，但为什么它的身价会从22亿直接缩水到0元？ 剥开现象看本质，截至2025年8月，上海礼仕净资产为负17.1亿元，总负债超25.2亿元，经营层面更是惨淡，2024年净亏1.03亿元，2025年前8月又亏了5933.34万元，公司自2023年以来已持续多年亏损。 所以，看似是笔天上掉馅饼的0元交易，其实能含泪接盘这家古墓派网红酒店的也只有原控股股东京投发展自己。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笔0元对价的交易之外，京投发展还要另外掏出3500万元，去收购复地集团手里那笔本息合计2.09亿元的债权，且后续财务资助只能用自有资金填坑。 另有媒体披露，京投发展对这家酒店的输血其实早就开始了。 早在2023年借给上海礼仕的5000万元贷款，原本预计2025年6月到期，现在不得不展期两年，这本身就说明了标的资产的造血能力极其脆弱。 除此之外，入局卖酒店的人太多，也间接形成踩踏效应。 去年，我曾经在旅界撰文讲过上海不良资产圈的公开秘密：**只有谈不拢的价格，没有不可卖的酒店。** 说白了，这年头，上到宝格丽，下到万豪、喜来登，晚卖不如早卖，早割肉总比晚割肉亏得少。 据戴德梁行发布的《2025年中国酒店业市场投资与价值洞察》报告，截至2024年，全国五星级酒店共736间。 这个数字，对于国内目前的消费水平来说，属实有点多了。 对此，经济学家宋清辉预测，综合考虑存量竞争、利润承压等因素，五年内国内五星级酒店存量预计将缩减至600至650间，大量低效、缺乏品牌竞争力的老旧五星级酒店将被加速淘汰，存量市场的高端化和精品化将更趋明显。 而当泡沫散去，裸泳者现身，这一轮残酷出清，其实是在为过去那个盲目扩张的地产黄金时代买单。 ## 03 毋庸讳言，国内存量五星酒店愈来愈难卖了，但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几天前，政策风向悄悄变了。 元旦前，中国证监会印发《中国证监会关于推出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的公告》，经过五年探索，REITs的大门终于向酒店在内的商业不动产敞开了。 而过去我们看REITs，更多是基础设施、高速公路、产业园，但现在，商业综合体、商业零售、商业办公楼、酒店这些商业不动产，正式成为了REITs的底层资产。 这意味着，对于持有重资产的酒店业主来说，除了在大宗交易市场上寻找买家，又多了一条在资本市场盘活存量，通过权益融资退出的路。 特别是对于那些手里握着好几个酒店资产的业主，政策鼓励将业态相近、功能互补的资产打包组合，提升规模效应。 当然，对于那些正在急于盘活酒店资产的业主们来说，与其期待未来的REITs，解决当下的难言之隐更为迫切。 比如上海安达仕，以前是合资模式，很多决策和财务不透明，现在通过收购变成全资，或许是为了更彻底地进行资产重组。 再比如惠州原凯宾斯基酒店，它的故事更加凄凉，这家曾被视为惠州地标的五星酒店，面临的棘手问题远不止是债务。 在去年这次拍卖中，标的物并非整栋建筑，而是被生生切割成了35套房产，涵盖了B2层及地上多个不连续的楼层。 这种散售式的法拍，直接导致了物业产权支离破碎。 对于接盘方来说，最大的噩梦不是花钱，而是如何在产权分割、消防验收、经营许可等一地鸡毛中，把这些散落的水泥盒子重新拼凑成一家能正常运转的五星级酒店。 由此，这一幕幕资产价格的自由落体，其实都在诉说着同一个商业逻辑。 那些曾经靠高杠杆、高负债堆砌起来的酒店帝国，在潮水退去后，必须回归到它最真实的资产价值，甚至是残值。 而REITs可以为优质的酒店收租资产提供流动性，但绝不可能成为劣质酒店资产的避难所。 上海新天地安达仕酒店的0元购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五星级酒店剥去价格虚荣，以一种极其卑微的姿态，在资本市场上寻找新的宿主。

啧啧啧

#### 货币与通货膨胀的本质 来源：罗斯巴德 · 科斯学社 出处：《罗斯巴德读本》第18章 （原文发表于《自由人》杂志1995年10月号，标题为《夺回货币控制权》，第一部分） 货币的本质与起源 货币是任何经济体的核心调控中枢，因而也是任何社会的关键所在。社会建立在自愿交换网络之上，这一网络也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这些交换意味着社会中的劳动分工——鸡蛋、钉子、马匹、木材的生产者，以及教学、医疗、音乐会等无形服务的提供者，通过交换获取他人的商品。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所有参与者都能获得难以估量的益处：倘若人人被迫自给自足，即便少数人得以存活，生活水平也会降至凄惨境地。 商品与服务的直接交换（即“物物交换”），在超越最原始的层面后便毫无生产效率可言。事实上，每个“原始”部落都很快发现，在市场中选定一种极具市场销路、普遍需求的商品作为“间接交换”的“媒介”，能带来巨大益处。若某种商品在社会中被广泛用作交换媒介，那么这种通用交换媒介就被称为“货币”。 在市场经济无数次的交换中，货币商品成为每一笔交易的一方。我以教师的身份提供服务换取货币，再用这些货币购买食品杂货、打字机或旅行住宿；而这些商品的生产者又会用货币支付工人工资、购置设备与库存、支付房屋租金。因此，总有一个或多个群体试图掌控至关重要的货币供给职能——这一诱惑始终存在。 人类社会中，许多实用商品都曾被选为货币：非洲的盐、加勒比地区的糖、殖民时期新英格兰的鱼、切萨皮克湾地区的烟草、贝壳、铁锄以及其他诸多商品。这些货币不仅充当交换媒介，还使个人与企业能够进行任何发达经济体都不可或缺的“核算”。货币以货币单位（几乎总是重量单位）进行交易与计价。例如，烟草以磅为计价单位，其他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可按烟草的磅数计算——市场上某匹马可能价值80磅烟草。企业由此可核算前一个月的盈亏：收入1000磅烟草，支出800磅，净利润即为200磅烟草。 黄金与政府纸币的抉择 纵观历史，有两种商品能够击败所有其他商品，在市场中被选为货币——两种贵金属：黄金与白银（当其中一种贵金属不可得时，铜会作为替代）。黄金与白银具备我们所谓的“适航货币”特质，这些特质使其优于所有其他商品： * 供给稀缺，价值稳定且单位重量价值高，因此金银块易于携带，适用于日常交易； * 稀缺性也意味着供给突然大幅增加的可能性极小； * 耐久性强，几乎可以永久保存，是未来安全的“价值储存”手段； * 可分割性强，分割后不会损失价值，且质地均匀（不同于钻石），一盎司黄金与其他任何一盎司黄金价值相等。 14世纪伟大的法国经院哲学家、首位重要货币理论家让·布里丹，就曾指出黄金与白银作为货币的普遍且古老的用途。此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政府废除金本位制之前，所有货币与银行教科书都延续了这一论述。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1933年让美国脱离金本位，也加入了这一浪潮。 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所有方面中，没有哪一方面比黄金更遭受“现代”经济学家的蔑视与轻视——无论是直言不讳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号称“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学者。不久前仍被奉为任何健全货币体系基础的黄金，如今常被斥为“迷信”，或是如凯恩斯所言的“野蛮遗迹”。诚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黄金确实是野蛮时代的“遗迹”：任何有骨气的“野蛮人”都绝不会接受我们这些现代“精明人”被骗着使用的虚假纸币与银行信贷作为货币。 但“黄金迷”并非迷信者，我们并非那种守着一堆金币、阴险窃笑的吝啬鬼形象。黄金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唯一由自由市场、由劳动人民提供的货币。我们面临的严峻选择始终是：黄金（或白银），或是政府发行的货币。黄金是市场货币，一种必须通过开采、加工才能供给的商品；而政府则恰恰相反，能够凭空创造几乎无成本的纸币或银行支票。 首先，我们知道政府的所有运作都是浪费、低效的，服务于官僚而非消费者。我们更愿意让竞争性私营企业在自由市场上生产鞋子，还是让联邦政府的巨型垄断企业生产？货币供给职能由政府承担也好不到哪里去。但货币领域的情况比鞋子或其他任何商品都要糟糕得多：政府生产的鞋子即便价格高昂、不合脚、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至少还能穿。 货币与所有其他商品不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多的鞋子、更多的石油或铜矿发现对社会有益，因为它们有助于缓解自然稀缺性。但一旦某种商品在市场上确立为货币，就不再需要更多货币了。由于货币的唯一用途是交换与核算，流通中的美元、英镑或马克数量增加并不会带来社会福利——只会稀释每一张现有美元、英镑或马克的交换价值。因此，黄金与白银的稀缺性及其供给增加的高成本，实为一大幸事。 但如果政府成功将纸币或银行信贷确立为货币，使其等同于黄金的克或盎司，那么作为主导货币供给者的政府，就可以随心所欲、无成本地创造货币。结果便是，这种货币供给的“通货膨胀”会摧毁美元或英镑的价值，推高物价，破坏经济核算，并阻碍、严重损害市场经济的运行。 政府一旦掌控货币，其自然倾向就是通货膨胀并摧毁货币价值。要理解这一真相，我们必须审视政府的本质与货币创造的本质。纵观历史，政府长期处于财政收入短缺状态。原因显而易见：与你我不同，政府并不生产可在市场上出售的有用商品与服务；相反，政府不事生产与销售，而是寄生在市场与社会之上。与社会中其他所有个人和机构不同，政府通过强制手段——税收——获取收入。在更早、更理智的时代，国王确实能够通过自己的私人土地、森林产出以及公路通行费获得足够收入。而国家要建立常态化的和平时期税收制度，经历了数百年的斗争。即便税收制度确立后，国王也意识到，他们无法轻易开征新税或提高旧税税率——否则极易引发革命。 政府掌控货币供给：合法化的造假者 如果税收始终无法满足政府想要的支出规模，政府如何弥补差额？答案是掌控货币供给，直白地说，就是伪造货币（造假币）。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只能通过出售商品或服务换取黄金，或接受馈赠来获得良币；另一种获取货币的方式是承担高昂成本开采黄金。而造假币者则是通过伪造获利的窃贼——例如，将黄铜涂成金币的样子。如果伪钞立即被识破，他不会造成实质危害；但只要伪钞未被发现，造假币者不仅会从其购买商品的生产者那里偷窃，还会通过向经济体注入假币，窃取每个持有货币者的货币价值。通过稀释每盎司或每美元真币的价值，造假币者的偷窃比拦路抢劫更阴险、更具破坏性：他偷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且这种偷窃隐蔽无声，因果关系被掩盖。 最近有这样一条耸人听闻的标题：“伊朗政府试图通过伪造100美元纸币摧毁美国经济。”阿亚图拉们是否有如此宏大的目标值得怀疑——造假币者无需任何堂皇理由，通过印钞攫取资源即可。但所有造假币行为确实具有颠覆性、破坏性，且会引发通货膨胀。 那么，当政府掌控货币供给、废除黄金的货币地位、将自己发行的纸币确立为唯一货币时，我们该如何看待？换句话说，当政府成为合法化的垄断造假币者时，我们该作何评价？ 此时，伪钞不仅未被识破，反而被奉为圭臬——在美国，作为“伟大造假币者”的联邦储备系统，非但没有被斥责为大规模窃贼与破坏者，反而被赞颂为智慧的“宏观经济”调控者：我们依赖它摆脱衰退与通货膨胀，指望它决定利率、资本价格与就业率。美联储主席——无论是威严的保罗·沃尔克，还是相貌温和的艾伦·格林斯潘——无一例外被普遍奉为经济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而非习惯性地被扔西红柿与臭鸡蛋。 事实上，要揭开现代货币银行体系的神秘面纱，关键在于认识到：政府及其中央银行的行为，与“伟大造假币者”如出一辙，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也极为相似。多年前，《纽约客》杂志（那时它的漫画还很有趣）刊登过一幅漫画：一群造假币者热切地盯着印刷机，第一张10美元纸币滚出时，其中一人说：“伙计，这一带的零售消费肯定要迎来提振了。” 确实如此。造假币者印出新货币后，会将其用于购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为自己购置零售商品；而政府则会将新货币用于放贷或其他“公益”用途。但这种“繁荣”是虚假的：本质上是更多货币争夺现有资源，导致物价上涨。此外，造假币者与新货币的早期获得者会抢占资源，而那些排在后面领取新货币或根本无法获得新货币的“冤大头”则会蒙受损失。 注入经济体的新货币必然产生连锁反应：早期获得者增加支出，推高物价；而后期获得者或固定收入群体则会发现，自己必须购买的商品价格莫名上涨，而自身收入却滞后或保持不变。换句话说，货币通货膨胀不仅推高物价、摧毁货币单位价值，还构成了一套庞大的掠夺体系——造假币者与其他早期获得者掠夺后期获得者。货币扩张是一项大规模的隐蔽再分配计划。 当政府成为造假币者时，造假过程不仅不会被“识破”，反而会公开标榜为造福公众的货币治国之道。此时，货币扩张就变成了一项大规模的隐蔽税收：税负落在固定收入群体、远离政府支出与补贴的群体，以及那些天真、轻信地持有货币、对货币价值抱有信心的节俭储蓄者身上。 这种情况下，消费与负债受到鼓励，而节俭与勤奋则受到打击与惩罚。更有甚者，受益群体是那些政治上与政府亲近、能够通过施压让新货币流向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能够超过物价通货膨胀速度。政府承包商、与政治挂钩的企业、工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将以不知情、无组织的公众利益为代价获益。

要多少就有多少，量大管够😇

可以说是对空头的亮剑檄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