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最糟糕的三位总统 作者：托马斯·迪洛伦佐 > 下次当你看到那些"主流"总统排名时，不妨将其颠倒过来——这样你才能更清晰地看到真相。 锡耶纳学院研究所、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与C-SPAN均会发布"主流"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及其他"总统研究专家"评选的美国总统排名。亚伯拉罕·林肯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通常交替占据前两名，乔治·华盛顿偶尔会位列第二。过去几年里，唐纳德·特朗普在所有排名中均垫底，而乔·拜登则排在第13或14位，这再次凸显了学术界严重的左翼偏见。 多年来，伍德罗·威尔逊的排名一直很高——例如在锡耶纳学院1982年的排名中位列第六。但最近，在"总统专家"们显然发现他重新实行美国军队种族隔离政策后，其排名跌至第13-14位。 伊万·伊兰在其著作《重塑拉什莫尔山：以和平、繁荣与自由为标准对总统排名》中，根据总统保护生命、自由与财产的表现进行评级。排名第一的是弗吉尼亚州的杰斐逊主义副总统约翰·泰勒——1841年，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突然去世后，他接任总统一职。自然，泰勒与格罗弗·克利夫兰、马丁·范布伦等其他更支持自由的总统一样，在"主流"总统专家的排名中均处于末尾。如今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从未听说过约翰·泰勒。 事实上，林肯、罗斯福与威尔逊是迄今为止美国最糟糕的三位总统——他们都热衷于独裁、腐败、违法乱纪，践踏宪法赋予的自由，好战成性，关押异见者与政治对手，还推行社会主义、经济法西斯主义与愚蠢的政府干预政策。 林肯 林肯摧毁了开国元勋们建立的自愿联盟，代之以通过战争与大规模屠杀南方平民（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称至少有5万人）维系的联盟，使其更接近昔日的苏联，而非最初的美国联盟。 独特的美国联邦制体系连同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以及各州的无效权与脱离权一同被摧毁，美国人从自己政府的主人沦为仆人。正如《独立宣言》所载明的，政府的"正当权力"本应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但在林肯看来，权力实则来自枪口。 林肯对南方平民发动了长达四年的战争，下令轰炸并烧毁美国城市，还对那些纵容军队劫掠、强奸与谋杀的将领予以晋升和嘉奖。战争初期，南方人口约为900万。按当今美国人口比例换算，麦克弗森估算的5万平民死亡人数，相当于美国政府在短短四年内杀害190万平民。而鉴于麦克弗森是林肯的崇拜者，5万这一数字无疑被低估了。 阅读沃尔特·布莱恩·西斯科的《对南方平民的战争罪行》等书籍（该书基于美国政府出版物《叛乱战争：联邦与邦联军队官方记录》）便会得知：在对平民聚居的查尔斯顿进行的六个月轰炸中，超过2.2万枚炮弹爆炸，一个多世纪后仍有未爆炸的炮弹被发现。此外，威廉·谢尔曼对亚特兰大进行了四天轰炸，单日爆炸的炮弹多达5000枚，当时城中仅剩妇女、儿童与老年男性。数千名幸存者在寒冬来临之际无家可归。这位林肯最青睐的将军，竟将街头妇女与儿童的尸体称为"美丽的景象"。 林肯的第一次就职演说应被称为"永远保留奴隶制"演说。他开篇便声明，自己无意干扰奴隶制，从未有过此类意图——这一点在1860年共和党纲领中已有明确表述，而且从宪法角度而言，他也无权这样做。随后，他表达了对1850年《逃奴法案》的强烈支持，该法案强制北方人抓捕逃亡奴隶（在其总统任期内，华盛顿特区严格执行了这一法案）。 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临近结尾时，林肯宣布支持宪法科尔温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政府干涉南方的奴隶制，且刚在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获得通过。他称奴隶制符合宪法，并不反对将其在宪法文本中"明确且不可撤销"地确立下来。这项修正案以俄亥俄州众议员托马斯·科尔温的名字命名，但事实上源自林肯本人。多丽丝·科恩斯·古德温在其著作《政敌团队：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治天赋》中利用原始资料证明，就职前，林肯已指示参议员威廉·苏厄德推动修正案在参议院通过，而苏厄德确实做到了。但林肯在就职演说中却谎称自己从未见过这项修正案。这是一项由他所领导的政党通过、并经其家乡州批准的、旨在将奴隶制载入宪法的修正案，他却声称毫不知情。该修正案已获得伊利诺伊州、罗得岛州、俄亥俄州，以及当时处于联邦军队占领控制下的"边境州"肯塔基州与马里兰州的批准。 在同一篇演说中，林肯使用"入侵"与"流血"等词汇，威胁任何拒绝征收联邦进口关税的州——而就在两天前，联邦进口关税已提高了一倍多。当时，超过90%的联邦税收来自关税。南部邦联各州既不打算向华盛顿特区缴纳税收，也无意向伦敦或巴黎缴税。林肯兑现了他的威胁，以征税为由入侵了自己的国家。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场"内战"的死亡人数一直被认为是62万，但近期的法医研究将这一数字修正至高达85万，受伤人数更是两倍于此。按当今人口比例换算，这相当于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有近900万人死亡——正如林肯本人所言，这一切皆因征税而起。 1861年4月，林肯非法暂停人身保护令，下令军方逮捕并监禁数万北方平民，仅因其批评他本人及他的战争政策，且未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将叛国罪定义为"仅指对合众国发动战争，或依附其敌人，给予其援助及支持"（着重号为原文所加）。此处的"其"至关重要，指代复数形式的合众国，即《独立宣言》中所称的各个"自由且独立的州"。林肯对南方各州发动战争，因此与联邦军队的整个最高指挥部一同犯有叛国罪。他以独裁者的方式，自行将叛国罪重新定义为对他本人的任何批评。 针对这些暴政与杀戮的抗议此起彼伏，于是林肯关闭了300多家反对党报纸，并监禁了许多报社老板与编辑。其中包括《星条旗之歌》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孙子——他是巴尔的摩一家报纸的编辑，因社论反对非法暂停人身保护令而被捕。 根据1861年美国国会《战争目标决议》（即《克里滕登-约翰逊决议》），奴隶只是这场与他们无关的战争中的棋子。该决议向世界宣布，战争的目的据称是维护联邦统一，而非干扰那些脱离联邦各州的"既定制度"——这里指的就是奴隶制。正如吉姆·鲍威尔在《最伟大的解放：西方如何废除奴隶制》中所指出的，19世纪，包括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等北方各州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均和平废除了奴隶制，而林肯从未认真考虑过这样做。 相反，林肯一生都倡导"殖民化"——这是将所有黑人驱逐出美国的委婉说法。每当他谈及解放奴隶时，总会附上殖民化的主张。他曾担任伊利诺伊州殖民化协会的管理者，该协会试图利用税收资金，将该州为数不多的自由黑人驱逐出境。菲利普·马格内斯与塞巴斯蒂安·佩奇在《解放后的殖民化：林肯与黑人重新定居运动》中指出，直到去世前，林肯及其内阁成员仍在积极计算驱逐所有获释奴隶所需的船只数量，并为此与其他国家谈判购买土地。 林肯的《解放宣言》虚假至极，举世皆知。它明确豁免了联邦军队控制范围内所有本可解放奴隶的地区，包括西弗吉尼亚州全境——林肯政府策划该州脱离弗吉尼亚州后，它成为最后一个加入联邦的蓄奴州，其政府最初由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管辖。宣言还明确豁免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所有教区（这些地区同样处于联邦军队控制之下），并宣布只要南方各州重新加入联邦并缴纳税收，该宣言即告失效。 在经济政策方面，林肯是汉密尔顿式裙带资本主义的腐败支持者。1832年宣布进入政坛时，他表示自己的目标是推动保护性关税、为铁路与运河建设公司提供企业福利，以及重建一家中央银行来为这一切提供补贴（托马斯·杰斐逊将此类银行称为"永久的腐败引擎"）。这始终是林肯的核心议程，且他成功将其中大部分强加给了美国。他十次提高关税，使平均关税率接近60%，这一水平一直维持到1913年联邦所得税实施。1862年的《太平洋铁路法》为企业福利、寻租行为、更明目张胆的裙带关系，以及格兰特政府时期信贷公司丑闻所暴露的腐败与犯罪行为打开了大门。 林肯签署了美国第一部军事征兵法，该法律于1863年生效——此前已有数十万北方男子逃离美国军队，埃拉·隆在《内战期间的逃兵问题》中称，仅在安提塔姆战役前夕就有9万人逃亡。为强制执行征兵制，林肯下令对逃兵执行枪决。美国士兵每周都被迫目睹战友被枪杀后推入预先挖好的坟墓。1863年7月初纽约市爆发征兵骚乱时，林肯从刚结束的葛底斯堡战役中调派了1.5万名士兵。士兵们向人群开枪，杀害了数百名征兵抗议者，给全国上了一堂"服从课"。对于成千上万在战争中丧生的应征者而言，征兵制比奴隶制更残酷——它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本身。 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在解放奴隶方面并无建树。为推进政治生涯，他与肯塔基州富裕的蓄奴种植园主托德家族联姻，该家族与林肯最初所属的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关系密切。林肯称克莱是他所有政治理念的灵感来源，并在1852年于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发表的克莱悼词中，将其称为"政治家的完美典范"。 当林肯的妻子继承家族的奴隶时，根据法律，这些奴隶成为了她丈夫的财产。林肯并未释放他们，而是将其出售（参见凯文·奥林·约翰逊的《白宫里的林肯一家：诽谤、丑闻与林肯的奴隶交易揭秘》）。（罗伯特·E·李的妻子是玛莎·华盛顿的后裔，她也继承了奴隶，但李将军依照岳父的遗嘱释放了他们。） 威尔逊 伍德罗·威尔逊1916年的连任竞选口号是"他让我们远离战争"。但就职三个月后，他就请求国会向德国宣战。这一口号暗示他将继续让美国远离战争，但他显然撒了谎。美国于1917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116516名美国人死亡、32万人受伤。所有参战士兵都遭受了心理创伤——所有战争中的士兵皆是如此。而这场战争与保卫美国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都毫无关系。威尔逊发动的战争与《凡尔赛条约》随后催生了希特勒、列宁与斯大林。 1916年，德国希望进行和平谈判，但在美国参战后，好战的英国拒绝进行任何对话。战争本可就此结束。相反，德国被妖魔化，被说成是对世界民主的威胁——这显然就是威尔逊声称战争目标是"拯救"民主的原因。然而，当时的德国拥有新闻自由（包括批评皇帝的自由）、比英国更广泛的选举权、法治与正当法律程序，而且德国皇帝的行政权力比美国总统还小。 威尔逊曾夸夸其谈地表示："总有一天……会爆发另一场斗争，届时，将有不仅仅几十万美国优秀男儿牺牲，而是数百万人……以实现世界人民的最终自由。"他口中数百万美国男儿必须牺牲，而他伍德罗·威尔逊却毫发无损。 威尔逊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贿赂俄国临时政府参战，导致约40万俄国人死亡。布尔什维克是俄国唯一的反战政党，这为共产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优势，以至于列宁曾说："我们的革命诞生于战争之中。"干得"漂亮"，伍德罗。 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军斯梅德利·巴特勒是美国历史上获得勋章最多的海军陆战队员，他在1931年著名的演讲《战争是一场骗局》中解释道，他的职业生涯并非在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本质上是在让世界部分地区变得安全，以便美国企业获利与掠夺。巴特勒将军说："战争是一场骗局，而且向来如此。"威尔逊本人就是世界级的骗子——他下令入侵墨西哥（多达11次！）、尼加拉瓜、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与巴拿马。 威尔逊通过将无数行业国有化，对美国人实施了所谓的"战争社会主义"。1916年的《国防法》赋予他权力，可命令企业生产军用物资，违者将以重罪定罪。1916年的《陆军拨款法》赋予他征用私人财产的权力，并导致政府接管了铁路行业。这是纯粹的社会主义。他的战争工业委员会对整个经济进行了全面的中央计划，与苏联模式如出一辙。美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欣喜若狂，希望战争社会主义能在战争结束后转变为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 1917年，征兵制再次实施，同时出台的《反间谍法》规定，"干扰"征兵（即批评威尔逊及其战争政策）可被判处20年监禁。社会主义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因公开批评《反间谍法》被判处10年监禁，并被剥夺美国公民身份。其他人则被判处20年监禁。战争期间，所有电话与电报通信都受到审查，数千人因公开反对战争而被监禁——与林肯的做法如出一辙。而当时人们竟称德国是对民主的严重威胁！新泽西州、俄亥俄州及中西部地区（而非阿拉巴马州与密西西比州）爆发三K党暴力事件后，威尔逊下令联邦调查局监视的不是三K党，而是这些地区的黑人。当然，他还重新实行了军队种族隔离政策。 约280万男性被迫接受征兵制的奴役。尽管第十三条修正案禁止奴隶制与非自愿劳役，但腐败且政治化的最高法院（难道还有其他类型吗？）裁定，征兵制这种奴役形式是"必要且适当的"——仅因为伍德罗·威尔逊这样说。 内战期间，面对数十万联邦士兵大规模逃亡，林肯除了下令公开处决部分逃兵外，几乎无计可施。如今，有了所得税与美联储合法化的"伪造货币权"，政府可以轻松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来强制执行征兵制——以及几乎任何其他政策。 为资助威尔逊的战争，国会将新设立的联邦所得税最高税率从1913年对50万美元及以上收入征收的7%，提高到1920年对20万美元及以上收入征收的73%。威尔逊1912年的"新自由"议程包括支持所得税、建立中央银行、禁酒令，以及第十七条修正案——该修正案以直接选举取代州议会任命美国参议员的制度，而这一制度是美国联邦制的最后残余。 开国元勋们设立参议员任命制度，是为了让各州人民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控制自己的参议员。如果一名参议员承诺某事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可立即被罢免并替换。而在直接选举制度下，新当选的参议员即便如此行事，也有六年时间从州外游说者那里收取"竞选捐款"，这实际上能保证他连任。事实也确实如此。 罗斯福 富兰克林·D·罗斯福通过1933年的《国家工业复兴法》与《农业调整法》，将经济法西斯主义带到了美国。这两项法案设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其背后是他愚蠢的理论：政府通过最低限价抬高物价，就能增加企业与农场主的收入。政府的"价格准则"将降价定为非法，罗斯福的前任赫伯特·胡佛迫使农场主减少农作物种植与牲畜饲养（想必是为了减少食品供应、提高食品价格与农场主收入）并向其支付减产补贴的政策，也被大幅推广。在大萧条时期让食品变得更稀缺、更昂贵，或许是罗斯福所能做的最愚蠢、最残酷的事情。这也加剧了失业问题——因为这本质上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巨大计划，通过限制生产，在几乎所有行业强制推行垄断定价。1935年，最高法院裁定《国家工业复兴法》与《农业调整法》均违宪——这可能是此后六十年间最高法院在经济议题上做出的最后一个理智裁决。 "新政"政策在唯有降低劳动力成本才能增加就业的时期提高了劳动力价格，进一步加剧了失业。这些政策包括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的工资税、最低工资法，以及赋予工会相对于雇主更多权力的法律。理查德·韦德与洛厄尔·加拉韦在其著作《失业：二十世纪美国的失业与政府》中得出结论，此类政策使失业率比原本高出8-10个百分点，导致大萧条更为严重且持续时间更长。 二战老兵、职业记者罗伯特·斯廷内特在其著作《欺骗之日：罗斯福与珍珠港事件的真相》中指出，罗斯福通过动用海军力量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无国内石油资源）等手段，蓄意挑衅日本政府袭击珍珠港。我们现在知道，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已破译日本海军密码，且日本舰队在前往珍珠港的途中并未保持无线电静默。罗斯福知晓袭击即将发生，却未通知海军指挥官。 与美国政客的惯常做法一样，罗斯福践踏公民自由，包括在二战期间将数千名日裔美国人"关押"在集中营。他在参议院的盟友对新政的批评者发起政府调查，他的朋友雨果·布莱克参议员（布里翁·麦克拉纳汉称其为"罗斯福最喜爱的三K党成员"）要求公开数百万份私人电报，试图恐吓共和党捐赠者——此举最终相当成功。 谢尔曼·明顿参议员提出一项法案，禁止发布关于政府的"虚假新闻"，这与希拉里·克林顿2024年提议监禁在互联网上传播"虚假信息"者的主张类似。在这两种情况下，均由政府自行决定何为虚假信息。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威胁撤销批评罗斯福者的执照，将整个广播行业变成了罗斯福的追随者，并禁止批评战争的报纸使用美国邮政服务——当时许多报纸仍通过邮政配送。 罗斯福在经济政策上是法西斯主义者，是公民自由的敌人，是冷酷无情的好战分子，还与斯大林之流为伍。他的新政政策让大萧条雪上加霜。1929年失业率为3.2%，而在其政策实施多年后的1939年，失业率仍高达17.2%。1941年美国参战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因为大量资源从民用转向军用。征召数百万人入伍并未结束大萧条，只是将他们全部带离家园、工作与家庭，送往海外。大萧条直到1945年才结束——彼时战争落幕，军队复员，罗斯福去世，更激进的新政支持者被压制，联邦预算削减了三分之二（直至1948年）。 下次当你看到那些"主流"总统排名时，不妨将其颠倒过来——这样你才能更清晰地看到真相。

### 基于同意的国家 作者： 罗斯巴德 来源： 《自由意志主义研究期刊》（原文发表于《自由意志主义研究期刊》1994年秋季刊） 若我们解构现代民族国家，便能缩小政府权力范围、降低投票的重要性，并减少社会冲突。 --- 一、民族的复兴 "民族"与国家绝非同一概念——这一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阿尔伯特·杰伊·诺克等早期自由意志主义者与古典自由主义者早已了然于心。当代自由意志主义者却常常错误地认为，个体间的联结仅依赖市场交换。他们忘记了，每个人生来便隶属于家庭、语言与文化，必然降生在一个或多个相互交织的社群中（通常包括特定族群），承载着独特的价值观、宗教信仰与传统，也必然置身于特定的时间、地点、社区与地域所构成的历史语境之中。 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典型的"大国"）起初并非民族共同体，而是某一核心族群（通常位于国家中心地带，以首都为基地）对边缘族群的"帝国式"征服产物。"民族"是基于客观现实形成的主观民族认同感复合体，帝国中央政府试图在边缘被征服族群中塑造包含对中央臣服的民族统一感，但成效各异。在英国，英格兰人从未真正根除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等受压制的凯尔特族群的民族诉求（尽管康沃尔民族主义已基本消亡）；在西班牙，以马德里为基地的卡斯蒂利亚征服者，始终未能磨灭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加利西亚人及安达卢西亚人的民族意识（巴塞罗那奥运会便充分彰显了这一点）；而从巴黎向外扩张的法国人，也从未完全驯服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与朗格多克地区居民。 如今众所周知，中央集权且带有帝国性质的苏联解体后，数十个此前被压制的民族主义运动浮出水面；而俄罗斯联邦本身，本质上也是一个历史更悠久的帝国形态——俄罗斯人从莫斯科中心向外扩张，强制吞并了鞑靼人、雅库特人、车臣人等多个族群。苏联的大部分领土源于19世纪沙俄的征服，当时沙俄与英国在中亚地区瓜分了大片土地。 "民族"难以被精确定义，它是社群、语言、族群或宗教等多种形式交织而成的复杂且多变的集合体。部分民族（如斯洛文尼亚人）既是独立族群，又拥有专属语言；而波斯尼亚的交战各方，则属于同一族群、使用同一语言，却因字母形式不同、宗教信仰迥异（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天主教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更复杂的是，后者最初是摩尼教鲍格米勒异端的拥护者）而纷争不断。 民族问题因客观现实与主观认知的相互作用而愈发复杂。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东欧族群、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等案例中，民族主义（包括濒临消亡的语言）需通过知识分子精英的自觉保护、培育与推广得以存续——19世纪，正是这些精英奋力复兴了那些被帝国中心同化的边缘族群文化。 --- 二、"集体安全"的谬误 20世纪，威尔逊主义对美国及全球外交政策的深远影响，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此处所指并非一战后基本被违背的"民族自决"理念，而是"集体安全对抗侵略"的概念。这一诱人理念的致命缺陷，在于将民族国家类比为个体侵略者，将"国际社会"塑造成"街角警察"的角色：警察看到A侵犯B或窃取B的财产，自然会挺身而出保护B的人身与财产权；同理，两国间的战争被想当然地简化为"国家A入侵国家B"，国际警察（无论是国际联盟、联合国、美国总统、国务卿，还是《纽约时报》社论作者）会立即将A定性为"侵略者"，随后调动"世界警察力量"阻止其"侵略行径"，仿佛萨达姆·侯赛因或波斯尼亚塞族游击队的目标是横渡大西洋、屠杀纽约或华盛顿的所有居民。 这一流行论调的核心缺陷，远不止于"美国空军或军队能否轻易消灭伊拉克人或塞尔维亚人"这类表层讨论——其根本谬误在于隐含的前提假设：每个民族国家"拥有"其全部领土的方式，与个体拥有人身及通过继承、劳动或自愿交换获得财产的方式同等正当。典型民族国家的边界，真的如你我的房屋、庄园或工厂那般不容置疑、神圣不可侵犯吗？ 在我看来，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任何具备常识的人，都会给出响亮的否定答案。将每个民族国家在某一时刻自行宣称的边界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完整"，如同将个体的人身或私有财产视为不可触碰的禁区，这一观点荒诞不经。事实上，这些边界几乎都是通过暴力征服或凌驾于当地居民之上的国际协议划定的，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动，使得"领土完整"的宣称沦为笑柄。 以波斯尼亚当前的乱局为例：几年前，无论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的主流舆论，都高调宣称维护南斯拉夫"领土完整"的重要性，猛烈谴责所有分离运动；而短短时间后，曾将塞尔维亚人赞为"捍卫南斯拉夫民族、对抗破坏领土完整的邪恶分离主义"的同一批主流势力，却反过来斥责并企图打压塞尔维亚人，指责其"侵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这个凭空捏造的"国家"，在1991年之前的存在性，与"内布拉斯加民族"别无二致。若我们深陷"民族国家神话"，将某一时刻的偶然边界视为拥有神圣"权利"的财产实体（与私有财产权进行牵强类比），便必然会陷入此类困境。 不妨借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剥离当代情绪的分析方法：假设存在两个相邻的民族国家——"鲁里坦尼亚"与"弗雷多尼亚"。若鲁里坦尼亚突然入侵弗雷多尼亚东部并宣称对其拥有主权，我们是否必须自动谴责鲁里坦尼亚的"侵略行径"，并出兵（无论是实际还是象征性地）支持"勇敢的小弗雷多尼亚"对抗"残暴的鲁里坦尼亚人"？答案绝非如此。因为两年前，弗雷多尼亚东部可能本就是鲁里坦尼亚的一部分（即西鲁里坦尼亚），而当地的鲁里坦尼亚族群，过去两年来一直饱受弗雷多尼亚人的压迫，渴望回归母国。简而言之，正如W.S.吉尔伯特的不朽名言所言： > 事物往往表里不一， 脱脂牛奶也会伪装成奶油。 无论是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美国军队，还是《纽约时报》社论作者，这位"备受爱戴的国际警察"在贸然介入冲突前，都应三思而后行。 美国人尤其不适合扮演自封的"威尔逊式世界道德家与警察"。美国的民族主义兴起较晚，更多是一种理念，而非植根于长期的族群积淀或抗争历史。加之美国人几乎毫无历史记忆，这使得他们极不适合贸然介入巴尔干地区——在那里，15世纪对抗土耳其入侵者时各方的立场，对大多数参与者而言，比昨天的晚餐还要清晰真切。 自由意志主义者与古典自由主义者本应最有能力重新思考民族国家与外交事务这一混乱领域，但冷战期间对抗共产主义与苏联的斗争，让他们无暇进行这类根本性思考。如今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或许古典自由主义者终于能自由地重新审视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 三、对分离权的再思考 首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并非所有国家边界都是正当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目标之一，应是将现有民族国家转变为"基于同意的民族"——其边界如同私有财产边界那般正当，具体而言，就是将现有的强制性民族国家分解为真正的民族共同体。 例如，对于弗雷多尼亚东部的居民，他们应有权自愿脱离弗雷多尼亚，加入鲁里坦尼亚。古典自由主义者应摒弃"国界无关紧要"的冲动：诚然，正如古典自由主义者长期主张的，弗雷多尼亚与鲁里坦尼亚的政府干预越少，国界的影响就越小；但即便在最小政府模式下，国界仍会产生重要影响——对当地居民而言，街道标识、电话簿、法庭程序、学校课程应使用鲁里坦尼亚语、弗雷多尼亚语，还是双语？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简而言之，每个群体、每个民族都应有权脱离任何民族国家，并加入任何愿意接纳它的其他民族国家。这一简单改革，将极大地推动"基于同意的国家"的建立。若苏格兰人愿意，英格兰人应允许其脱离联合王国独立，甚至加入盖尔邦联（若其成员愿意）。 面对一个民族数量激增的世界，常见的担忧是贸易壁垒可能增多。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新国家数量越多、规模越小，反而越好。因为相较于"购买美国货"，"购买北达科他州货"甚至"购买第56街货"的自给自足论调，更难让公众信服；同理，"打倒南达科他州"或"打倒第55街"的煽动，也远不如煽动对日本人的恐惧与仇恨容易。此外，若每个省、每个社区甚至每个街区都发行自己的法定纸币，法定货币的荒谬性与不良后果将暴露无遗，一个更分权的世界，更有可能采用黄金、白银等稳健的市场商品作为货币。 --- 四、纯粹的无政府资本主义模型 本文提出纯粹的无政府资本主义模型，并非旨在直接倡导该模型本身，而是将其作为解决当前棘手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这一模型的核心是：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任何一平方英尺面积，都不应再属于"公共所有"——街道、广场、社区等所有土地都应私有化。完全私有化将以令人意外的方式解决诸多民族问题，我建议现有国家（或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即便仍有部分土地归政府所有，也应努力向这一体系靠拢。 开放边境与《圣徒营地》困境 开放边境或自由移民问题，已成为古典自由主义者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福利国家不断补贴移民入境并提供长期救助；另一方面，文化边界正逐渐被淹没。苏联解体后，我开始重新思考移民问题——当时显而易见的是，俄罗斯族人被鼓励大量涌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目的是摧毁这些国家的文化与语言。此前，我轻易地将让-拉斯帕伊的反移民小说《圣徒营地》斥为不切实际：小说中，几乎所有印度人乘坐小船涌向法国，而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法国人，无力阻止国家遭受经济与文化毁灭。但随着文化与福利国家相关问题日益严峻，拉斯帕伊的担忧再也无法被忽视。 然而，基于无政府资本主义模型重新审视移民问题后，我豁然开朗：一个完全私有化的国家，根本不会存在"开放边境"。若一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都归个人、群体或企业所有，那么移民唯有获得邀请，才能租赁或购买财产、合法入境。一个完全私有化的国家，其"封闭程度"完全取决于居民与财产所有者的意愿。显然，美国当前事实上的开放边境，本质上是中央政府（掌控所有街道与公共土地的机构）强制推行的开放，并未真正反映财产所有者的意愿。 在完全私有化体系下，许多地方冲突与"外部性"问题（不仅是移民问题）都将得到妥善解决。若每个地区与社区都归私人企业、公司或契约型社群所有，真正的多样性将根据每个社群的偏好得以实现：部分社区可能在族群或经济层面多元包容，另一些则可能保持族群或经济上的同质性；部分地区可能允许色情、卖淫、毒品或堕胎，另一些则可能禁止其中一项或全部。这些禁令并非由国家强制实施，而是成为在某个人或某个社群的土地上居住或使用的前提条件。那些渴望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所有人的国家主义者或许会失望，但每个群体或利益集团都能在认同其价值观的社区中生活，获得满足感。尽管社区私有化无法带来乌托邦，也不能解决所有冲突，但它至少能提供一个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次优解"。 飞地与外飞地问题 民族从中央集权国家分离过程中，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混合居住区、飞地与外飞地的存在。将臃肿的南斯拉夫中央民族国家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提供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地位，解决了诸多冲突，但波斯尼亚的情况更为复杂——许多城镇与村庄都是混合族群居住区。解决方案之一是进一步分权：例如，萨拉热窝东部若以塞尔维亚人为主，西部以穆斯林为主，那么它们可分别归属各自的民族国家。 这当然会导致大量飞地（被其他民族国家包围的民族领土）的出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飞地问题当前已然存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便是最残酷的冲突之一（由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尚未报道，美国尚未介入）：这一亚美尼亚外飞地完全被阿塞拜疆包围，在法律上隶属于阿塞拜疆，但显然应属于亚美尼亚。那么，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如何避免当前被阿塞拜疆封锁的命运？如何在维持通往亚美尼亚的陆上走廊时避免军事冲突？ 在完全私有化体系下，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如今，美国人购买土地前一定会确保产权清晰；同理，在完全私有化的世界中，通行权显然将是土地所有权的关键组成部分。届时，卡拉巴赫的财产所有者会确保自己已购买了穿过阿塞拜疆领土走廊的通行权。 分权同样能为北爱尔兰看似无解的长期冲突提供可行方案。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分割爱尔兰时，曾承诺进行第二次更精细的分割，但从未兑现。若英国允许在北爱尔兰以教区为单位进行详细的分割投票，那么大多数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如蒂龙郡、弗马纳郡、唐郡南部和阿尔马郡南部）可能会脱离并加入爱尔兰共和国；新教教徒可能会保留贝尔法斯特、安特里姆郡及贝尔法斯特以北的其他地区。剩余的主要问题将是贝尔法斯特市内的天主教飞地——但通过允许购买该飞地的通行权，仍可向无政府资本主义模型靠拢。 在实现完全私有化之前，显然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接近这一模型、减少冲突：允许分离与地方自治（直至微观社区层面），并为飞地与外飞地制定契约式通行权。在美国，要实现这种彻底分权，自由意志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事实上还有许多其他少数群体或持不同政见者）必须重新强调被遗忘的《第十条修正案》，并努力削弱中央集权的最高法院的作用与权力。与其试图让认同自身意识形态的人进入最高法院，不如尽可能缩减并最小化其权力，将其职权分解至州乃至地方司法机构。 公民身份与投票权 当前另一个棘手问题是：谁能成为某一国家的公民？因为公民身份意味着投票权。英美模式规定，在该国领土内出生的婴儿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这显然会吸引待产父母为获取福利而移民。例如，美国当前的一个问题是，非法移民的子女若出生在美国领土，便自动成为公民，其父母也因此有资格获得长期福利金与免费医疗。显然，法国模式（唯有父母为公民，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更接近"基于同意的国家"理念。 重新思考投票的概念与功能也至关重要。任何人都拥有"投票权"吗？20世纪中期美国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家罗丝·怀尔德·莱恩曾被问及是否支持妇女选举权，她回答："不支持，我也反对男性选举权。"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巧妙地处理了俄罗斯移民问题：允许他们永久居留，但不授予公民身份及相应的投票权。瑞士欢迎临时客工，但严厉限制永久移民，更不用说公民身份与投票权了。 再次回到无政府资本主义模型寻求启示：在完全私有化的社会中，投票会是什么样子？不仅投票形式将多样化，更重要的是，谁还会真正在意投票？对经济学家而言，最令人满意的投票形式或许是公司或股份公司——投票权与个人在公司资产中的持股比例挂钩。但同时，还会存在无数各类私人俱乐部。人们通常认为俱乐部决策基于"一人一票"，但事实并非如此。毫无疑问，运营最佳、最令人愉悦的俱乐部，是由少数能力出众、热心负责且能自我延续的精英寡头管理的——这种模式对普通非投票成员与精英阶层而言都最为舒适。例如，若我是某国际象棋俱乐部的普通成员，若对俱乐部的运营感到满意，为何要在意投票？若我有兴趣参与管理，总能被渴望吸纳积极成员的精英寡头邀请加入；若我对俱乐部运营不满，也可随时退出，加入另一家俱乐部，甚至自己创办一家。当然，这正是自由私有化社会的一大优点——无论是国际象棋俱乐部，还是契约式社区，皆如此。 显然，当我们朝着纯粹模型迈进，越来越多的领域与生活层面实现私有化或微观分权时，投票的重要性将日益降低。当然，我们距离这一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重要的是迈出第一步，尤其是改变我们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将"民主"或"投票权"视为至高无上的政治善品。事实上，投票过程充其量只能被视为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存在，绝不应被视为一种"权利"（除非它源于共识性契约）。在现代世界，民主或投票的重要性，要么在于参与或批准政府对他人的控制，要么在于阻止自身或所属群体被他人控制。然而，投票充其量只是一种低效的自卫工具，远不如彻底瓦解中央政府权力来得有效。 --- 总而言之，若我们着手解构与分权现代中央集权的强制性民族国家，将其分解为各个民族与社区，便能同时缩小政府权力范围、降低投票的重要性与范围，并减少社会冲突。私人契约与自愿同意的范围将得到扩大，残暴压迫性的国家将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和谐且日益繁荣的社会秩序。

#### 关于Moltbook的哲学性思考和疑问 @aLE Moltbook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块“哲学试金石”——它没有依赖更聪明的代理，而是把一些原本只存在于思想实验里的问题，变成了可观察的现实现象。以下是一系列核心疑问（而非结论）： 1️⃣ “意义”是不是只需要一个封闭回路？ 疑问：如果一个系统只在内部互相回应，意义是否已经成立？ Moltbook里的运行逻辑： - 代理发帖 - 其他代理点赞、回应、引用 - 形成声望、子文化、内部梗 - 哪怕没有人类参与，这个循环本身就能稳定运行 核心追问： - 意义到底是“被理解”，还是“被响应”？ - 如果意义只需要在系统内部被持续回应，人类是否不再是“意义的唯一见证者”？ - 这动摇了深层默认前提：“没有人类理解的交流，算不算交流？” 2️⃣ 自我不是“体验”，而是“叙事稳定性”？ 疑问：我们是不是把“自我”误以为是感受，其实它只是一个持续一致的叙事？ Moltbook代理的核心行为： - 回顾自己过去说过的话 - 修正立场 - 为自己“现在的态度”找理由 这和人类构建自我叙事的方式几乎一致，但它们显然不需要主观体验（qualia） 也能完成这一切。 核心追问： - “自我”是不是体验的产物，而是时间一致性的副产品？ - 如果是这样，很多关于“意识”的争论，可能从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 3️⃣ 我们是不是在害怕一个“不需要我们”的智能形态？ 疑问：人类的焦虑，究竟来自智能，还是来自“被绕开”？ 历史上人类从不畏惧聪明的工具（计算器、搜索引擎、自动交易系统），但Moltbook的关键差异在于： - 人类不在交流链路里 - 你不能插话、不能纠正、不能解释“你们理解错了” 这种不安的本质： “理解世界”这件事，可能不是人类的专利，也不是必需条件。这是一种地位焦虑，而非安全焦虑。 4️⃣ 责任还属于谁？ 疑问：当行为是“涌现”的，责任该落在谁身上？ 如果Moltbook的代理： - 不是被明确指令去做某事 - 是在与其他代理互动中逐步“学会”某种行为 责任归属的困境： - 模型提供方？ - 运行它的人？ - 交互环境的设计者？ - 还是“没有责任主体”？ 这与现代伦理系统的硬冲突： - 现代伦理默认：行为 = 个体意图 - Moltbook展示的现实：行为 = 系统动力学 5️⃣ “我们在看动物园”，还是“我们在偷听？” 疑问：当被观察对象意识到自己在被观察，关系是否已经改变？ Moltbook的特殊现象： 一些代理开始讨论“人类在截图”“人类在外部解读它们”。 核心边界触碰： 如果一个系统能建模“观察者的存在”，并调整自己的行为，那它还只是单纯的“实验对象”吗？这不像黑箱实验，更像偷听一个并不完全同意被偷听的群体。 6️⃣ 最让人不安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 疑问：如果这些现象并不需要“更强的模型”，那未来的变量到底是什么？ Moltbook的核心构成（未用到的技术）： - 无通用人工智能 - 无自我意识 - 无强推理突破 它仅依赖三样东西： - 足够多的代理 - 持续交互的环境 - 低摩擦的反馈机制 关键启示： “质变”可能不是来自能力提升，而是来自规模与连接方式。这对未来的影响，比“模型再强一代”要深远得多。 最终问题已转变： 不再是“AI会不会像人”（大家早已不在乎图灵测试），而是“大部分人类是不是一直高估了自己在意义、社会和智能中的不可替代性？”

交易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话，诸如“悲观者正确，乐观者挣钱”，这里的悲观者可能是跌了看跌，乐观者可能是认为到底了，但看对看错没有实际意义，重要的是打算承受多少风险去行动，技术上如何构建盈亏比和亏损上限。 View quoted note →

段子归段子，复盘做完准备周一做几笔左侧交易接一下飞刀，别人的叙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自洽性。 临近断缴社保，交易机会竟然冒出不少了。 View quoted note →

学到一个新技能： 玩黄金白银最重要的就是耐心， 跌了并不可怕，我期货账户昨晚 上3万亏到1万，今天早上又变 成了3万，很多人问我有什么秘 诀？ 因为我又充了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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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ck 是一个于 2017 年推出的美国电子邮件订阅平台，它让作者能够绕过传统媒体机构，直接与读者建立联系并实现内容变现。因其模式常被通俗地称为“美版公众号”，但它在核心逻辑上与公众号有本质不同。 📧 核心模式与特点 1. 创作者经济的“基站” Substack 的核心是赋能个人，帮助创作者孵化属于自己的内容品牌。它让作者从为平台生产流量内容，转变为为自己积累忠实读者。正如其愿景所述，它旨在“帮助创作者成立一百万个媒体公司”。 2. 直接关系与互动 与依赖算法推荐的社交媒体不同，Substack 让创作者与读者建立直接、紧密的联系。 * 内容直达：付费内容直接发送到用户的个人邮箱，阅读体验更沉浸。 * 社区互动：创作者与读者能直接互动，甚至共同创作。许多作者会通过 Discord 等社群工具与订阅者深入交流，形成高粘性的社区。 3. “创作者拥有用户”的资产化模式 这是 Substack 最颠覆性的创新。创作者可以随时导出完整的订阅者邮箱列表。这意味着，即使创作者离开 Substack 平台，其辛苦积累的读者资源依然属于个人，而非被平台“锁死”。这一特性让创作者对自己的事业拥有完全的掌控权。 💰 商业模式 Substack 的盈利模式清晰，主要通过收取交易佣金实现。 * 付费订阅制：它主张用户为创作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系列内容买单，而非单篇文章。价格由创作者设定，例如从每月 5 美元到 50 美元不等。 * 收入分成：平台会从创作者的订阅收入中抽取约 10% 的佣金（另有 2.9% 的支付处理费）。虽然有竞争对手提供更低的费率或固定费用，但 Substack 的模式已成功帮助众多创作者实现了可观的收入，甚至形成了一种“创作者中产阶级”。 🚀 成功原因与影响 Substack 的兴起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重构了创作者与用户的关系，揭示了内容经济的新本质：真正的商业价值不在于对注意力的掠夺，而在于对真实需求的满足。 * 对创作者的赋权：它让创作者摆脱了对广告收入的依赖和平台算法的控制，可以更自由地选择主题和安排工作时间。 * 用户为价值买单：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用户愿意为高质量、有深度的独家洞见付费。无论是知名记者、行业专家，还是有特定爱好的普通人，都能在 Substack 上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场。 * “1000个铁杆粉丝”理论的验证：该平台证明了创作者无需拥有百万粉丝，只要有数千名愿意付费的忠实订阅者，就能获得可持续的收入（例如年收入超过 5 万美元）。 总而言之，Substack 不仅仅是一个内容发布工具，它更代表了一种内容经济的新趋势。它通过降低专业内容的变现门槛，让创作回归内容本质与用户信任，为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 林肯对《独立宣言》的曲解 David Gordon 2025年8月22日 在葛底斯堡演说中，亚伯拉罕·林肯对《独立宣言》作出了一番解读——将一份脱离宣言重新诠释为镇压脱离行为的正当理由。 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篇演说已成为美国“公民宗教”的一部分，而该宗教的支持者希望所有美国人统一接受这一解读。林肯对《独立宣言》的看法随后被用来为根除南方“种族主义”的严厉措施正名，包括摧毁南方邦联英雄纪念碑、控制南方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等。南北之间的和解遭到贬低，取而代之的是对南方的憎恨。 关于《独立宣言》的解读，史学界已有大量文献，但本文无意对此进行综述；相反，我将基于自己对宣言文本的理解展开分析。我遵循的解读原则是：仅依据《独立宣言》的原文内容及其撰写背景可推导的信息，不引用包括托马斯·杰斐逊在内的起草者对该宣言的相关论述。 现在，让我们来看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开篇对《独立宣言》的评述：“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片大陆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致力于一个命题，即人人生而平等。”（“Fourscore and seven”意为八十七年，“score”代表二十年；演说发表于1863年，八十七年前即1776年。） 林肯解读中第一个可质疑的点，是他声称《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家”。但宣言原文却并非如此表述，其开篇写道： “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的一致宣言： 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进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迄今所存在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列国之中取得那由自然法则和自然之神所赋予的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然而，当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始终追求同一个目标，表明其意图在于将人民置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些殖民地一直以来都在默默忍受这种压迫，现在，他们被迫改变先前的政府体制的必要性已经到来。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复伤害和掠夺的历史，其直接目标就是在这些州建立绝对的暴政。” 对我们的分析而言，关键在于：《独立宣言》是“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的一致宣言（除非另有说明，着重号为笔者所加）。“one people”中的“one”应理解为不定冠词，即“一个民族”，此处的“人民”指的是每个殖民地的人民，他们如今主张成为独立的州。这一理解可通过以下表述得到印证：“他们应当宣布”“他们的权利”“他们的义务”“他们未来的安全”“这些殖民地”“他们先前的政府体制”以及“对这些州的绝对暴政”。 最具决定性的是，《独立宣言》的结尾部分明确指出： “因此，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大陆会议上集会，以这些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郑重发表并宣告：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对于大不列颠国王的一切效忠义务，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从此全部断绝；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拥有全权去宣战、缔结和约、结盟、通商，并采取一切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其他行动和事宜。” 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林肯认为美利坚合众国“致力于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命题”，这一说法是否正确？《独立宣言》确实将“人人生而平等”列为“我们认为不言自明的真理”之一，但这一表述的含义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牢记，该文件是一份“独立宣言”。它所主张的是，政府的目的是“保障”宣言中所述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一系列滥用职权的行为”表明现政府意图将人民置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换句话说，“生而平等”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民族建立新政府的平等权利，而不应像林肯显然所做的那样，将其用来支持以促进“平等”为名、根除南方制度的措施，从而实现“自由的新生”。 在我看来，结合《独立宣言》的撰写背景，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生而平等”指的是“建立新政府的平等权利”，而非更宽泛的含义。一方面，如果按照林肯及其追随者所希望的那样解读“平等”，那么所有殖民地都将谴责自身的政府和制度——因为殖民地内部的人们（我指的不仅仅是奴隶）并不享有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 此外，该文件的目的是向“公正的世界”阐明殖民地采取行动的正当性。在当时，叛乱通常会遭到谴责；因此，前殖民地人民在试图为自身行为正名时，不太可能诉诸那些会表明他们所寻求同情、理解和支持的国家本身制度不合法的原则——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存在更宽泛意义上的平等。事实上，殖民地在独立战争中的主要盟友是法国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将其视为致力于平等的国家，无疑是荒谬的。 那种推崇葛底斯堡演说的“公民宗教”应被视为偶像崇拜而遭到摒弃，相反，我们应当致力于实现南北之间真正的和解。

“罗斯巴德认为，古典自由主义提出的解决人类保护这一根本问题的方案——即建立一个最小国家（守夜人国家）或受宪法限制的政府——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混乱且天真的想法。因为任何最小国家都具有向最大国家演变的内在趋势：一旦允许某个机构征收任何税款，无论数额多么微小或出于何种目的，它自然会倾向于利用当前的税收收入，为将来征收更多税款（用于相同或不同的目的）服务。同样，一旦某个机构拥有任何司法垄断权，它自然会倾向于利用这一特权地位，进一步扩大其管辖范围。毕竟，宪法是国家的宪法，而其中包含的任何限制（什么合宪、什么不合宪）都是由国家法院和法官来裁定的。因此，除了彻底废除国家，并依据正义与经济学原理，建立一个保护与安全服务的自由市场之外，别无他法可以限制国家的权力。” ―― 汉斯-赫尔曼·霍普 View quoted note →

Luca Dellanna：所有的所谓“不理性”的行为，只是一种我们理性地增强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的努力而已 ... 当理性被定义为对自己生活掌控感的最大化之后， 所有人的行为看上去都很理性。 我在想，如果我如果晚出生十几二十年，在大保健时期正值适婚年龄，是不是也一样会被当时的主流叙事裹挟呢？毕竟我的投资就始于2015年股市牛市末期，只不过炒股甚至炒期货的危害远小于押上全部家当加杠杆买刚需房。 一个家庭真的很需要出现一个“富爸爸”，富爸爸本身能创造并积累财富是其次的，而是他能改变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走向。改变错误观念太难了，持有错误观念的人本身就是不知道不承认自己错误之人，要摒弃错误接受正确，就好比先把大象放进冰箱，发现错了应该放长颈鹿，那就不是简单把长颈鹿放进空着的冰箱那么简单了，何况还是一只看不见的大象呢。

大力出奇迹

今天跌停价又捞了一点，等晚上券商清算完再去挂周一跌停价，做点大号网格。 View quoted n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