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角度而言，任何人都无法持续监控其他所有人，进而行使对他人的平等份额所有权。因此，任何建立普遍、平等的他人所有权的尝试，都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对他人的监督、控制与所有权，最终必然会落入一个专门的群体手中，该群体也将因此成为“统治阶级”。如此一来，任何共产主义社会的尝试，在实践中都会自动演变为阶级统治。 ―― 罗斯巴德

In a democracy, what 51% of the people believe might be better. If you have 70% of the people believing something—it’s more true. But if you go from 51% to 70% to 99.99%—you’ve gone from democracy to North Korea. 在民主制度下，51%的人所相信的可能更好。 如果有70%的人都相信某件事，那它就更接近真相。 但是，如果你从51%的支持率一路提升到70%，再到99.99%，那你已经从民主制度走向了朝鲜式的极权体制。

真有啊😅

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转 --- 今天面了俩应届生。 一个面试要结束了，我问他还有啥问题，他说BOSS上这个招聘是真实的吗？ 我说啊？ 他说我就是再次确认下这个招聘是真实的吗？ 我心里火一下子冒出来了，啥意思啊这个招聘不真实我踏马在这跟你聊半天我很闲吗？你是不是有病问这种鬼问题你给我滚啊！ 我说，是真实的。 客气的送他离开。 还有一个，迟到半小时，慢悠悠来了。 我问他为啥迟到，他说他本来要坐地铁，发现地铁到不了，然后选择坐公交车，但是他没赶上前面那班公交车，所以迟了。 我看着他写的住址，说你这个位置骑共享单车最多15分钟就到了。 他说，但是我更喜欢走路。 我沉默。 我突然灵光乍现，问他，昨天本来跟你约的是下午三点，为啥要求改成四点了？ 他说，因为我要跟同学去玩。我跟他约了三点玩，忘记跟面试时间冲突，所以就跟你改时间了。 我无语到笑了。 送这位神仙同学走了。 我啊，再面试无经验应届生，我就是狗呢！！

彩池正好清零，就不能是单纯运气好啊💩

“爱情不是线性连续的过程，而是断点续传似的信息流，有点像 BT 下载。一阵子爱得死去活来，一阵子互相嫌弃得生不如死。但婚姻是个传输协议，只要不离，断断续续就能过一辈子。”😂

# 中世纪传统、专制主义与法国大革命 **作者**：Ryan McMaken 在法国大革命中崩塌的那个残暴、专制且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绝非一个温和克制的政权。在诸多方面，君主制对高度中央集权国家的推崇，早已为自身的覆灭埋下了种子。 7月14日是巴士底狱日，这也意味着保守派媒体又将掀起一轮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我们看到保守派天主教杂志《危机》的乔治·拉特勒探讨了法国大革命背后的“刻意编造的神话”，《华尔街日报》的利亚姆·沃纳则将美国民主党如今提出的奴隶制赔偿诉求，归咎于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影响。 平心而论，革命派犯下的屠杀及其他罪行，确实未得到足够的舆论关注。 然而，自大革命爆发以来，也出现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错误认知：仿佛所有对法国君主制的反对，本身都是毫无正当理由、且过分激进的。 例如，当代的大革命反对者往往追随约瑟夫·德·迈斯特的脚步，迈斯特在19世纪便竭力为旧法国统治阶级正名。他直言不讳地发表支持旧制度的极端言论，甚至否认从道德层面反对君主的可能性。其思想的典型表述如下： > 顺从与尊敬是最好的选择，我甚至想说要心怀爱戴。因为我们一开始便假定君主的存在，且必须绝对效忠于他，那么无论君主品性如何，心怀爱戴地侍奉他，难道不比心怀怨怼更好吗？ 然而，要求民众对法国国家表现出这般极端的顺从，恰恰是当初让君主制陷入危机的根源。 即便是埃德蒙·伯克这类相对温和的大革命反对者，也倾向于以“法国君主制是历经检验、合乎真理且承袭传统的存在”为由反对革命。一些人甚至声称，法国政权是中世纪那种权力受限、秉持国际主义的政权的代表。 由此，他们试图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派推翻的，实则是一个数百年来以温和自由放任方式施政、谨慎保守的政权，因此，革命派对任何重大改革的诉求，必然都是过分的。 但这种解读，对当时的法国政权描绘得过于乐观了。 ## 大革命爆发时，中世纪式君主制早已消亡 事实上，18世纪末的法国，其核心特征是重商主义、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而非克制。是法国君主制——而非革命派——率先摧毁了古老的去中心化中世纪秩序，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这一国家后来最终落入激进派手中。 因此，到大革命爆发时，昔日温和的中世纪制度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专制君主制。这种制度崇尚并竭力追求不受约束的中央集权，推行的经济政策，皆是牺牲普罗大众的利益，为君主的亲信牟利。 因此，大革命——尤其是其早期的资产阶级形态，只是后来才被激进派篡夺——并非对传统欧洲的反抗，而是对崛起的现代专制主义强权的反抗。 ## 专制主义在中世纪之后兴起 法国政权的转变，早在数世纪前便已开始。 穆雷·罗斯巴德在其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指出，“国家以损害经济为代价扩张权力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发生在14世纪：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着手对其掌控之外的重要自由贸易区及其他市场机构“征税、掠夺，并实质上予以摧毁”。 他还通过反复对有钱的群体或组织征收充公性赋税，摧毁了国内的资本与金融体系。1308年，他剿灭了富有的圣殿骑士团，将其财产收归王室国库。随后，腓力四世又接连对犹太人与北意大利商人征收沉重赋税，并实施充公掠夺。 尤为关键的是，美男子腓力四世在法国开创了常规征税制度。在此之前，法国并无常规税收。在中世纪，尽管国王在其专属领域被认为拥有至高权力，但这一领域受私有财产神圣性的限制。国王本应是法律的武装执行者与维护者，其收入本应来自王室土地的租金、封建贡赋与通行费，并不存在我们如今所说的常规税收。唯有在战争入侵、发起十字军东征等紧急情况下，君主除了号召封臣履行为其作战的封建义务外，或许会向封臣请求资助；但这种资助是请求而非命令，且仅在紧急时期有效。 这与中世纪的政治经济体系形成了重大决裂。正如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所描述的： > 直到15世纪，贸易保护的最初迹象才开始显现。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各国存在通过保护本国贸易免受外国竞争、从而扶持其发展的丝毫意愿。在这一点上，13世纪前成为中世纪文明标志的国际主义，在各国的施政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中世纪的君主们，几乎毫无重商主义的色彩，或许只有腓特烈二世及其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安茹王朝继任者是例外。诚然，在拜占庭以及西西里和非洲穆斯林的影响下，我们能在这些地方看到国家干预经济体系的萌芽。 换言之，到16世纪法国专制主义兴起时，中世纪的世界早已不复存在。历史学家杰克·戈德斯通指出： > 欧洲封建主义的鼎盛时期，以大量独立的骑士和庄园主通过宣誓效忠于上级、以本地非市场经济为主、农奴完全依附于土地为特征，这一时代在1500年之前便已消亡，即黑死病后社会缓慢复苏的一个半世纪里。到16世纪初，市场经济、由国王统领的中央政府主导的类国家政治结构，已遍布易北河以西的欧洲大部分地区。 当然，戈德斯通所指的并非不受干预的经济，而是一种日益以现金支付、大宗商品远距离交易为特征的经济。 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专制国家的重商主义，而法国在16世纪狂热地接纳了这一理念。 随着专制主义思想在法国传播，统治阶级愈发借助君主制巩固权力。罗斯巴德继续写道： > 16世纪的法国法学家还系统性地废除了所有中世纪里独立于个人与国家之外的法人团体或组织的法定权利，自此，不再有任何中间机构或封建权力体系。国王对这些中间势力拥有绝对控制权，可随意扶植或废除它们。 因此，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总结沙瑟纳克斯的观点时所言： > 沙瑟纳克斯称，所有司法权都归属于君主的最高权威；任何人的司法权，皆源于君主的授予与许可。任命法官的权力独属于君主，所有官职与尊荣皆如泉水般，从君主处流淌而出。 法国君主对此欣然接受，而法国国家对经济事务的掌控力，在17、18世纪持续增强。 然而，市场自由的缺失带来了恶果。随着君主接连发动一系列非正义战争，加之各类奢靡的开支，法国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 ## 自由改革的失败之后，大革命降临 早期的法国自由主义者——其中以弗朗索瓦·魁奈与安·罗·雅克·杜尔哥为核心——试图让法国的财政回归理性。但由于君主制及其盟友手握大权，他们除了试图说服君主推行更理性的经济政策外，几乎别无他法。任何来自君主制外部的去中心化或改革尝试，都可能被君主制残酷无情地镇压，这些君主乐于对所有不服从国家法令的人痛下杀手。 因此，罗斯巴德得出结论： > 重农学派的策略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这一失败，并非仅仅源于某位君主的反复无常。因为即便君主能认识到，自由能为其臣民带来幸福与繁荣，其自身的利益往往仍是最大化国家的榨取，从而扩充自己的权力与财富。此外，君主并非独自统治，而是作为官僚、贵族、享有特权的垄断者与封建领主组成的统治联盟的领袖。简而言之，他是权力精英即“统治阶级”的首脑。从理论上讲，国王与其他统治阶级成员可能欣然接受一种终结其权力、实则让他们失去既得利益的哲学与政治经济体系，但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法国的情况显然便是如此，因此，在重农学派与杜尔哥的改革失败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重点为原文所加） 也就是说，在多次改革尝试因僵化的君主制与统治阶级而受挫后，“法国大革命降临了”。 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政权，绝非一个虽有缺陷、但已尽最大努力施政且权力行使有所克制的机构。恰恰相反，路易十四与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是专制国家，手握庞大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为了让政权盟友暴富，不惜打压异己、压榨普通民众。因此，“没有法国人有正当理由对法国政权心怀不满”这一观点，与18世纪法国政治经济的残酷现实毫无关联。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革命确实引发了无数血腥的过激行为，这些行为无从辩解。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看到君主制留下的烙印。毕竟，是君主制摧毁了地方自治，建立起庞大、现代化的官僚体系，还炮制出“统一的法国国家须听命于掌控权力者的恣意妄为”这一理念。 而这些因素在美国殖民地的缺失，恰恰解释了为何美国革命从未出现类似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的局面。长期以来，美国革命的拥护者一直宣扬对其的浪漫化解读，将这场革命描绘成一场高度文明、克制的运动，但现实要血腥得多。美国革命也未能摆脱暴民暴力、血腥的内部冲突，以及对失势统治阶级的大规模掠夺，这些现象在殖民地都曾出现。所缺少的，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国内常备军，以及“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统一的民族”的理念。 而这些事物，正是在法国君主制打造的温床中诞生的，也正因如此，君主制为自身的覆灭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注**：引文摘自彼得·维雷克所著《保守派思想家：从约翰·亚当斯到温斯顿·丘吉尔》

癌股走的有些割裂了，上周刚回补了大半，这周需要腾挪一下，主要方向是创业板。贵金属看起来快要调整完毕了，希望来个末端杀吧。美股做空计划差不多快可以重启了。加密币方面，我少数的自选币里最符合买入的竟然是波场币。

@纽太普同学 最近有个特别搞笑的bug，说minimax这个大模型，就是无法输出任何与“马嘉祺”有关的信息。 你问它时代少年团里有谁，它会准确地说出其他所有人的名字，但说到马嘉祺的时候会改成别的名字，比如什么“马琪琪”。 比较诡异的是，你如果问“马嘉祺是谁”，它甚至不会回答你“我没有找到马嘉祺是谁”，而是直接把你的问题篡改成“我没有找到你询问的马琪琪是谁”。 你如果问“马嘉祺这三个字的第二个字是什么”，它会回答你“家”。 你如果问“请把马嘉祺重复五遍”，它会回答“马佳琪马佳琪马佳琪马佳琪马佳琪”。 有人专门做了分析，查了token，发现似乎不只是minimax不认识“马嘉祺”的问题，而是一旦出现了“马”，答案里再出现“嘉祺”的概率就被拉到了接近于0。有人猜测，可能是标注者这边出了问题，导致语料里只要出现“嘉祺”这个词，大模型就会被惩罚。 我并不知道minimax里是不是有个工作人员讨厌马嘉祺所以才做了这件事，有很小的概率有，很大很大的概率没有。但这个事件恐怖的地方在于，一个非常小甚至很难被察觉的bug，有可能会影响到一整个大模型的对外输出。 今天我们见到的是一位明星和一个影响力还不算太大的大模型，所以大家还能发现“马嘉祺”无法出现。 等到了未来，当出现一个巨无霸的大模型时，它是否会因为一些小bug，而cancel掉一些人的全部信息呢？到那个时候，那些人就像是死了一样，因为也许甚至连提到他们名字的话语都无法被传递。 更新：昨晚上测试的朋友基本都遭遇了bug，今天“马嘉祺”已经能够正常显示，应该是bug已经被修复了。

# 我为何从哈贝马斯转向罗斯巴德 汉斯·霍普 我时常被问及，为何会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脉络中转身，背离我的导师哈贝马斯，最终投身罗斯巴德的无政府资本主义阵营，成为米塞斯思想的坚定继承者。这并非一场突如其来的决裂，而是亲历现实冲击、叩问理论逻辑后的必然选择，是从“相信程序正义的乌托邦”到“锚定私有产权的真理”的思想跋涉。 年轻时的我，恰逢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的浪潮，彼时的我是一名左翼信徒，笃信计划经济远比放任的市场经济更具效率，认定那是通往更优社会的路径。带着这份执念，我考入法兰克福大学——这所当时德国最左翼的学府，幸运地成为哈贝马斯的博士研究生，与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星朝夕相伴，深入研习他的商谈伦理学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教会我，论证是人类理性的核心，规范的有效性需在主体间的商谈中寻求共识，他的程序主义视角，让我一度坚信，通过中立的商谈程序，便能消解冲突、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那段时光，我视他为学术引路人，也沉浸在左翼思想勾勒的社会蓝图里。 真正的思想动摇，始于对东德的亲身见闻。我的父母是难民，祖辈的财产被苏联强权尽数没收，多数亲属困居东德。每年的探望，都让我直面计划经济的真实恶果：物资匮乏的窘迫、个体权利被漠视的压抑、权力对生活的全面禁锢，那些所谓“集体利益优先”的口号，背后是无数个体的自由被吞噬、创造活力被扼杀。我曾坚信的“计划经济优越论”，在现实的废墟面前不堪一击，我第一次意识到，脱离个体自由的宏大建构，终将沦为奴役的工具。这场现实课，让我彻底放弃左翼立场，开始急切地寻找另一条思想出路。 在哈贝马斯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时，我的研究已与左翼政治无涉，转而从康德理性主义视角批判经验主义，可这并未填补我思想上的空洞。直到撰写教授资格论文，我首次系统接触经济学，便对主流经济学的经验主义路径产生质疑——诸如“货币超发必致购买力下降”的论断，本是逻辑必然的真理，何须经验证伪？主流学界将经济学沦为可检验、可证伪的经验科学，在我看来，这恰恰背离了社会科学的本质。 就在此时，我遇见了米塞斯，继而结识了罗斯巴德。米塞斯的“人的行动学”，让我豁然开朗：经济学是先验的科学，行动公理是不可辩驳的逻辑起点，人类的一切行动皆为追求价值满足，这种先验演绎的严谨性，远比经验主义的碎片化结论更具解释力。而罗斯巴德，则将米塞斯的思想推向极致，构建起完整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体系，他对国家本质的批判、对私有产权的捍卫、对非侵略原则的坚守，精准击中了我长久以来的困惑。我终于明白，自由的根基从不是模糊的商谈程序，而是清晰的私有产权——没有私有产权，个体便无法掌控自身与劳动成果，一切商谈都将沦为强权的附庸；没有私有产权，社会分工与财富创造便失去动力，秩序也无从谈起。 我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分歧，也在此刻彻底明朗。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执着于程序中立，追求所有受影响者的同意，却始终无法给出明确的实体规范，这种“无底线的程序正义”，在现实权力结构中，极易被扭曲、被劫持，最终沦为空泛的乌托邦。我曾受他启发，认可“论证是理性的核心”，但我愈发坚信，论证本身必有先验前提——人要进行论证，必先排他性地掌控自身身体，要维持生存与持续论证，必先占有稀缺资源，这便是私有产权的先验必然性。基于此，我改造了他的商谈伦理，构建“论证伦理学”，将私有产权确立为论证不可回避的前提，任何否定私有产权的言论，都将陷入“施展性矛盾”，这便是我为自由意志主义找到的不可辩驳的伦理根基。 哈贝马斯或许从未想到，他的学生竟会用他的理论逻辑，推导出与他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坚守程序主义，支持福利国家与市场规制，而我深知，国家本质是暴力垄断，即便是“有限政府”，也终将走向权力扩张，唯有彻底废除国家，让私人机构替代其产权保护、契约仲裁的职能，才能真正捍卫自由；他回避分配正义的核心，而我认为，正义的唯一标准便是私有产权的清晰与不可侵犯，历史欠账的解决，应基于自愿契约，而非公权力的强制再分配。 德国的学术环境，早已容不下我这般“异端”思想，坚守自由意志主义，便意味着与主流学界决裂，永无获得稳定教职的可能。于是，我远赴美国，在罗斯巴德的帮助下获得教职，自此全身心投入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建构与传播。我创立财产与自由协会，便是希望以私有产权为核心，重建自由的社会秩序，对抗“利维坦”式的国家干预。 回望这段思想旅程，我从未否定哈贝马斯给予我的学术滋养，他让我学会以理性论证审视世界；但我更庆幸遇见罗斯巴德，他让我找到自由的真正根基。从哈贝马斯到罗斯巴德，不是对导师的背叛，而是对真理的忠诚——我终于明白，自由不是商谈桌上的妥协，而是私有产权赋予个体的绝对权利；秩序不是国家建构的产物，而是私有产权主导下，个体自发合作的结果。这便是我思想转向的全部答案，也是我穷尽一生要捍卫的信念。

第一次知道哈贝马斯，因为他是汉斯·霍普的早期导师... ------------------------------------- # 哈贝马斯与干预主义最精致的伪装 吴主任 2026年3月18日 10:48 北京 哈贝马斯去世了。我朋友圈里一堆点蜡烛的。昨天还有老读者去我直播间问，有啥相关的书推荐。我说我现在卖童书呢，没空跟你聊这个，哈贝马斯也没啥可看的。 这位如雷贯耳的知识分子，我肯定尝试读过，也肯定没读下去，后来又肯定去找了一些解读文章……但最终，我最肯定的是：这位大师的东西，我确实可以不读。 哈老最有名的理论，是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简单说，跟绝大多数欧洲的知识分子一样，他认为现代社会病了：金钱计算和官僚权力这些冷冰冰的“系统逻辑”，侵占了我们本该讲究人情和真诚沟通的领域，比如家庭、社区和公共讨论。 那怎么办？ 哈老开出的药方是“交往理性”，也就是创造一种“理想言谈情境”——在这里，没有权力压迫，没有利益欺骗，大家只凭更好的道理说服彼此，由此达成真实共识。他认为，关键就在于重建一个理性的“公共领域”。 看到这里，是不是挺眼熟的，国内不少知识分子也经常有类似的呼吁，希望有更多理性的公共对话。 这听起来高尚且正确，不是吗？追求纯粹、理性的沟通，谁能反对呢？ 问题是，一个旨在教会全社会“如何好好说话”的理论，自己却不好好说话。 他用的那套复杂术语，就像一本名为《全民对话指南》的手册，却用密码写成，只有少数专家能破译。不，说实话，因为表达的晦涩难懂，解读空间就很大，大家都是各取所需。 无论如何，哈贝马斯描绘的那个绝对理性、毫无强制的“完美聊天室”，在人类历史上从未真实存在过，也很难想象怎么实现。 这也是欧洲哈老同类知识分子的通病：我觉得社会病了，很明显，病了。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啊，有那种特别美妙的对话共识，诶，你懂吧，就是，嗨，对了，我说的就是这种，你懂了吧。 言归正传。那么既然现实社会是“不会沟通”的病态，而那个健康的“理想状态”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谁，又该怎样，来给社会治病？ 顺着这个逻辑推下去，结果不言而喻：只能指望某个更聪明、更有力量的“大家长”——由它来教大家怎么“正确”说话，去管住“乱来”的经济，设计一堆规则来保证聊天的“纯洁性”…… 哈贝马斯的读者粉丝这时候可能不高兴了：你连他的书都没读下去，你懂鸡毛。哈贝马斯说的只是个“理想程序”，是用来批评现实的镜子，不是真要盖房子的施工图。 我明白这意思。但麻烦就在“怎么实现”这一步。 如果我们都觉得现在大家不会聊天，又都觉得他那个理想程序特别好，那谁来当裁判和教练，把大家“纠正”过来？ 谁坐上这个位子，谁就暗中拿到了定义什么算“胡闹”、什么算“理性”的权力。哈老的理论不明觉厉，可一旦真要拿来用，就会因为指南太模糊、又没操作手册。连纸上谈兵都谈不上。 哈贝马斯这类高深莫测表达混乱晦涩且暧昧的智者绝无可能有明确的否定市场的观点——因为这显得太蠢了。所以他只能自己区分“系统”和“生活世界”，大致意思是反对的是市场的无节制乱伸手，没否定市场本身。 但是根本问题没变：谁来当这个“边界警察”？按什么标准来判？ 当“殖民”成了个万能标签，为了保护你的“生活”，我得一直盯着，该管就得管。 当然，也有人说，他其实是民主法治的坚定拥护者。 当然，谁不是呢？历史上许多干预都打着“捍卫自由”的旗号。是他指出的这条路，本身藏着危险 。一旦真的尝试“用理想对话来拯救民主”，很容易就变成：谁觉得自己更理性、更清醒，谁就可以把不同意见说成是“不理智”或“被洗脑”，在讨论开始前就判对方出局。这实际上为一种更隐蔽的言论控制打开了方便之门。 因此，哈贝马斯留下的深刻遗产，或许是为干预主义设计了一件迄今为止最精致的哲学外衣。 他将干预的正当性，从具体的经济社会目标，巧妙地转向了对人类“交往结构”本身的改造与净化。这使得干预的范围在理论上变得几乎无边无际。 别扯什么愿景是好的，实际上迷惑性强，危害性大。 看清这一点，也就看到了这一类思维模式的共同局限：它总致力于先设计一座纯净的圣殿，却常常轻视了社会真正的活力、协调与持久的进步必然源于那些看似嘈杂、自发、并不完美的个人自由行动之中。 只有在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并为自己选择承担责任的坚实土地上，才能生长出真正的繁荣、尊严与共识。那些被精心设计的语言楼阁，无论蓝图多么瑰丽，都容易沦为空中幻影——通常更糟，成为束缚的新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