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时间偏好必然具有主观性，但它应该受到财产权安全等客观外部因素的影响。财产权安全的任何降低都应提高时间偏好——对于拥有最多财产的人，或在歧视性立法情况下，对于财产权被系统性损害的人，这种影响可能最为显著。这应该会体现在利率上升上，因为时间偏好增加的人会寻求更多借款和更少放贷，推高通行市场利率。财产权安全的任何改善都应体现在利率降低上，因为时间偏好下降的人会寻求更少借款和更多储蓄，降低市场利率。 与以前占主导地位的“集体所有权与更高文明状态相关联”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反，财产权的强化随着文明和政府的演进而推进。当个人开始重视并认可财产权时，他们就能够自由地实施更具生产性、迂回性的资本使用型生产方式——而如果没有安全的财产权，迂回生产方式就无从依赖。然而，一旦资本使用型社会发展到政府被自私的官僚和政治家主导的状态，自由秩序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分裂为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试图垄断政府的无限寻租权力。由于民主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政治经济逻辑，自由秩序演变为彻底的社会主义，或至少是福利国家主义。这两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形式错误地攻击私有财产，未能认识到私有财产是自由秩序的必要前提。因此，当自由秩序战胜封建身份社会时，总体时间偏好会降至最低；但随着自由秩序退化为社会主义或混合经济，时间偏好会再次上升。 在足够发达和复杂的社会中，利率会呈现周期性模式，反映时间偏好的高低起伏和财产权安全的强弱变化。 ―― 罗伯特·F·马利根

“排队加油，省下100，第二天开盘，车没了” 自古大跌段子多😇

“学历高和长得高一样，必然是好事，但并不一定每个拥有的人都能有效利用起来。而学历低和长得矮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好处，但有少数人用自己其它方面补足了。”

罗伯特·希格斯： “如果你个人身份的焦点是你的种族、民族、性别或你出生的国家，我很同情你。我提醒你，这些属性完全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它们并不代表你表现出任何美德或成就。如果你碰巧是，比如说，一个土生土长的白人美国男性，他的祖先来自欧洲，我要告诉你的是，那又怎样？你做过什么来赢得我的尊重？你以何种方式想象：你出生的这些意外使你在世界上享有任何特权或特殊地位？你的政治身份也是如此。得到一个生活。努力成为一个正派的人。”

上午-5.5%左右时砍了黄金，收盘一看接近跌停了，啧啧啧。 癌股相对来说，创业板跌的还算克制，还能再扛一扛。无论做多做空，直觉上可以下重手的机会大概快要显现了。

转 ---------- 泰国2月汽车销量4.9万辆 中国品牌，2月总销量仅5695辆，市场份额从1月的47.3%骤降至11.6%，无一进入销量前五——要知道1月时中国品牌还包揽了第二至第五名，合计超3.7万辆，甚至一度逼近丰田。 具体到中国品牌表现：曾经的“黑马”比亚迪最戏剧性，1月还以1.28万辆位居销量第二，2月直接跌至295辆，销量“打一折”；奇瑞从暴增2292.6%到241辆，长城、名爵等也分别只有1111辆、846辆，整体表现“断崖式”下滑。 中国品牌“熄火”的直接原因是补贴“断供”：此前电动车最高补贴15万泰铢（约合人民币3万元），2月起骤降至5万泰铢，叠加进口税回调至10%，部分车型售价被迫上涨，原本的价格优势荡然无存。 --------- 闹了半天原来是补贴…

一个绝不知错、认错之人是很危险的，这样的人数量庞大到一定水平，其代言人不论自己相信与否，表演一贯正确形象成了维持权力的必要条件，最终所有人都会被裹挟其中。 View quoted note →

关于近年特高频词汇“内卷”的成因，我有个经验性判断，是一种狭隘、僵化的充斥整个人类社会的思潮，即目前问题的药方是显而易见的，且药方绝不可能错误，如此解决问题就只有一个出路：无限加大剂量。

“资本家的职能是储蓄货币以购买原材料，并在产品出售给最终消费者之前，向劳动者支付工资。”资本家想要维持资本家资格就必须在支付雇员工资、原材料成本以及各项费用后，能以预期的价格实现盈亏临界以上的销售，从而获取正向利润。 米塞斯说：“资本的所有权并不是自动产生收入的源泉，而是一种其运用成功才能产生收入的方式。一个人要从以资本形式存在的财产中获取收入，他就必须具备将资本做有利可图的投资的能力。一个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不能期待从他对资本的所有权中获得收入，相反，他可能完全失去所拥有的资本。” 不能合格履行资本家职能的资本家，就不得不削减成本费用，减少雇佣直至一人公司，此时若仍不能盈利，就要被迫退出资本家行列了。

> 在美国，自由面临着两大明确且现实的威胁：一个被称为左派，另一个被称为右派。它们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们都试图利用政府将社会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非让社会在自由状态下自然形成应有的形态。 View quoted no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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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与战争：一部简史 Jeffrey M. Herbener [本文为2012年米塞斯研究所支持者峰会“战争的真相：修正主义视角”上发表的约翰·巴特尔讲座。可点击此处观看讲座视频。] 默里·罗斯巴德在其著作《国家的解剖》中写道： 正如人与人之间两种基本且互斥的关系是和平合作或强制剥削、生产或掠夺一样，人类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可被视为这两种原则之间的较量。¹ 这场较量长期以来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古代世界中，帝国主导着政治生活，奴隶制、掠夺与战争的残酷体系在全球盛行。在被此类帝国环绕的土地上，以色列部落是一个例外。尽管上帝亲自警告他们，若甘愿放弃在士师制分权政体下享有的自由、让尘世国王统治自己，必将遭受苦难，但他们仍迫切要求被“奴役”。颇具启示意义的是，以色列人愿付出如此沉重代价换取的“奖赏”，竟是有一位国王带领他们征战。扫罗登基后，以色列不再有士师时期的和平岁月，而是陷入连年战乱。正如撒母耳所警告的，扫罗征召他们的儿子入伍、女儿与仆婢为奴，夺走他们最好的土地、物产与牲畜，使以色列人沦为附庸。² 以色列人不会是最后屈服于战争诱惑的民族。关于战争作为国家在与自由的较量中扩张权力的工具的重要性，罗斯巴德写道： 战争中，国家权力被推向极致。在“防御”与“紧急状态”的口号下，国家可对公众施加和平时期可能遭到公开抵制的暴政。因此，战争为国家带来诸多益处——事实上，每一场现代战争都给参战国人民留下了永久性遗产：国家对社会的负担不断加重。³ 战争不仅大幅扩大了国家通过财富转移巩固统治的规模，还助长了亲国家意识形态。由于国家寄生在民众的生产活动之上，从国家财富转移中获益的人必然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是受害者。因此，国家必须设法让民众默许其掠夺行为，否则便会走向覆灭。国家的合法性必须通过意识形态来制造和维系。从东方专制主义到美国霸权，国家总能凭借其权力与财富，吸引那些为其编造辩护词的人。但他们的种种说辞——统治者英明仁慈、统治者保护我们免受可怕危险、统治者维护祖先的光荣传统、统治者体现社会利益、统治者由上帝任命、统治者为社会带来科学与理性等等——从未解释过，这些说法如何能将霸权变为自愿联合、谋杀变为防御、强制征召变为自愿参与、税收变为自愿捐献。如果国家是所有社会福祉的源泉，为何其辩护者还要通过向成功者灌输愧疚感、向失意者煽动嫉妒心来巩固权力？ 我们之所以能看穿亲国家意识形态的谎言与诡辩，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倡导自由者所揭示的真理。从自身经验可以推断，反国家意识形态是建立和维护自由的必要条件。它相较于亲国家意识形态的优势在于：其一，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其二，它基于人类行为本质的真理。自由与人类行为相一致，而国家的建立本身就存在矛盾——即要建立一个保护权利的机构，却必须以侵犯权利为基础。 古代以色列人的意识形态具备诸多遏制国家权力的必要特征，例如存在人人都需遵守的更高法则，以及分权的政体。在最初几代人的时间里，以色列的国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更高法则的约束。但随后的国王愈发邪恶，法律最终被遗忘，以色列人的自由也随之消亡。⁴ 时隔数百年，世界才再次见证自由的火花。这一火花在雅典的梭伦时期点燃，在伯里克利统治时期最为耀眼，但自由的存续仅与伯里克利及其一代人的生命相伴。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雅典制度未能保护少数群体，也未能让国家受制于法律。雅典的民主最终引发阶级冲突，导致整个体系分崩离析。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终结了伯里克利的生命，也熄灭了雅典自由的余烬。⁵ 罗马的斯多葛学派重新发现了“人人都需服从更高法则”的理念。在西塞罗、塞内卡和斐洛的阐释下，这一理念达到顶峰——斯多葛学派主张，存在一个由上帝之子组成的普世共同体，人们应当遵从上帝的意志。自由存在于对上帝自然法则的服从之中。得益于比希腊更完善的意识形态，罗马的自由斗争持续时间远长于雅典，但从未在实践中实现其理论所描绘的崇高境界。⁶ 阿克顿写道： 个人与家庭、社团与附庸，都不过是主权权力为自身目的而利用的素材。公民之于共同体，正如奴隶之于主人。最神圣的义务在公共利益面前也荡然无存。乘客的存在是为了船舶的存续。⁷ 在帝国战争扼杀其萌芽状态的自由与繁荣之前，罗马在权力鼎盛时期，遭遇了日耳曼部落自由民所孕育的自由土壤。当日耳曼部落的首领皈依基督教后，他们也让民众改信了基督教。罗马帝国灭亡后，其分权政体得以延续，教会则抵制国家权力的集中化，为自由的诞生提供了漫长的孕育期。⁸ 10世纪，自由的时代终于来临：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对欧洲的侵略转向和平贸易。下个世纪，地中海成为欧洲航运的安全区域。威尼斯和意大利北部城市通过拓展贸易路线、将分工从城市延伸至农村实现繁荣；北欧的汉萨同盟城市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正如亨利·皮雷纳所写，欧洲成为了由资本构建的城市集群。⁹ 欧洲商业的繁荣，因亲自由意识形态的发展而得到强化——基督教的个人教义将这一意识形态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帝亲自道成肉身、以人的形态生活；耶稣基督受苦受难，为的是拯救每一个个体；在天堂，上帝将赐予每个人属灵的身体，使其能与上帝及他人相交。国家有兴衰更替，但每个人都将永生。 正如哈罗德·伯尔曼所揭示的，教会在11世纪重构了教会法，使其更有利于私有财产和契约。教会法如同酵母，影响了民事和商业等各类法律体系。¹⁰ 伯尔曼写道： 西方法律传统最显著的特征或许是，在同一个共同体中，多种司法管辖区和法律体系共存并相互竞争。正是这种司法管辖区与法律体系的多元性，使得法律至上既必要又可能。 法律多元主义起源于教会政体与世俗政体的分化。教会宣布摆脱世俗控制，在某些事务上拥有专属司法权，在其他事务上拥有共同司法权……世俗法本身也分为多种相互竞争的类型，包括王室法、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和商法。¹¹ 随着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从教会和商人逐步扩展到每一个人，经济进步也惠及了普通民众。由私有财产和契约保护所引发的“小工业革命”，吸引了学者们对这一蓬勃发展的经济进行解读。14世纪，让·布里丹和尼古拉·奥雷姆撰写著作，将社会视为一个由上帝植入事物本质的法则所塑造的自然秩序，以此阐释经济活动。中世纪盛期，自然法也成为人为法的基础。正如伯尔曼所写： 在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时期，自然法理论占据主导地位。人们普遍认为，人法最终源于理性与良知，并需接受其检验。不仅当时的法律哲学如此，实在法本身也规定，任何实在法（无论是制定法还是习惯法）都必须符合自然法，否则便缺乏法律有效性，可被无视。这一理论既植根于基督教神学，也源自亚里士多德哲学，同时还基于教会与世俗当局的斗争历史以及多元主义政治现实。¹² 当战争在这种基督教亲自由意识形态的背景下爆发时，它仅减缓了自由的发展势头，并未使其停滞。百年战争开始巩固国家权力、助长亲国家意识形态，反动势力强大到足以开启王室绝对主义时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对自由构成了自罗马国家权力以来西方世界最严重的威胁。16、17世纪，重商主义作家宣扬亲国家意识形态，而晚期经院哲学家则以亲自由的观点予以反击。 萨拉曼卡学派发展出了政治与经济领域的自然法视角。该学派创始人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主张，所有人的人身与财产都应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正如汤姆·伍兹所写： 维多利亚认为，将自然之物据为己用的权利（即私有财产制度）属于所有人，无论其是否为异教徒，也无论其可能存在何种野蛮恶习。因此，新大陆的印第安人作为人，在自然权利方面与西班牙人平等。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与西班牙人对其土地的所有权基于相同的原则。¹³ 17世纪，格劳秀斯将经院哲学家的自然法观点融入国际法理论；17、18世纪，洛克和杰斐逊的自然权利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亲自由意识形态。 美国成为自由复兴的沃土。在殖民时期的开放领土和分权政体中，秉持亲自由意识形态、尊重私有财产与契约的人们，其意愿难以被国家权力所束缚。由于潜在受害者有机会逃离掠夺，民族国家不得不接受对自身权力的限制。 19世纪鼎盛时期，古典自由主义为人们带来了自由、和平、繁荣与人类 flourishing 的丰硕成果。但古典自由主义者完善的亲自由意识形态并非毫无瑕疵，其致命缺陷体现在通过《美国宪法》实现的国家权力集中化——它将民族国家形式强加于13个州的分权政体之上。正如汉斯-赫尔曼·霍普所写： 以洛克为代表、在杰斐逊《独立宣言》中最鲜明体现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一种道德学说。它借鉴斯多葛学派和晚期经院哲学家的思想，围绕自我所有权、对自然赋予（无主）资源的原始占有、财产权与契约等概念展开——这些都是理性动物（即人）本质所蕴含的普遍人权。在君主统治的环境中，对人权普遍性的强调，使自由主义哲学自然地与每一个既成政府形成根本对立。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无论国王还是农夫，都需服从相同的普遍永恒正义原则；政府的正当性要么源于私有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契约，要么便毫无正当性可言。¹⁴ 悲剧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从“自由社会秩序要求其成员使用防御性暴力打击针对人身与财产的侵略”这一正确命题，错误地得出了“必须存在一个垄断防御性暴力的提供者”的结论。由于他们认为国家对自由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国家权力得以保留一席之地，并最终再次凌驾于自由之上。 这一时刻发生在1914年。正如罗斯巴德所写： 第一次世界大战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能称得上是美国商业体系的关键转折点。这是一种“战争集体主义”——一种主要由大企业利益集团通过中央政府运作的完全计划经济，它成为20世纪剩余时间里国家社团资本主义的典范、先例与灵感源泉。¹⁵ 作为大战摧毁自由的前奏，亲国家意识形态在19世纪就已对自由发起正面攻击。亨特·图利在其著作《西线战场》中指出了战前各类意识形态对战争爆发的推动作用。¹⁶ 正如拉尔夫·莱科在该书书评中所写： 图利巧妙地探讨了战前欧洲的思想与文化潮流。促成暴力倾向的因素包括扭曲的尼采主义、乔治·索雷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但最主要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就是达尔文主义——它宣扬人类种族与部落之间，如同其他物种一样，存在永恒的冲突。¹⁷ 即便是在美国，进步时代的亲国家意识形态也扭曲了基督教原本亲自由的思想。理查德·甘布尔在其著作《正义之战》中记录了这一堕落过程。¹⁸ 正如莱科在该书书评中所写： 到19世纪末，受进化论影响的进步派新教徒，开始宣扬对教会、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持续重塑。他们摒弃了传统加尔文主义，也拒绝了奥古斯丁关于上帝之城与世人之城的区分。他们主张，通过践行重新定义的、具有社会行动主义色彩的基督教，世人之城可以在现世被打造为上帝之城。¹⁹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方世界释放了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集体主义力量。正如莱科所写：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转折点。若没有这场战争，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很可能仍将是德国的统治者，其下辖的国王与贵族将管理各个德意志小邦国。无论希特勒在帝国议会选举中可能取得何种成绩，他能否在这一强大的贵族上层建筑中建立起极权主义、种族灭绝式的独裁统治？可能性极小。在俄国，列宁领导的数千名共产主义革命者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沙皇军队。列宁要想有成功的机会，这支强大的军队必须首先被瓦解——而这正是德国人所做的。试想一下，一个没有纳粹和共产主义者的20世纪会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美国历史的转折点——在伍德罗·威尔逊的领导下，美国彻底改变了其原本的面貌。²⁰ 这种彻底转变在法律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历经千年编织而成的西方法律图景，在大战中被撕得粉碎。哈罗德·伯尔曼写道： 当所有这些共同体（地方、地区、国家、民族、职业、政治、知识、精神等）的不同法律制度，都被民族国家的法律所吞噬……事实上，这正是当代民族主义所蕴含的最大危险。起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互动的欧洲各国，在19世纪变得越来越疏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它们陷入暴力分裂，摧毁了此前维系彼此的共同纽带（无论多么松散）。直到20世纪晚期，我们仍受源于19世纪、助长西方共同法律遗产瓦解的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²¹ 即便是在自由火焰燃烧得最旺的美国，战争也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倒退力量。正如罗斯巴德所写： 历史学家通常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计划视为由当时需求所决定的孤立事件，无甚深远意义。但恰恰相反，这种战争集体主义为一大批注定塑造20世纪美国历史的力量提供了灵感与典范。²²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正如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和艾伦·泰勒在其著作《全球资本市场：整合、危机与增长》中所揭示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从1860年的较低水平上升至1914年的中等水平；大战将其瓦解至远低于1860年的水平；1929年的一体化程度虽高于1860年，但1918年的水平却低于186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结束时，一体化程度仅为1860年的一半；直到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才再次超过1914年的水平。²³ 政府用了70年时间才完成自由在短短数日内就能实现的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古典金本位制，开启了法定货币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正如史蒂夫·汉克和尼古拉斯·克鲁斯所记录的，历史上56次恶性通货膨胀事件中，仅有一次发生在1920年之前。²⁴ 此外，正如乔治·塞尔金、威廉·拉斯特拉普斯和劳伦斯·怀特所证明的，美联储百年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与金融不稳定，比其之前缺陷相对较少的国民银行体系更为严重。²⁵ 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古典自由主义世界，开启了集体主义国家崛起的世纪。孕育并培育了自由的西方文明，在其后代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走向成熟之前便将其牺牲。美国霸权并未传播自由，而是将社团主义推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与我们一样，我们的先辈也曾在自由被国家权力遮蔽的黑暗岁月里，努力推进亲自由意识形态。他们的策略包括建立独立机构。克里斯托弗·道森在其著作《西方教育的危机》中指出，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思想运动均在国家之外发展。道森写道： 尽管受到教育与政治改革者的攻击，英国和美国的教会与学校传统关系，以及中世纪的社团独立制度依然得以存续。旧制度的弊端与初等教育的缺失，在英国无疑与欧洲大陆同样严重。但自愿原则的力量以及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缺失，使得英国的改革运动走上了独立道路，并创建了自己的组织与机构。²⁶ 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恢复自由，我们必须建立真正的私营企业与独立教育机构。通过米塞斯研究所等组织，我们可以在21世纪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扭转20世纪建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国家浪潮——正如我们的先辈在18世纪扭转王室绝对主义那样。我们绝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这一次，我们的亲自由意识形态必须接纳其逻辑结论，彻底拒绝国家。唯有如此，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潜力才能在全人类的繁荣中得以实现。 注释 1. 默里·罗斯巴德，《国家的解剖》（阿拉巴马州奥本：米塞斯研究所，2009年），第53页。 2. 《撒母耳记上》第8章。 3. 罗斯巴德，《国家的解剖》，第45页。 4. 《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5. 阿克顿勋爵，《自由史论》第一卷（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经典出版社，1985年），第12-13页。 6. 阿克顿，《自由史论》，第24-25页。 7. 阿克顿，《自由史论》，第18页。 8. 阿克顿，《自由史论》，第30-33页。 9.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25年）；同作者，《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36年）；阿克顿，《自由史论》，第35-36页。 10. 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 11.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10页。 12.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12页。 13. 汤姆·伍兹，《天主教会如何塑造西方文明》（华盛顿：雷格尼里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14. 汉斯-赫尔曼·霍普，《民主：失败的上帝》（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交易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15. 默里·罗斯巴德，《战争集体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权力、商业与知识阶层》（阿拉巴马州奥本：米塞斯研究所，2012年），第7页。 16. 亨特·图利，《西线战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与后方》（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3年）。 17. 拉尔夫·莱科，《伟大的战争与伟大的领袖：自由意志主义的反驳》（阿拉巴马州奥本：米塞斯研究所，2010年），第230页。 18. 理查德·甘布尔，《正义之战：进步派基督教、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救世民族的兴起》（特拉华州威尔明顿：ISI出版社，2003年）。 19. 莱科，《伟大的战争与伟大的领袖》，第193页（原文强调）。 20. 莱科，《伟大的战争与伟大的领袖》，第1-2页。 21.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17页。 22. 罗斯巴德，《战争集体主义》，第34页。 23. 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艾伦·泰勒，《全球资本市场：整合、危机与增长》（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 24. 史蒂夫·汉克、尼古拉斯·克鲁斯，《全球恶性通货膨胀》，卡托研究所工作论文（华盛顿：卡托研究所，2012年）。唯一的例外是1795年法国大革命时期。 25. 乔治·塞尔金、威廉·拉斯特拉普斯、劳伦斯·怀特，《美联储是失败的吗？》，卡托研究所工作论文（华盛顿：卡托研究所，2010年）。 26. 克里斯托弗·道森，《西方教育的危机》（俄亥俄州斯图本维尔：方济各会出版社，1989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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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去掉“在美国”。 > 在美国，自由面临着两大明确且现实的威胁：一个被称为左派，另一个被称为右派。它们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们都试图利用政府将社会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非让社会在自由状态下自然形成应有的形态。 View quoted note →

### 社会秩序的两种视角：冲突还是合作？ 作者：小卢埃林·H·罗克韦尔 [本文为2007年6月1日，作者在自由未来基金会“重建共和国：外交事务与公民自由”会议上的演讲] 在美国，自由面临着两大明确且现实的威胁：一个被称为左派，另一个被称为右派。它们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们都试图利用政府将社会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非让社会在自由状态下自然形成应有的形态。 我假设左派和右派的观点都是真诚的——他们热衷于利用政府，源于一种恐惧：认为没有政府的干预，社会将陷入灾难。因此，我今天演讲的核心，是找出并阐释连接左派与右派世界观的共同主线，并指出：无论是局限于本土还是放眼国际，他们对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判断都是错误的。 让我们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何我们应当相信社会能够自行发展，其内部蕴含着自我管理的能力？换一种问法：为何“利维坦”（强大政府）的拥护者认为，没有国家，社会成员就无法实现合作互动？ 发现这种合作能力，是催生美国革命的古典自由主义学派的重大思想贡献。这一思想源于一种信念：无论社会自我组织存在何种缺陷，中央政府都无力对其进行改进。他们勇敢地摆脱了国家的统治，选择了完全的自治。他们不畏惧混乱，反而期待自由的到来。 这一事件是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秉持的自由主义理念的产物。自由主义不追求乌托邦，而是追求自由——坚信社会存在一种内在机制，能让个体成员实现利益和谐。他们之所以相信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亲身经历着这样的现实。对这种利益和谐的信念，是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主要代表的老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核心热忱。 革命之后，当政府开始重新集结、巩固权力时，自由主义理念开始遭到反对。1800年总统大选，杰斐逊击败了约翰·亚当斯。亚当斯始终对杰斐逊对权力的怀疑，以及几乎反对联邦政府所有举措的态度心怀不满。杰斐逊坚信自由能带来社会合作；而亚当斯则认为，自由唯有通过政府权威才能建立和维持。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直延续至今。 亚当斯甚至对杰斐逊对纯粹自由的信仰提出了一个常见的指责。1813年，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 “你从未感受过马萨诸塞州谢斯起义带来的恐慌……你肯定也从未经历过1793年热内引发的动荡——当时费城街头每天有上万人威胁要把华盛顿从家里拖出来，推翻现政府……我毫不怀疑，当市场街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甚至有人冲到我家门口，我的一些仆人激动地决心为保卫我而牺牲生命时，你正沉浸在哲学的宁静中安然入睡……杰斐逊先生，你觉得这种恐慌如何？” 由此可见，谢斯起义当时对政府的作用，就如同“9·11事件”如今的作用：被用作例证，证明如果我们拒绝赋予政府足够的权力和资金来维护世界和平与美好，恐怖就会降临。但亚当斯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他所说的这场起义，实际上是由税收和政府支持的信贷扩张引发的。如果政府没有制造出这些诱发因素，就根本不会有这场起义。 “9·11事件”亦是如此。正是政府的行为催生了劫机者不惜牺牲生命的动机，也是政府对航空安全的过度监管，使得乘客和机组人员在手持美工刀的罪犯面前毫无防备。正确的回应本应是消除引发“9·11事件”动机的那些条件，并释放私营企业的力量，以防范未来此类袭击。然而，在无知的公众意识形态支持下，政府的本能反应却是加剧滋生恐怖主义的条件，并让政府更多地掌控航空安全。 从谢斯起义到“9·11事件”，我们看到两种社会世界观在起作用。一种将政府视为自由与秩序的源泉，认为没有国家的社会比任何可想象的替代方案都更可怕；另一种则将政府视为混乱的根源——政府利用混乱，以牺牲社会为代价来增强自身权力和物质资源。 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秉持第一种观点。杰斐逊的继承者们则秉持第二种观点——在杰斐逊时代，这一观点被称为自由主义，如今则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 这些立场在国际层面也有对应的映射。保守派认为，没有单一超级大国的世界将是混乱与黑暗的；左派则主张，在单一超国家机构的管理下，将他们版本的国内福利国家推向国际；而自由意志主义者则认为，无论是没有超级大国还是没有超国家管理者，国际社会都能最蓬勃地发展。我认为，这两种秩序观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意识形态冲突——自由意志主义者与两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 老式自由主义的观点体现在约翰·洛克、弗雷德里克·巴斯夏、阿克顿勋爵、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等人的著作中，在20世纪，则体现在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的研究中。哈耶克本人将自由主义传统追溯至西塞罗，历经中世纪，传承至约翰·洛克、大卫·休谟和伊曼努尔·康德。他们思想的共同主线是：在塑造繁荣的秩序方面，社会比政府精英更具能力。正如洛克认为民族国家是对人权与社会和平的威胁一样，康德构想的国际秩序也并非自上而下的管控，而是能自发产生有序和平的秩序。 对哈耶克而言，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是坚信自由与法律能够和谐共存。法律本身是社会成员为寻求更好地管理自身事务的方式而自发形成的。哈耶克所说的法律，是作为自愿契约而被遵守的规则——或者我们更常称之为“规章”。我们有管理小区、民间组织、企业或教会的规章；再想想商法典，它是在数百年的国际贸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法律独立于国家存在，反映了个体为实现自身改善而合作的愿望，也体现了一种合理的信念：个人的改善与社会的繁荣是一致的。 相比之下，哈耶克写道，还有另一种法律传统，认为社会中的所有规则都源于国家，而这些规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然构成对个体自由的限制。这种观点的倡导者包括古代的暴君和专制者，在现代，则有托马斯·霍布斯和卡尔·马克思。后两者的著作对我们如今所说的右派和左派产生了卓越的影响。 若不首先理解非自由主义的社会观，就无法理解这种政府观。非自由主义认为，社会本质上无法自行运转，因为它充斥着相互冲突的利益。 我们先来看左派。他们认为社会存在根本性缺陷和根深蒂固的冲突，这些冲突使其处于某种结构性失衡状态。所有这些冲突和失衡都迫切需要政府来修正——左派坚信，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是强大的权力无法解决的。 如果他们想要的冲突不存在，他们就会凭空捏造。他们看到一个看似幸福的郊区小区，却从中看到了病态；看到一段表面美满的婚姻，却臆想那是虐待的伪装；看到一座蓬勃发展的教堂，却认为里面的人被愤世嫉俗、腐败的牧师所操控。他们对经济体系的看法亦是如此：看到第三世界的贫困农民喝可乐或生产耐克鞋，就大呼不公。他们认为价格并不反映现实，而是由大型参与者操控的。在国内和国际的每一次交换中，核心都存在权力失衡，劳动合同不过是掩盖剥削的外衣。 在阴郁的左派看来，人们不可能自行解决问题，贸易不可能让人们互利共赢，社会不可能实现本质上的自我管理，而试图利用政府权力重塑和管控民众的做法也不可能适得其反。他们对政府的信仰几乎毫无界限，对民众的信仰却极其薄弱，甚至根本不存在。这就是他们对自由构成威胁的原因。 左派所持的社会冲突理论有一个显著的事实：它最终会催生更多他们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病态现象。在劳动力市场施加过度监管，导致人们无法进行自愿交易，这是在劳资之间制造隔阂最可靠的方式——双方都会开始相互猜忌。种族之间、性别之间、健全人与残疾人之间，以及其他任何可命名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国际关系也是如此：关税或贸易制裁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在本无需冲突的地方制造冲突，最佳途径就是让政府官僚机构来主导。 这正是老式社会主义愿景的核心。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关键冲突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资本家的收益总是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同样，劳动者的进步只能通过一场正义的革命，剥夺资本家阶级的财产——因为劳动者只是拿回了被剥夺的东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观点的错误。资本与劳动并非处于根本性冲突之中，它们的关系如同劳动者之间、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是通过契约来管理的。此外，这两个群体并非完全隔绝：资本家也是劳动者，劳动者也可以成为自己财产的资本所有者。只有在最原始的阶段，情况才看似并非如此。 当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运作的描述明显失实后，左派开始寻找其他形式的冲突来印证他们的世界观。最近，他们开始提出一种观点：人类利益的追求只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一方的繁荣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受损。因此，一个看似幸福繁荣的民族，实际上可能正在对地球造成致命伤害；而要维护地球的利益，就必须以牺牲繁荣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为代价。与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一样，左派承认这会让所有人都变得更贫穷，但他们告诉我们，这对我们和地球都有好处。 对冲突理论的传统且正确的回应是：政府本质上无法改善社会的运作。例如，大萧条时期，几乎所有左派都认为政府是唯一的出路——强硬左派支持共产主义革命，温和左派支持新政。而老式自由主义者则指出，正是政府本身引发了这场危机，更多的政府干预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应，但并未占上风。 二战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产物——自称为“保守主义”的思潮。它反对美国社会中的左派，尤其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分支，主张在公共事务中采取审慎等模糊的解决方案。但关键在于，它采纳了左派世界观的一个信条：拒绝将老式自由主义视为社会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能够运转的愿景。它秉持一种社会冲突观，这一观点源于霍布斯而非马克思的主张——核心是认为，没有政府，冲突就是社会的本质。 这种名为“保守主义”的新思潮采纳了一些老右派的言论，在经济事务中捍卫财产权和企业自由。但至关重要的是，它引入了一种观念：如果让社会自行其是，就会陷入混乱——这一点在国际关系中尤为明显。因此，尽管冷战最初是民主党人哈里·杜鲁门的发明，但它恰好迎合了那些正在寻找意识形态敌人来打击的保守派。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恶的意识形态体系，与认为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消灭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铲除每一个共产主义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老右派的不干涉主义观点发生了什么？这些观点的前提是，世界秩序可以没有领导者，各国可以在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法律来源的情况下共存。但战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种新的信念应运而生。 拉塞尔·柯克在1954年写道：“文明社会需要秩序、财富和责任的区分；没有真正的领导力，它就无法存在……社会渴望公正的领导力……”他将这一观点与他认为错误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并在多页篇幅中对米塞斯进行了攻击。柯克写道，米塞斯对个体的理性过于迷信。相比之下，柯克认为所有历史都由两种伟大的力量主导：爱与恨，二者都非理性的冲动。柯克写道，为了实现爱对恨的胜利，保守派“将政府视为一种巨大的向善力量”。 因此，保守派投身于借助政府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多年来，无论政府在保守派的控制下做出了多少邪恶的事情，他们总是告诉自己，这肯定比他们极度恐惧的“无管控社会”要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柯克的观点变得更加明确。当默里·罗斯巴德将老式自由主义重塑为自由意志主义后，保守派开始将自己定义为反对所有形式的自由主义。他们称，政府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要做：警察是分隔混乱与秩序的“蓝色警戒线”——却忘记了现实中的警察往往多么糟糕；美国军事帝国是我们抵御苏联统治的唯一屏障——却对苏联经济本身已是一团糟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政府权力的拥护者。 弗兰克·乔多洛夫对右派的这些倾向感到极为不满，他曾说：“谁要是叫我保守派，我就给他一拳。” 我们经历了六年由共和党总统执政的时期——他得到了保守派的支持，却从未受到他们的根本性批评。尽管他承诺推行谦逊的外交政策，但战争和战争开支却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被告知，战争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施加更多武力来解决；未经正当程序、不提供法律代表就监禁他人并无不妥；酷刑可以成为合法的战时手段；有些国家必须被摧毁才能获得自由；而且，多亏了中央银行的奇迹和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我们几乎可以毫无代价地拥有我们想要的所有战争和福利。 有人说，布什政府的真正问题在于它太左了，一个真正的右翼政府会更好。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我发现布什政府的治理理念在许多方面都与左派不同——除了它对政府维持秩序的无限信仰，即行使武力和武力威胁。 在其他地方，我将支持保守派右派的政治团体成员称为“红州法西斯主义者”——我使用这个短语并非仅仅为了修辞效果。法西斯主义确实存在，它是一种非左派的社会理论，对国家抱有无限信仰，认为国家能够纠正他们所认为的社会和世界的缺陷。 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保守派对警察权力的看法。诚然，法律本身对自由至关重要，警察可以捍卫生命权和财产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拿着纳税人的钱、携带官方武器、穿着长筒靴的人都站在正义一边。每一项政府法规和税收，最终都由警察权力作为后盾。因此，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完全有理由像左派中的任何人一样，对社会主义式的警察权力保持警惕。 对警察的不加批判的态度，最终会导致对警察国家的支持，进而美化美国帝国主义，仿佛它在填补世界的空白。对于那些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我建议他们看看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政权——自入侵以来，该政权一直在实施戒严法，而大多数保守派却乐于相信这些做法是迈向自由的步骤。我不认为这与保守派的原则相矛盾；相反，这似乎是他们本质上霍布斯式的社会运作观的实现。 警察权力的问题正严重影响着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正是那些高度军事化、联邦化的警察，负责执行美国平民生活中时断时续的紧急状态：洪水期间，是警察没收了新奥尔良居民的枪支，阻止居民回家；今年春天阿拉巴马州遭遇龙卷风时，是警察不让孩子们回家；而下一次国家紧急状态来临时，警察还将执行政客们想要的宵禁、检查站和言论管制。 如果我们想知道警察权力可能如何对待美国公民，就请仔细看看驻伊美军如何对待那里的平民，或者关塔那摩湾的囚犯如何被对待。一位主要的共和党候选人提议将关塔那摩的收容能力扩大一倍，赢得了热烈的欢呼。 战后保守主义内在的这种权力意识形态，在战争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右派形成了一种谬论：越南战争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干预本身，而在于没有以更残酷、更无情的方式将其进行到底。这似乎是布什政府从这段经历中吸取的唯一教训。 因此，伊拉克的所有问题——至少我想不出任何例外——的解决方案都是施加更多武力：增派更多军队、投放更多炸弹、部署更多坦克、配备更多枪支、实施更多宵禁、开展更多巡逻、设置更多检查站，以及进行各种形式的更多管控。他们相信再一次“增兵”会创造奇迹，因为他们已经黔驴技穷。这就好像政府陷入了一条无法摆脱的智力轨迹。 即便有大量证据表明，反恐战争催生了更多的恐怖主义——而这些证据来自政府自己的统计数据——反恐战争的拥护者仍然无法走出其武力意识形态所设定的智力陷阱。 战争策划者及其众多支持者，为何从不质疑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火力，政府就能实现其所有目标？ 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他们这种粗糙的霍布斯主义。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利维坦》于1651年英国内战期间出版，旨在为专制中央政府辩护，将其视为和平的代价。他说，社会的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孤独、贫困、污秽、野蛮而短暂”。冲突是人类互动的常态，社会充斥着冲突，且无法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背景：当时冲突确实无处不在。但冲突的核心是什么？是关于谁来控制国家以及国家如何运作的争夺。这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一个处于利维坦控制之下的社会。正是利维坦催生了霍布斯所论述的那种冲突，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本质上与疾病本身并无二致。 事实上，英国内战的结果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残酷独裁统治——他打着民主的旗号进行统治。这预示了20世纪一些最严重的政治暴力：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将原本和平的社会转变为暴力社区，在那里，生活确实变得“孤独、贫困、污秽、野蛮而短暂”。利维坦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滋生了问题，并将其强加给社会。 霍布斯的显著特点是，他完全没有考虑经济问题。人类物质福祉的问题不在他的智力范畴之内。他无法想象一个半世纪后的英国会成为什么样子：一个人人享有自由、繁荣不断提升的堡垒。 他写作的时代，正是老式自由主义兴起之前的尾声。霍布斯写作时，自由主义理念尚未成为英国公众意识的一部分。在这方面，英国落后于欧洲大陆——西班牙和法国的知识分子早已领悟到自由主义理念的核心洞见。但在英国，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两篇》还要再过三十年才会问世——这本书为《独立宣言》提供了核心框架，并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自由、最繁荣的社会。 由于霍布斯没有考虑经济问题，自由主义的核心洞见也就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那么，这一洞见是什么？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主张对此进行了概括：“伟大的社会趋势是和谐的。” 他的意思是，社会内部蕴含着解决冲突、创建并维持促进社会合作的机构的能力。通过追求个人自身利益，人们可以达成共识，进行互利共赢的交换。这里有一个关键洞见——需要传授给每一代人——即“联合法则”。 联合法则指出，能力、背景、宗教、种族和才能截然不同的人，能够通过谈判和贸易成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正是联合法则解释了人类如何能够走出洞穴，摆脱孤立生产，超越狩猎采集阶段，进入我们所说的文明社会。这一法则使人们不必相互掠夺和杀戮，而是选择合作——它是社会的基础，也是国际秩序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联合法则并不假设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聪明、开明、有才华、理性或受过良好教育的。它承认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并指出一个悖论：即使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人，仍然有充分的理由与完全相反的人进行贸易——因为稀缺性要求生产任务在人们之间进行分工。在分工体系下，每个人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家庭、社区、企业和国际贸易的基础。另一个需要理解的事实是：无论是否存在国家，联合法则都是人类存在的一个事实。事实上，文明本身的基础早于国家的存在。 联合法则所解决的，正是自由本身的核心问题。如果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如果每个人都具备相同的技能水平，如果社会在种族、性别和宗教方面具有同质性，如果人们没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社会几乎就没有需要克服的问题——但这也就不再是人类社会了，而会像一个蚁丘，或是一系列没有意志的机器零件。除了稀缺性之外，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恰恰是如何应对不平等和自由意志的事实——而在这方面，自由表现卓越。 我们必须明确：老式自由主义者并非否认罪犯的存在。他们认为，社会可以通过交换经济来应对恶意行为——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私人安保公司、私人生产的锁和枪支、私人仲裁和私人保险。自由市场能够比国家更好地组织保护工作，私营企业能够且确实比国家更好地履行警察职能。正如哈耶克所主张的，国家作为维持秩序的机制，被严重高估了。在历史上，国家一直是混乱的根源。 自由主义的这一核心洞见，促使美国开国元勋们采取了摆脱英国统治这一激进步骤。他们必须坚信，混乱不会随之而来，美国人民能够在没有至高无上的利维坦控制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认为，社会中的任何冲突都源于中央政府，而社会本身能够自我调节。他们用《邦联条例》取代了国王的统治——这种政府形式比现代任何制度都更接近无政府状态：中央政府几乎不存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权力。 为何有人相信它能奏效？正是新的自由科学催生了这种信念。美国人的共识是，霍布斯错了。在自然状态下，生活并非污秽而野蛮；或者说，即便如此，一个污秽而野蛮的国家也无法对此进行改善。社会摆脱野蛮状态的唯一途径，是从内部通过分工来实现。 这一逻辑已被美国右派遗忘。相反，他们认同这样一种观点：社会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充斥着唯有国家才能解决的冲突。这种核心冲突存在于守法者与倾向于违法者之间。他们将这些人定义为“好人”和“坏人”，但这并不总是正确的——因为如今的“法律”，并非刻在我们心中的上帝之法，而是我们的政治统治者下达的命令。 共和党人完全忽视了这一重要观点，因为他们相信，没有国家作为立法者，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将陷入混乱与黑暗的泥潭。他们认为，没有利维坦，社会就是一团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赞颂警察和军队远胜于商人和企业家，为什么他们认为战争对世界繁荣的贡献比贸易更大。 这种认为社会无论表面上多么有序，本质上都只是根深蒂固的冲突的表象的信念，体现在他们对警察权力和战争的浪漫依恋中。 但这也影响了右派对宗教的态度。许多人坚信，社会最终无法容忍宗教多样性。尤其是如今，大多数保守派认为，美国无法容忍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存在。 我相信你和我一样，都听过保守派告诉我们：只要伊斯兰教存在，世界就不会有和平。伊斯兰教本质上倾向于暴力，他们过去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将来也永远是。听到这样的言论，我不禁想到奥威尔的《1984》——书中的敌人总是在变化，历史总是被改写。因为不久之前，我们还被告知，伊斯兰教，尤其是其原教旨主义分支，是反对共产主义战争中的绝佳盟友，而且他们与我们共享信仰和家庭的美德。 因此，我们只能叹息着指出：只要西方军队不入侵他们的国家、不使他们的人民挨饿，我们往往能相处得相当融洽。 事实上，在自由的环境中，所有宗教都没有理由不能和平共存。如今保守派认为我们正与伊斯兰教进行一场难以化解的战争，这也源于他们基于冲突的社会观。而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人们会找到共存的方式，同时保持自身的身份认同。宗教多样性所带来的问题，没有自由无法解决。 然而，如今的保守派并不愿意接受这一观点。他们在智力上似乎需要找到历史中正在发生的巨大斗争，以赋予自己意义和目标。老式自由主义的开国一代对和平的存在以及资产阶级文明缓慢而细致的发展感到兴奋，而如今的右派则在寻找宏大的道德剧，希望通过投身其中在历史上留下印记。不知何故，他们坚信国家是进行这场斗争的正确工具。 简而言之，他们对政治的元理解，绕过了18世纪的自由主义革命，拥抱了启蒙运动中的反自由主义元素。自由固然美好，但秩序——秩序才是更重要的，而秩序来自国家。他们甚至无法理解这样一个真理：自由是秩序之母，而非秩序之女。对于那些相信唯有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制定的“法律”才能将野蛮与文明区分开来的人来说，这一思想过于复杂。在他们看来，自由并非一项权利，而是对良好行为的奖励；而良好行为的缺失，则为任何程度的镇压提供了正当理由。 冷战结束时，许多保守派感到恐慌，认为国家将不再有伟大的事业可投身其中。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大量书籍试图妖魔化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希望制造一个新的敌人——可能是中国，可能是文化战争，也可能是毒品问题。在他们看来，“9·11事件”提供了他们所需的机会，于是这场最新的、无法打赢的战争——“全球反恐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那么，政府必须统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把最后一个恐怖分子从地球上消灭吗？我们必须像政权及其辩护者所建议的那样，为了这个事业放弃我们所有的自由和财产吗？ 这种社会观在当下和未来显然都是不可持续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脱离国家及其法令和监管体系：在网络世界，每天有数十亿笔交易达成，几乎无需政府法律来执行；推动世界前进的技术并非由国家创造，而是由私营企业创造；我们购物的场所和居住的社区，是由私人开发商打造的；大多数企业更愿意通过私人法庭解决纠纷；我们依靠保险公司而非警察来降低生活中的风险；我们通过私人公司来保障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安全。 此外，如今我们随处可见自由如何产生秩序，以及这种秩序如何自我维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受益于一种并非来自外部强加、而是源于内部的秩序——这种非凡的能力，让我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造福了整体。这正是社会秩序的伟大奥秘与庄严之处，在经济交换行为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相比之下，许多共和党人的智力世界仍停留在遥远的过去——一个由交战国家和固定阶级组成的社会，为争夺日益减少的资源而斗争，一个没有企业和个人主动性的世界。他们将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贵族、哲学王、高级神职人员、土地所有者——为了保住这种权力，他们欣然助长人类最卑劣的本能：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仇恨。阻止他们，就意味着阻止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成为现实——为了文明的福祉，这是一件非常美好且重要的事情。 我已经谈论了那些看待社会时只看到冲突、看不到合作前景的人的问题。这是左派和右派共同的观点。历史的根源确实存在一场真正的冲突，但它并非大多数人所理解或看到的那样。这是一场自由与专制、个体与国家、自愿手段与强制手段之间的伟大斗争。我们清楚自己的立场——我们与自由的未来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