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量博主的忠告😇

古畑任三郎：过了三十岁以后，不要做跑步的事。

前几天看了电影《拯救计划》，里面的几个设定蛮地狱的，星际飞船的燃料只够单程，因此3名船员有去无回，最大可能是死于食物耗尽。船员在抵达目的地前是被休眠的，目的是防止有人自杀，虽然最终醒来只有主角一个美国人，死去的是中国人和俄国人，但电影最后交代了主角竟是被绑架上船的，理由是你不去，后面几年人类会大量死去。 这种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个体的观念如果占据绝对主流，那么人类真就无药可救的，并不需要外部的天灾。 所以，最后主角选择留在外星，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群里看到的，张雪峰最近连刷70公里长跑，最后的心衰发生在自家跑步机上… 其实吧，绝大多数人并不需要太多运动，反而要补充睡眠。

坎蒂隆： > 技术工人的工资高于非技术工人，因为学习技能需要付出时间机会成本。在技术工人内部，收入差异取决于技能质量、培训成本、职业风险与危险程度，以及对工人的信任程度。对坎蒂隆而言，风险与回报相伴相生。因此，当下为获得某种技能所投入的培训时间与类型，必须通过未来更高（尽管不确定）的工资来弥补。例如，工匠企业家面临的风险是：当更多工匠接受培训并进入市场后，其职业的市场工资率未来可能下降。因此，特定行业的工匠数量必须与需求相匹配——若某一地区某类工匠数量过多，收入将下降，部分工匠要么前往其他地方寻找工作，要么转行。 > 当劳动者和工匠数量过多，导致业务分配不足时，他们往往会面临就业不充分的问题。此外，他们也可能因意外事件、需求变化而失业，或因环境变化而超负荷工作。无论情况如何，当他们失业时，会大量离开所居住的村庄、集镇或城市，最终留下的人数总能与维持他们生计的就业机会相匹配。 View quoted note →

### 企业家精神理论如何缔造了经济学 克里斯托弗·布朗 马克·桑顿 《奥地利经济学季刊》第16卷第4期（2013年冬季号） 摘要 理查德·坎蒂隆被誉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他也是首位充分考量企业家精神在经济中关键作用的学者。坎蒂隆认为企业家精神无处不在，并赋予企业家在经济中核心枢纽的角色。通过分析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中的若干模型，我们证明：其企业家精神理论是构建经济理论的基础性工具，若脱离这一理论，他的所有理论构建都将失效。我们相信，这一发现既凸显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经济理论的本质¹。 关键词 理查德·坎蒂隆、企业家精神理论、经济地理学、劳动力市场、内在价值、循环流动模型、价格-铸币流动机制 JEL分类 B000、B110、B300、B310 1. 引言 理查德·坎蒂隆（168？-173？）被广泛视为经济理论之父，他在《商业性质概论》中首次对商业活动进行了系统性理论分析——该书于1755年在他去世后匿名出版²。这部著作成为第一代经济学家（包括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的思想跳板。然而，坎蒂隆与《商业性质概论》很快被遗忘，直到19世纪末才被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重新发现。杰文斯称这本书“比其他任何单一著作都更堪称政治经济学的摇篮”（1931[1881]，第342页）。这一评价源于坎蒂隆诸多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从基础研究方法到复杂的宏观经济模型（包括循环流动模型和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均涵盖其中。 除了《商业性质概论》的经济学贡献外，坎蒂隆还提出了一项重要且在诸多方面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堪称奈特和米塞斯相关理论的先驱）。事实上，坎蒂隆作为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开创者，在企业家精神相关文献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可（墨菲等，2006）。尽管“企业家”一词最初被认为是让-巴蒂斯特·萨伊引入的，但如今人们已明确，坎蒂隆是“首位频繁且显著地以近似现代含义使用该术语的重要学者”（赫伯特与林克，2006，第589页；另见埃布纳，2005；福尔马伊尼，2001；汉密尔顿与哈珀，1994），尤其是将其作为正式理论概念使用（赫伯特与林克，2006；朗，1983）。尽管获得了这些应得的认可，但长期以来，坎蒂隆的企业家精神理论被视为他对经济学众多贡献中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而非其研究方法与经济理论构建的基础。我们认为，理解企业家在坎蒂隆经济论著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将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 尽管大多数学者承认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与进步的驱动力（博斯马、韦内克尔斯与阿莫罗斯，2011），霍尔科姆（2007）指出，企业家精神还能创造信息、知识乃至经济智慧。尽管他并未将企业家精神与经济理论的发展直接关联，但他指出了企业家精神及其与现代经济理论的关系问题： “问题不在于经济学家们不认可企业家精神的作用，而在于企业家精神仍处于主流经济分析（尤其是主流经济增长分析）的基本框架之外。”（霍尔科姆，2007，第5页） 企业家概念绝非因过时而被更好、更现代的概念或技术取代。霍尔科姆（2007，第8页）发现，企业家精神的缺失动摇了经济分析的存在基础：“由于其假设前提，新古典框架在分析繁荣的根本原因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无法为审视这一问题提供恰当的视角。”除了奈特、米塞斯、柯兹纳以及福斯和克莱因的研究外，经济学领域内鲜有尝试将企业家精神“融入”经济框架的探索。我们发现，坎蒂隆理应被归功于将“企业家”一词重新定义为现代含义，且这一贡献源于他撰写《商业性质概论》很久以前的个人经历。不难推断，他在着手撰写《商业性质概论》之前，至少已形成了一套初步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布朗与桑顿，2013）。 本文旨在探讨坎蒂隆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在其经济学理论贡献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首先概述坎蒂隆对经济学和企业家精神理论的贡献，随后分析《商业性质概论》中的五个案例，以阐释坎蒂隆如何运用其企业家精神理论构建经济理论。我们证明，坎蒂隆的企业家精神理论绝非其经济学体系中一块孤立的“砖块”，而更应被理解为构建“砖墙”的工具。企业家不仅对其经济模型的构建至关重要，若缺少企业家这一核心要素，坎蒂隆的所有理论构建都将无法成立。因此，其企业家精神理论不应被简单视为众多理论观点之一，而应被看作理解经济现象的基础。我们认为，这一点目前在经济学或企业家精神相关文献中尚未得到认可。 起初，这似乎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循环论证——无法将他的企业家精神观点与其经济视角分割开来。然而，我们将证明，我们的核心发现是一个因果关系问题，更类似于“锁与钥匙”的命题：正是他的企业家精神理论，揭开了坎蒂隆能够构建如此多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奥秘。 2. 坎蒂隆的贡献 经济思想史学家重新发掘了历史时间线上一个重要却长期被忽视的年份——1730年，这一年与1776年（亚当·斯密）、1871年（边际革命）、1936年（凯恩斯）和1947年（萨缪尔森）同样关键。1730年（一般认为坎蒂隆于此年完成《商业性质概论》）之前，经济学文献中几乎没有可被称为经济理论的内容；1730年之后，经济类著作数量激增，且日益具备理论性与系统性。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重农学派、法国自由主义学派和英国古典学派相继兴起，这些学派均承认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坎蒂隆的开创性著作。 在坎蒂隆之前，经济学文献主要由宗教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思考构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他们是首批将经济问题系统纳入其哲学与宗教范式的学者。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重商主义者，但他们缺乏理论支撑与组织原则。重商主义著作通常被认为是受商业和贸易私利驱动，并未形成理解和描述商业本质的系统性方法。反重商主义者也对经济学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在法国），但他们同样缺乏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与系统性方法。反重商主义者的核心驱动力是反对统治精英的重商主义政策，他们与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类似，更关注税收公平等问题，而非不同税收制度的效率等经济问题。 坎蒂隆应被视为与这些思想学派实现了革命性决裂。他摒弃了伦理与政治层面的考量，转而专注于“人类行动的经济特征”（罗斯巴德，1995，第348页）。1755年《商业性质概论》最终出版时，经济学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成为一门独立的、更具科学性与系统性的学科³。此外，该书还推动了1756年重农学派的诞生。坎蒂隆对法国自由主义者（包括杜尔哥和孔狄亚克）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也产生了公认的影响（桑顿，2009b）。可以说，许多受坎蒂隆影响的学者将其经济思想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最终陷入了思想僵局，但这并不能削弱坎蒂隆为经济学奠定科学基础这一事实（桑顿，1998；2007b）。得益于墨菲（1986）的研究，我们对坎蒂隆撰写《商业性质概论》的原因已有深入了解，但他如何独立创造出如此多后来成为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内容，至今仍是一个谜。 《商业性质概论》体现了坎蒂隆对现有经济知识的深刻反思与摒弃。在著作第一部分，他首先摒弃了重商主义者“货币即财富”的观点，然后从分析土地所有者的财产权以及村庄、集镇和城市的建立入手，从头构建了其商业分析体系。接着，他对劳动力与工资差异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一项重要发现：某物的真实成本或“内在价值”即其机会成本。他指出，不同经济阶层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且由于企业家会遵循价格信号的指引，经济将具备自我调节能力。随后，他提出了一套早于马尔萨斯且更具深度的人口理论，并将其融入财富理论之中。第二部分分析了物物交换、市场价格、货币及其流通速度，以及货币数量变化与利率变化的关系。第三部分则阐释了对外贸易、汇率、银行业、通货膨胀与商业周期。 坎蒂隆的贡献众多，包括区位理论、人口理论、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循环流动模型、商业周期理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抽象法、其他条件不变假设、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模型，以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分离等方法论创新。我们认为，坎蒂隆丰富的企业家实践经历使他形成了企业家精神理论，进而运用这一理论构建了经济理论。在其企业家精神理论中，坎蒂隆似乎未受到任何前人思想的影响（布朗与桑顿，2013）。 坎蒂隆的经济体系中有三大核心主体：土地所有者是主要消费者，经济中的所有生产（供给）都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需求）。另外两大主体的主要区别在于收入性质，这也造就了坎蒂隆所定义的企业家的核心特征：依靠不确定收入而非固定收入生活。工资劳动者获得固定工资，而企业家则无任何收入保障。除此之外，企业家还负责经济中商品的生产、流通与交换，以满足土地所有者和其他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坎蒂隆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具有鲜明的供给侧导向（赫伯特与林克，2006）。在这一角色中，企业家会利用感知到的套利机会采取行动：“[企业家]会以低价从村庄收购产品，[运输]到首都以更高价格出售”（坎蒂隆，1931，第151页）。 坎蒂隆的企业家精神理论认为，企业家的核心职能是在不确定性下承担风险。他们以当前已知（固定）的价格购买商品，再以未来未知的价格出售。正如赫伯特与林克（1988，第21页）所言： “坎蒂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强调的是企业家的职能而非人格特质。这一理念应用范围广泛，涵盖多种职业，贯穿生产、分配与交换等多个环节。” 对坎蒂隆而言，企业家精神在经济中无处不在。《商业性质概论》中“企业家”一词被提及超过100次，广泛适用于生产者与交易者（赫伯特与林克，2006），包括从原材料生产到成品零售的整个供应链中的各类企业家活动。例如，他将各类生产者（包括农民、羊毛和谷物批发商、制造商）视为企业家；餐馆老板、店主等零售商也被归入企业家范畴；矿山、剧院和建筑所有者，以及工匠、面包师、屠夫、布商等各类商人，同样属于企业家。《商业性质概论》中提及的企业家类型繁多：烟囱清扫工、鞋匠、裁缝、木匠、画家、医生、律师、工头、矿工和酿酒师等。 因此，坎蒂隆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定义虽明确但应用广泛：任何以未来不确定价格出售商品为目的进行投资（即获取并运用资源）的人，都是企业家。因此，他的理论与奈特和米塞斯的理论一脉相承，但与熊彼特等人的理论存在显著差异。 3. 运用企业家精神发展经济学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坎蒂隆的一般企业家精神理论，探讨它如何成为坎蒂隆解锁经济理论大门的钥匙，进而用于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我们将描述并评估《商业性质概论》中坎蒂隆提出的五个经济现象案例。在分析坎蒂隆的经济学贡献时，我们将突出三个核心特征：第一，企业家精神在其理论构建中扮演关键且不可或缺的角色；第二，坎蒂隆通过企业家的计划、行动与约束案例阐释其理论构建；第三，若缺少企业家，这些理论构建或模型将完全失效。 经济地理学与企业家 坎蒂隆在《商业性质概论》中用四个简短章节（第3-6章）探讨了经济地理学与区位理论。尤其是在第4章中，坎蒂隆首次使用“企业家”一词，强调了企业家在空间经济学中的关键作用。在坎蒂隆看来，一个国家内存在村庄、集镇和城市，它们相互关联，其规模、位置及彼此间的距离均取决于企业家的决策。 村庄的规模与位置由土地所有者的企业家式生产决策决定。这些决策既决定了生产类型与所需劳动力数量，也决定了村庄中农民企业家与工匠企业家的数量及类型。若土地所有者决定居住在村庄，也将影响村庄的人口规模与构成。因此，为满足土地所有者的需求，村庄会分布在周边地区，其规模与位置均由企业家决策决定。坎蒂隆还强调了运输成本在经济地理学中的作用： “无论土地用于何种耕种（牧场、谷物种植、葡萄种植等），从事相关工作的农民或劳动者都必须居住在附近；否则，往返田地与住所将耗费过多时间。”（坎蒂隆，1931，第9页） 因此，村庄的规模与位置是土地所有者、农民、工匠乃至普通工资劳动者基于降低运输成本、最大化生产时间目标做出的企业家决策的结果。若土地所有者决定不进行任何生产，村庄便不会存在。 集镇形成于多个村庄的中心地带，至少每周举办一次集市。集镇的位置由工匠关于经营地点的企业家决策决定，其规模则取决于周边村庄的总人口规模。集镇的作用包括降低整体运输成本、通过减少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促进交换，以及提供类似拍卖的环境以便利价格制定。正如坎蒂隆所解释的： “集镇位于周边村庄的中心，村民在集市日将产品带到这里出售并购买所需物品，相比商人或代理商将商品运到村庄交换农产品，这种方式更自然、更便捷。”（坎蒂隆，1931，第11页） 因此，集镇是企业家活动的产物。企业家的职能包括三类交换：（a）从村民手中收购产品，供本地销售或出口至城市；（b）在城市采购产品，再出售给村民；（c）生产商品与服务，在集镇销售。 城市是地理集聚的更高阶段：当土地所有者发现某个位置符合自身偏好时，会吸引更多样化的企业家群体聚集于此。坎蒂隆观察到，面包师、屠夫、酿酒师等企业家会定居在城市，为贵族提供服务并与其他企业家进行交换。因此，城市的规模取决于选择在此居住的土地所有者数量，以及周边集镇和村庄的规模。 坎蒂隆对经济地理学、区位理论与运输经济学的贡献，均与企业家关于盈利地点的决策相关。在坎蒂隆的经济框架中，尽管土地所有者负责初始生产决策，但企业家决定如何执行这些决策，以及村庄和集镇的选址。事实上，当足够多的企业家定居在某个村庄为村民提供服务时，坎蒂隆认为这个村庄就变成了集镇。最重要的是，村庄、集镇和城市的规模与位置，其驱动力是企业家关于运输成本与交易成本的决策。若缺少企业家，模型中将没有任何因素能够做出决定定居点规模与位置的必要决策。因此，显然企业家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若缺少企业家，大规模人口集聚中心的供给将难以想象（即便并非完全不可能）⁴。 劳动力市场与企业家 在《商业性质概论》第一部分第7-9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在劳动力市场中同样扮演着“原动力”的角色。坎蒂隆指出，技术工人的工资高于非技术工人，因为学习技能需要付出时间机会成本。在技术工人内部，收入差异取决于技能质量、培训成本、职业风险与危险程度，以及对工人的信任程度。对坎蒂隆而言，风险与回报相伴相生。因此，当下为获得某种技能所投入的培训时间与类型，必须通过未来更高（尽管不确定）的工资来弥补。例如，工匠企业家面临的风险是：当更多工匠接受培训并进入市场后，其职业的市场工资率未来可能下降。因此，特定行业的工匠数量必须与需求相匹配——若某一地区某类工匠数量过多，收入将下降，部分工匠要么前往其他地方寻找工作，要么转行。坎蒂隆解释道： “当劳动者和工匠数量过多，导致业务分配不足时，他们往往会面临就业不充分的问题。此外，他们也可能因意外事件、需求变化而失业，或因环境变化而超负荷工作。无论情况如何，当他们失业时，会大量离开所居住的村庄、集镇或城市，最终留下的人数总能与维持他们生计的就业机会相匹配。”（坎蒂隆，1931，第25页） 因此，在坎蒂隆看来，就业与工资是各类企业家决策相互作用的结果。 坎蒂隆以一位父亲决定让儿子接受某一职业培训为例，阐释其劳动力与工资理论。在此过程中，父亲必须评估当下的培训成本与该职业未来预期收入（具有不确定性）。他随后指出，若国王让许多人接受高薪工作培训，但这些工作并无需求，那么这种培训将毫无用处；而若存在需求，企业家将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显然，企业家在劳动力市场中扮演着诸多关键角色，若缺少坎蒂隆所定义的企业家，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转将难以想象。 企业家精神会考量成本与收益，在劳动力市场中创造平衡与和谐，并随着时间推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经济从相对静态的封建秩序向更具活力的新兴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时期，坎蒂隆对企业家驱动型劳动力市场的阐释无疑是一项突破性贡献。 “内在”价值 关于坎蒂隆的价值理论性质，长期以来存在争议：它是劳动价值论、土地价值论，还是劳动-土地价值论？抑或类似于亚当·斯密对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的区分？桑顿（2007a）梳理了这一争议的历史脉络。通过综合坎蒂隆对内在价值的描述、1730年左右“内在”一词的定义，以及坎蒂隆给出的内在价值案例，桑顿得出结论：坎蒂隆的内在价值概念实际上是机会成本，且他持有主观价值论。 在第10章中，坎蒂隆对产品的“内在价值”与其市场价格进行了有益区分。对坎蒂隆而言，任何商品或服务的内在价值，是生产该商品所需土地与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而这些投入要素的价值与其替代用途相关。因此，现代经济学家所排斥的“内在价值”，实际上等同于现代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对坎蒂隆而言，商品的内在价值一旦形成便不再变化，但市场价格会根据“人们的兴致与偏好”（坎蒂隆，1931，第29页）发生波动，且由于市场价格发生（或可能不发生）在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实际市场价格与机会成本之间的差额，是衡量企业家利润与损失的真正标准。因此，坎蒂隆不仅被认为是机会成本概念的发现者，我们还发现这一概念正是其企业家精神理论的核心要义。 坎蒂隆通过多个企业家案例阐释内在价值-机会成本概念。在一个重要案例中，他探讨了农民企业家投资土地与劳动力进行作物生产的行为：农民的利润或损失取决于种植的作物种类、生长条件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价格。土地与劳动力构成了农民的内在价值-机会成本，而土地与劳动力的质量是重要考量因素。农民的收入依赖于未来市场价格，因此具有不确定性。 在另一个重要案例中，坎蒂隆描述了一位房主在出售房产时，其土地改良措施可能带来的盈利或损失： “若一位绅士在花园中开凿运河、建造平台，其内在价值将与所投入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比例；但实际价格并非总能遵循这一比例。若他打算出售这座花园，或许无人愿意支付他所耗费成本的一半；但也有可能，若有多人竞相购买，他可能获得两倍于内在价值的价格——即两倍于土地价值与所耗成本的总和。”（坎蒂隆，1931，第29页） 坎蒂隆的内在价值-机会成本概念与其企业家精神理论高度契合。内在价值并非简单的土地与劳动力数量，还涵盖质量因素，因此是生产某一商品的真正机会成本。内在价值-机会成本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即为经济利润或损失。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区分与他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企业家精神不可或缺。 循环流动模型 《商业性质概论》第一部分的最后几章探讨了某一国家内所有人如何“依赖”土地所有者。该章节的核心要义是：劳动者不仅服务于土地所有者，也相互服务，土地所有者阶层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在第二部分第3章中，坎蒂隆构建了经济循环流动模型以解释收入分配。在此模型中，企业家是推动商品流动的核心动力——“城市中的每一类流通活动都由企业家完成”（坎蒂隆，1931，第129页）。 坎蒂隆描述了土地所有者的偏好如何作为经济需求侧的原动力驱动市场。随后，他推导出一个涉及商品、收入与支出的循环流动模型，以阐释不同经济阶层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从孤立庄园模型入手：庄园主最初一无所有，直到雇佣劳动力；其回报随着可盈利雇佣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提高。简而言之，只有当庄园主支持那些能够满足其“需求”的人时，他才能获得利益。 作为庄园主雇佣的劳动力的一部分，坎蒂隆指出了农场与工匠劳动力监工的角色。监工如同企业家，负责满足庄园主的需求（关于坎蒂隆“代理”企业家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参见福斯等，2007）。随后，坎蒂隆调整了模型，使每个人在其职业中都成为企业家。此时，除了土地所有者与工资劳动者外，几乎所有人都是企业家：羊毛和谷物批发商、面包师、屠夫、运输商、制造商以及各类商人。作为企业家，他们“承担风险工作，部分人发家致富，收入超过生计所需的两倍，而另一些人则破产倒闭”（坎蒂隆，1931，第41页）。 坎蒂隆以农民为例阐释企业家的角色：“农民是企业家，他承诺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固定数额的货币以租用农场或土地……却无法保证从这一事业中获得利润”（坎蒂隆，1931，第48-49页）。农民企业家雇佣并监督劳动力，同时从其他企业家手中购买商品。 坎蒂隆将企业家描述为“依靠判断力行事，却无法预见哪种[产品]能卖出最高价格”（坎蒂隆，1931，第55页）的人，其决策取决于供需因素。坎蒂隆还明确指出，企业家可被视为在不确定性下运营企业的所有者。企业家是那些“在国家中承担风险（即破产与饥饿风险）的人”（坎蒂隆，1931，第53页）。 接下来，坎蒂隆假设庄园主的需求发生变化，并解释了企业家如何在利润与损失机制的激励下，使模型恢复均衡。通过孤立庄园模型，他展示了土地所有者、农民、农场劳动力与各类企业家之间商品、收入与支出的循环流动。事实上，坎蒂隆写道：“国家的所有交换与流通活动都通过这些企业家的行为完成”（坎蒂隆，1931，第57页）。 有趣的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模型正是源于此（桑顿，2009a）。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模型由企业家精神驱动，但斯密本人在其理论体系中淡化了企业家的作用，而现代自动循环流动模型中则完全缺失了企业家这一角色。坎蒂隆所描述的经济循环流动依赖于企业家——他们遵循价格信号，推动、调整或调节流动以恢复均衡。通过孤立庄园模型，坎蒂隆表明，若缺少企业家，社会将退回到封建主义状态，所有决策均由庄园主及其代理人做出。 价格-铸币流动机制 《商业性质概论》第二部分开篇探讨了物物交换、货币与市场价格。对坎蒂隆而言，价格基于供需关系，但最终由买卖双方的议价决定。在他提供的案例中，价格由两类企业家群体共同确定。企业家还建立了一套关于支付流动与时机的体系，例如，农民从批发商那里获得大额付款，再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大额租金；企业家在从客户那里收取大量小额付款后，再向批发商支付货款。坎蒂隆甚至利用企业家建立的这一体系，从理论上计算了货币数量。 与将货币视为财富的重商主义者不同，坎蒂隆表明，货币数量的增加既可能产生表面上的有益影响，也可能带来危险的负面影响。通过以企业家为核心进行分析，他指出，货币供给的增加并非简单导致整体物价上涨，而是可能根据货币注入经济的方式与地点，改变相对价格。任何获得新货币的人都会将其用于消费，而他们所购买的商品价格将上涨。随着价格上涨，国内企业家将开始调整经济中的生产结构，以适应新的需求模式。企业家创造的这些结构变化，如今被称为“坎蒂隆效应”。 此外，通过解释货币如何通过企业家渗透到经济中，坎蒂隆构建了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若货币相对充裕，国内商品价格将上涨，人们倾向于购买更多进口商品。随后，黄金将被出口以支付增加的进口。黄金出口将导致国内物价下跌，从而使国内货币供给与外国货币供给恢复均衡。企业家会根据货币供给的相对变化调整并协调其计划与行动。因此，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实际上依赖于广泛的企业家活动。若缺少企业家，这一机制显然无法运转。 4. 对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对《商业性质概论》中多个案例的分析表明，坎蒂隆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在其经济理论构建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我们发现，从这些案例中提炼的洞见，对现代经济学与企业家精神理论具有重要启示。然而，尽管坎蒂隆已有相关论著，自莱昂·瓦尔拉斯（1870）以来，企业家仍被逐渐排除在经济理论之外。现代经济学延续了这一不幸趋势——企业家在如今的模型与教科书中已基本消失（肯特与拉辛，1999），以至于经济学可以说已成为一门僵化且脱离现实的学科。尽管新古典经济理论曾有过一些尝试（如鲍莫尔，1993；基尔斯特龙与拉丰，1979；拉泽尔，2005），但几乎很少提及企业家。我们认为，经济学可以从坎蒂隆的企业家精神理论中获益，将企业家的行为视为经济的关键要素。 此外，我们的发现表明，在使用未考虑企业家因素的经济模型时，应更加谨慎——尤其是当从纯理论转向经济分析与经济政策制定时。若将排除企业家的经济模型用于“现实世界”政策制定，可能会存在重大缺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经济学家由于均衡框架固有的数学复杂性，将企业家从其模型中剔除（卡西斯与米诺格鲁，2005）。当此类均衡模型被用于经济与政策分析时，其本质上存在的缺陷在“现实世界”应用中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的发现为这些模型的缺陷提供了一种解释，并指明了改进方向。经济政策分析师也应研读坎蒂隆的论著，以理解经济现象的实际发生机制。事实上，安托万·墨菲教授（2010）提供了一个现代案例：他运用《商业性质概论》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指出“理查德·坎蒂隆有助于解开中国及其企业家阶层的悖论”。 坎蒂隆的洞见还为基础经济概念（如供需）的教学提供了重要启示。为理解此类经济模型，学生必须理解系统中的原动力——企业家，而静态经济模型无法充分描绘现实世界的持续变化与动态本质。若将企业家（真实的人）与企业家精神（风险、不确定性、利润与损失）作为经济学的核心焦点，将更容易为必修经济学课程的学生提供日常企业家精神的案例。坎蒂隆丰富的企业家理论有助于解决经济学教学中如何变得生动且与学生相关的问题，并能够解释日常经济现象。 最后，我们认为，企业家精神研究者也将从坎蒂隆提供的这一“全新”视角中获益。对企业家精神研究者而言，更多关注基础经济理论，将有助于开展更优质的企业家相关研究。他们还能从了解企业家精神在经济中无处不在的特性中获益。这一视角凸显了理解企业家精神广泛影响的相关性与重要性，能够增强企业家精神研究者的信心，并证明未来相关研究的必要性。 注释 ¹ 克里斯托弗·布朗（工商管理硕士、哲学博士，邮箱：chrisbrown77@gmail.com），Smile Right Solutions（一家牙科诊所管理公司）所有者；马克·桑顿（哲学博士，邮箱：mthornton@mises.org），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地利经济学季刊》书评编辑。 ² 关于坎蒂隆的完整传记，参见墨菲（1986）。 ³ 《商业性质概论》在出版前，曾以手稿形式在包括大卫·休谟在内的众多人士之间传阅。 ⁴ 在坎蒂隆的理论中，可找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集聚理论的所有三个方面。马歇尔（1920）提出了工业集聚的三大理论，包括运输成本、劳动力供给与知识溢出效应。坎蒂隆的区位理论涵盖了所有这三个方面，尤其强调了运输成本与劳动力供给的决定因素。在知识溢出效应方面，坎蒂隆对集市日价格形成机制的讨论，显然反映了知识溢出或“思想碰撞”的过程。我们知道，坎蒂隆的分析基于前工业经济，完全由选择驱动；而马歇尔的分析基于现代工业经济，部分由随机约束驱动。 引用格式 布朗、克里斯托弗与马克·桑顿，《企业家精神理论如何缔造了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季刊》第16卷第4期（2013年冬季号）：第401-420页。

表面上，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巨大波动是因为特殊言论特殊事件，深挖一点，是各国政府脱离金本位后通过信贷扩张滥发法币，再深一点则是人们的时间偏好普遍升高。结合前几天说到的僵化的思维方式问题，如果绝不放弃沉没成本，绝不考虑独木桥以外的路径，那出路只剩下在原有方案上无限加大剂量了。 用查理·芒格的逆向思维法，做投资想要取得一定收益必然要特立独行。在如今的高时间偏好整体环境里，人人对眼前的确定性如饥似渴，否则很难解释很多资产可以在很短时间里反复暴涨暴跌。散户比较好的选择就是降低时间偏好，目光放远，把资本投入到长期的模糊正确的地方。比如看K线图，别人看日线、小时线甚至分钟线，我们就看周线、月线甚至季线，然后从中找趋势刚刚启动的。总是做(模糊)正确之事，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打完折扣依然大概率得到好的结果。

正常情况，目前用的手机应该能坚持到摩托罗拉的新机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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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许可如何以公共健康为代价服务于大型制药公司 杰里米·R·哈蒙德 2026年3月14日 | 米塞斯研究所 我们本应相信，医疗许可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医疗消费者免受“江湖郎中”和“江湖骗子”的侵害。有人告诉我们，其目的是提高医疗质量，但这一体系显然未能带来良好的患者治疗效果。 背后的简单解释是：医疗许可的设计初衷从未是保护医疗消费者的利益，而是保护与制药行业结盟的特权行业组织的经济利益。其实际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政府强制推行的医疗卡特尔，却伪装成“医疗保健”体系。 这也解释了所谓现代医学为何成本高昂、健康成果惨淡——成人和儿童群体中慢性病的发病率高得惊人。要准确诊断高成本和差疗效的症结，关键在于理解美国医疗许可法的制定背景与原因。 美国医学会的医疗垄断 在美国历史早期，各类医疗许可法的出台旨在限制行医行为。这些法律的主要受益者是对抗疗法医生，而倾向于更自然、整体疗法的医生则被边缘化。 我们本应相信，这是因为消费者需要保护以远离“江湖骗子”，但当时主流医学界内部也充斥着大量荒谬疗法。主流医学的标准治疗手段包括放血、使用水蛭，以及施用汞、砷等有毒物质。 毫不奇怪，消费者对治疗效果感到不满，于是与替代疗法医生联合起来，要求拥有选择自由。一场废除医疗许可法的运动取得了成功，19世纪初至中期也因此被称为“医疗自由贸易”时代。 当时医学院遍地开花，医生供给充足，不同流派医生之间的市场竞争既压低了成本，又激励了创新。美国曾是世界上人口健康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婴儿死亡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 但这一切都随着医疗许可制度的实施而改变。由于厌恶竞争，对抗疗法医生于1847年组织成立了美国医学会（AMA）。从一开始，美国医学会的目标就是建立医疗垄断——而由于无法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实现这一目标，它转而寻求政府为其动用强制力。 其计划是：限制医学院数量、控制课程设置，并建立许可制度，将行医权仅授予遵循美国医学会认可的诊疗标准的医生。 1891年，《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吹嘘该行业组织的策略在伊利诺伊州取得了显著成效——该州的医疗执业监管法成功减少了医生数量。 其推行医疗垄断的真实目的，被“需要保护消费者免受自身伤害”的花言巧语所掩盖。他们的论点是：消费者太过无知愚蠢，无法为自己的健康做出正确决定，因此——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必须剥夺其选择权。 美国最高法院对此表示认同。在1889年的“登特诉西弗吉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维持了对一名医生的定罪——并非因为他伤害了患者，而是因为他的学位来自一所课程未获得州医疗委员会认可的大学。法院一再裁定，各州有权根据其“治安权”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即便替代疗法医生提供的、患者自愿接受的治疗对其有益，也不能构成合法辩护。 20世纪初，美国医学会与其他裙带资本家结盟，加速了医疗垄断的建立——这些资本家对政府决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洛克菲勒研究所（1870年由约翰·D·洛克菲勒共同创立）成为了其盟友，该研究所的财富源于石油行业，而石油的化学副产品被用于开发制药药物。 《弗莱克斯纳报告》 由于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美国医学会试图隐瞒自身角色，转而联系卡内基基金会，委托其撰写一份评估医学院并推荐课程设置的报告。卡内基基金会负责人亨利·S·普里切特在给美国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负责人亚瑟·贝文博士的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的报告出炉后，将成为你手中的弹药。因此，在此期间，我们应保持一种姿态，不暗示我们双方的行动存在直接关联。” 负责撰写这份报告的是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他并无医学教育背景，但他的兄弟西蒙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1910年发布的《弗莱克斯纳报告》建议：为改善医疗保健，应关闭大多数医学院；医疗委员会仅向美国医学会认证大学的毕业生颁发执照；美国纳税人应补贴剩余的医学院及其医疗研究方法。 该报告的建议被广泛采纳，导致医学院数量急剧减少。少数族裔受到的伤害尤为严重——在全国7所非洲裔美国人医学院中，弗莱克斯纳仅建议保留2所。（2008年，美国医学会正式为“其过去对非洲裔美国医生的种族不平等对待”道歉。） 1913年，弗莱克斯纳因其所做的“贡献”被任命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普通教育委员会秘书。同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家族新“慈善”基金会，旨在引导医疗研究和教育向制药治疗倾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其他药物医学院提供资金——这些学院的研究方法融入了科学方法。 美国医学会与新兴制药行业结盟的经济议程，就这样被伪装在推进“医学科学”的幌子之下，主流历史记载也将循证医学的进步归功于《弗莱克斯纳报告》。然而，医学教育向更科学方向的改革早已在进行中。《弗莱克斯纳报告》并未开创这一运动，而是劫持了它。 通过制度化的偏见严格控制医疗研究方向，该报告所推动的垄断体系对医疗保健造成的阻碍远超促进。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机会成本：如果资源配置能由竞争性市场的价格体系决定，医疗研究资金本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 事实上，由于政府对美国医学会的特殊待遇，“医学科学”的实践本身已被严重腐蚀，其内在利益冲突与制药行业的经济利益紧密绑定。结果导致医学研究目光短浅，只专注于用药物缓解症状，而非解决根本病因。 由此形成的医学范式，将人体视为各个互不相关的系统。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开发前提是：可以治疗某一个系统而不影响身体其他部分。更自然、整体的医疗保健和健康维护方法则被边缘化。 窃取不应得的功劳 医疗卡特尔不断强化的另一个神话是：20世纪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应归功于其治疗手段。具体而言，我们本应相信，传染病死亡率的显著降低是疫苗的功劳，但历史数据明确显示，这些下降大多发生在疫苗出现之前——疫苗根本不可能是其原因。 例如，以下是白喉的相关数据： （白喉死亡率：每10万人中45、40、35、30……） “白喉类毒素……” 百日咳的数据如下： （百日咳死亡率：每10万人中18、16、14、12……） 还有令人畏惧的麻疹： （麻疹死亡率：每10万人中16、14、12、10……） “第一种减毒活疫苗（埃德蒙斯顿B株）于1963年在美国获批使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数据时间跨度：1900-1960年） 这些疾病死亡率的显著下降，实则源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卫生条件改善、制冷技术普及、居住拥挤程度降低、个人卫生习惯变好以及营养状况改善。 所谓“现代医学”——包括强制大规模接种疫苗——是“循证”的，这是一个神话。我们之所以被告知这个传说，是为了让我们同意这个以制药为核心、伪装成医疗保健体系的医疗卡特尔。 美国医学会及其同谋者成功地扭曲了医学科学，以迎合其经济议程——通过消除自由市场竞争、减少医生供给，推动医疗成本攀升至如今的水平。 对知情同意权的攻击 理解医疗许可制度如何侵犯基本人权至关重要。正如我在著作《对知情同意权的攻击》中呈现的案例研究所示，许可制度被用作武器，打击那些尊重父母对儿童接种疫苗自主知情选择权的有道德的医生。 在该案例中，俄勒冈州的儿科医生保罗·托马斯博士并未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而是对所谓的“公共卫生”机构构成了威胁。该州的政策目标是实现高疫苗接种率，而托马斯博士的目标是让患者群体保持健康。一项对其患者数据的同行评审分析证明他的方法是有效的，这也促使州医疗委员会紧急暂停了他的行医执照。 除了系统性侵犯知情同意权外，许可制度还侵犯了契约自由权和人身自主权。个人有权自行决定就医对象和愿意付费的服务项目，而许可制度对消费者选择的限制侵犯了这一权利。 个人也有权对自己的身体做出决定，政府无权规定这些选择应当是什么。许可制度能确保更高医疗质量的说法，受到了实证观察的严重质疑。医疗许可的实际后果包括：消费者选择权丧失、医生供给人为受限、医疗成本上升、医疗研究停滞不前，以及健康成果令人震惊地糟糕。 事实上，许可标准基于的是在既定“诊疗标准”范围内诊断和治疗的知识掌握程度，而非临床表现。能通过医学院考试并获得州委员会颁发的执照，并不等同于能让民众保持健康。 结论 简而言之，医疗卡特尔的教育体系旨在将医生供给限制在仅经该体系认可的受训者范围内——而非为了改善患者治疗效果。废除医疗许可的结论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可能听起来很激进，但事实不应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不再存在教育、认证和资质认定标准——这些目前已由市场提供，即便没有州许可委员会（这是医疗野蛮时代的畸形遗留物），它们也将继续存在。 消费者也完全有能力区分那些能让患者康复的医生和不能的医生。要判断健康成果的差异，并不需要医学学位。 医疗消费者不需要被保护免受自身伤害；他们需要被保护免受政府强制推行的医疗卡特尔的侵害——正是这一卡特尔导致了医疗成本和治疗效果的双重灾难。 医疗费用高昂、民众健康状况不佳的症结，正是医疗许可这一“疾病”。根除这一“癌症”的疗法很简单：让政府退出我们的健康事务。 本文是关于医疗许可历史及其后果的深度报告的浓缩摘要。如需完整细节和相关文件，可阅读《为何应废除医疗许可》。

尽管时间偏好必然具有主观性，但它应该受到财产权安全等客观外部因素的影响。财产权安全的任何降低都应提高时间偏好——对于拥有最多财产的人，或在歧视性立法情况下，对于财产权被系统性损害的人，这种影响可能最为显著。这应该会体现在利率上升上，因为时间偏好增加的人会寻求更多借款和更少放贷，推高通行市场利率。财产权安全的任何改善都应体现在利率降低上，因为时间偏好下降的人会寻求更少借款和更多储蓄，降低市场利率。 与以前占主导地位的“集体所有权与更高文明状态相关联”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反，财产权的强化随着文明和政府的演进而推进。当个人开始重视并认可财产权时，他们就能够自由地实施更具生产性、迂回性的资本使用型生产方式——而如果没有安全的财产权，迂回生产方式就无从依赖。然而，一旦资本使用型社会发展到政府被自私的官僚和政治家主导的状态，自由秩序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分裂为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试图垄断政府的无限寻租权力。由于民主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政治经济逻辑，自由秩序演变为彻底的社会主义，或至少是福利国家主义。这两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形式错误地攻击私有财产，未能认识到私有财产是自由秩序的必要前提。因此，当自由秩序战胜封建身份社会时，总体时间偏好会降至最低；但随着自由秩序退化为社会主义或混合经济，时间偏好会再次上升。 在足够发达和复杂的社会中，利率会呈现周期性模式，反映时间偏好的高低起伏和财产权安全的强弱变化。 ―― 罗伯特·F·马利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