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子》与斯大林 文：言九林 > 这当中最大的一块补丁，就是拿「黄老」来给「刑名」做润滑剂。就是皇帝承诺无为，不再像秦帝国那般用各种KPI去折腾下面的官员，不再像李斯那样搞「督责之术」；官员们没了考核压力，对待底层百姓也可以无为一点，少折腾一点。这样整个社会就松弛了下来。把汲取强度减一减，把管控力度松一松，允许民间社会发牢骚，不再强迫左邻右舍互相举报……蛋糕还是要抢的，但抢得不再那么狠，可以让百姓多喘口气；以前勒在百姓脖子上的绳索太紧，百姓被勒得龇牙咧嘴满脸涨红，现在给他们松一松…… 「秦制四部曲闲谈」第二期 **1、黄老型改革** 道家思想流传到汉代，被称作「黄老之术」。汉文帝就很喜欢黄老。可是，如果我们看《史记》的时候稍稍仔细一点，就会发现汉文帝不但喜欢黄老，他也很喜欢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法家那套严刑峻法。比如轻罪必须重刑，没犯罪也可以因为「官府预判你即将犯罪」而提前实施严惩，还搞强制举报和邻居亲戚连坐。这些残暴手段，字字句句写在《商君书》里。 我们知道，**道家的政治主张是「统治者无为」，儒家的政治主张是「统治者循礼有为」**。法家看似主张万事都要有「法」可依，实则这个「法」只是用来恐吓、修理百信的「法」，皇权高于「法」，从来就不受「法」的约束，也没有任何制度性力量能够制衡皇权。据此，我们总结**法家的主张，其实就是「皇权可以胡作非为」**。秦二世胡亥就是这样理解「皇帝」这两个字的。他公开表示「贵有天下者」便有资格「肆意极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汉文帝一手抓「道家黄老」，一手抓「法家刑名」，看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没矛盾，这是汉代皇帝吸取了秦帝国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之后，对秦制做出的一点很有限的修正。我们知道，法家的刑名之学，是要以严刑峻法去管控社会的，施政相当残暴，百姓会过得很惨。而且，高压管控会消灭社会自由度，会压制社会活力，会让整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持续萎缩，因恶政而搞出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只是常事。这种情况下，如果秦制政权不能持续对外扩张去掠夺他国财富，没有机会去偷盗他国的先进生产技术，也没有办法通过不正当贸易从他国身上揩油，那么，秦制政权所能掌控的财政蛋糕也只会不断变小。最后就是官府的盘剥越来越厉害，能盘剥出来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于是百姓活不下去，整个统治集团（汲取机构+维稳机构）也难以为继。 那该怎么办呢？抛开秦制另搞一套是不可能的，一是路径依赖没那么容易摆脱；二是秦汉时代的中国也没有更好的外部思想资源可供借鉴。便只好在秦制的老路上修修补补。这当中最大的一块补丁，就是拿「黄老」来给「刑名」做润滑剂。就是皇帝承诺无为，不再像秦帝国那般用各种KPI去折腾下面的官员，不再像李斯那样搞「督责之术」；官员们没了考核压力，对待底层百姓也可以无为一点，少折腾一点。这样整个社会就松弛了下来。把汲取强度减一减，把管控力度松一松，允许民间社会发牢骚，不再强迫左邻右舍互相举报……蛋糕还是要抢的，但抢得不再那么狠，可以让百姓多喘口气；以前勒在百姓脖子上的绳索太紧，百姓被勒得龇牙咧嘴满脸涨红，现在给他们松一松……这就是黄老。 所以我有一个结论，就是黄老是依附于秦制、依附于法家存在的。黄老这个东西它不能独立存在。黄老如果独立存在，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会愿意用它。因为你讲的是无为啊，哪个统治者会愿意真的无为？只有统治者大搞法家，大搞秦制的时候，为了让这个社会矛盾不那么激烈，才会用黄老来做润滑剂。以前管得很死的东西，现在没办法了，只好放开一些口子不再管；以前坚决不允许百姓干的事情，现在没办法了，只好有限度地允许百姓干——比如以前只有官营工商业，根本不允许百姓从商，后来到处是失业饿肚皮的人，只好允许百姓雇工做点小买卖……诸如此类，就是「黄老」。「黄老」的本质不是官府实施了什么善政，而是官府缩小了恶政的范围、减少了恶政的数量。 通常来说，只要上面搞「法家」捅了大篓子，「黄老」就会被拿来做「润滑剂」善后。「黄老」的第一大好处是可以给百姓松松绑，让社会稍微恢复点元气；第二大好处是「黄老」并无改弦更张的诉求，不会要求官府将百姓脖子上的绳索彻底拿掉。历代统治者很喜欢这两点，故而以「黄老」为方向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极常见。 **2、独尊儒术与道德滑坡** 在西汉，引入「黄老」是统治者对秦制的第一次重大修订。这个修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知道，汉武帝登基的时候，太仓里的粮食多到放不下，只好露天堆放任其发霉；国库里的铜钱用不完，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然后汉武帝就不开心了。 为什么不开心？因为「黄老」这个补丁阻碍汉武帝干大事。黄老主张无为嘛，那统治者就不能干大事，只能干中事，干小事。汉武帝觉得这不好。我这么雄才大略，我拥有这么多的人矿和钱粮，我怎么可以只干中事和小事呢？我得干大事才对，要不然就辜负了时代。干大事就要折腾，折腾就要集中各类资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里头，最让皇帝们喜欢的集中资源的手段，就是法家的控制术和汲取术。可法家经过秦帝国的二世而亡，已经臭名昭著，谁都不好意思再像秦始皇那样赞美法家。那怎么办呢？汉武帝就盯上了儒家。 汉武帝选择儒家，看中的不是孔、孟儒学当中的民本思想。他看中的是儒家支持皇帝「有为」。儒家的理想叫做「致君尧舜」，辅佐君王去成为上古三代的尧、舜那样的伟人。既然要辅佐皇帝做伟人，当然要支持皇帝干大事。只干小事、中事，怎么可能成为尧、舜那样的伟人呢。而且，儒家还有一整套「表彰皇帝干得好」的仪轨，明堂啊、封禅啊、天人感应啊，都是这套仪轨的一部分。这也是皇帝们很喜欢的东西，可以用来自我表彰。 所以，我们看到汉武帝亲政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广儒学。当然了，那些跟汉武帝讲「民本」的儒者都被扫进了时代的垃圾堆，没有任何一人获得重用。朝堂上充斥的全是善于利用儒家典籍为汉武帝的大折腾论证合理性、正当性的伪儒——行法家之事而用儒家文辞来做装点，就是「儒表法里」。太史公司马迁目睹了这一切，他将这批玩意统称为「谀儒」，并用《史记》将它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儒表法里」这套玩法已经不可逆了。**从汉武帝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秦制就长期进入到了儒表法里的状态。嘴上说的是一套，手里干的是另一套。** **很多人说中国人虚伪，其实不是百姓虚伪，是自秦汉以来中国的高层政治就虚伪。是朝堂政治滑坡引发了社会道德滑坡。** **3、「退无私交」与科举** 再往后，秦制还有很多补丁。比如说科举这套东西，也是重要补丁之一。 科举这个补丁打在统治集团内部。隋唐实施的科举。这之前，统治集团内部也搞秦制，典型特征是禁止官僚们拉帮结派，拉帮结派是今天常见的词，古代叫「朋党」。拉帮结派也好，朋党也好，都是站在固定立场的贬义词。如果中立一点的话，可以叫「组织化」。皇帝希望自己是官僚集团内部唯一的组织化枢纽，不希望官僚集团抛开皇帝后还有其他组织化团体。 所以我们去看陈寿的《三国志》，会发现有这么一个词，叫做「退无私交」。贾诩在曹操阵营里头，是曹操很重要的谋士，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善终，活了七八十岁，就是因为他「退无私交」，跟皇帝聊完工作，回到家里大门一关，跟谁都没来往，他是一个原子化的官员。蜀国有位大臣叫刘巴，就是给刘备出主意滥发货币敛财的那位，这位为了保全性命，也是「退无私交」，下了班绝不跟任何同僚有私交。退无私交不符合人性，可在秦制政权里做官，只能退无私交，否则就是团团伙伙，就要被打击。但是呢，「退无私交」这种东西它不是制度，它只是强大的秦制皇权对官僚们的一种恐吓。一旦皇权衰微，比如即将发生最高权力交接，或者皇帝是个小孩子，那下面的官员可就不是退无私交了，更可能是满世界跟人串联。 那怎么办呢？「科举」就是来打这个补丁的。科举之前，汉代搞的是「察举制」，由地方官员观察推举本州本郡的人才进入朝廷做官。皇帝可选择用或者不用，但推荐的权力落在州郡官员手里。这对想要搞秦制、搞无限皇权的统治者来说，当然是不会满意的。东汉末年的汝南袁氏为什么那么有势力？就是因为他们家既有人在中央做官，也有人在地方做官，通过他们家的路子「察举」，就很容易进入官场。想做官，找汝南袁氏，比找皇帝管用。于是汝南袁氏就在皇权之外发育成了一股非常巨大的组织化势力。 以军事手段大规模恢复奴隶制的曹操，在汉末将秦制推上了新高峰。他就对「察举制」很不满意，认为这种制度不利于他在人事任免方面独断专行。但曹操自己终究是「察举制」出身，不好公然废弃，于是就搞了一出所谓的「唯才是举」。察举倒还是察举，只是标准从较为清晰的「贤良」「方正」「孝廉」，变成了非常模糊的「才」。谁有才谁没才，什么能力算才，什么能力不算才，全看曹操的心情。曹操愿意起用谁，谁必定有才；曹操不愿意起用谁，谁肯定就没才。 「唯才是举」终究不是制度，于是同样搞秦制非常厉害的隋朝杨坚、杨广父子又弄出了「科举」。**这套考试制度被发明出来，核心目的不是选拔人才，而是将选拔任用官员的权力彻底收归皇权。**自此，读书人想要做官，就得将注意力和忠诚度倾注在皇帝身上。科举高中者皆是「天子门生」，再没有什么「汝南袁氏门生」。 **4、高层斗争不杀人** 封建贵族政治讲妥协，现代民主政治讲制衡。秦制讲什么？**秦制讲「赢家通吃」**，它是一场零和博弈，胜利者拥有一切，失败者失去一切。最终爬到权力最顶端的人或者群体，可以肆无忌惮挥霍社会财富，也可以肆意妄为改变天下人的命运。 当然，在中国传统王朝里，宋代给人的观感会好一些。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好？因为宋代皇帝在零和博弈的基础上做了一点改良，就是宋太祖有一个「不杀读书人及上书言事之人」的祖训。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两宋重文轻武，朝堂之上读书人独大，高层官员几乎全是读书人，军队出身的狄青做个枢密使，竟被人鄙视加猜忌，以致郁闷发病而死。这祖训说白了，就是皇帝对官僚集团释放了一点善意：**高层政治斗争年年有月月有，但皇帝不会弄死谁，高层政治斗争轻易不砍失败者的脑袋。**这相当于统治集团内部零和博弈的烈度降低了。烈度降低，高层官员们就有了生命安全感，就没了在政治斗争中铤而走险的心气。这反而有利于政权稳定。 宋太祖搞这么一个祖训，主因就是五代十国的零和博弈看太多。五代十国权臣篡位层出不穷。为什么层出不穷？一方面固然是权臣自己有野心，另一方面也是不篡不行。势力已经扩张到这个地步了，再不篡位，等皇权缓过劲来就死无葬身之地。霍光做了权臣却不篡位，最后怎么着？霍光死后，整个霍家被汉宣帝血洗，长安城血流成河。跟霍光有关系的数千户，一夜之间被汉宣帝杀光了。回过头来看，宋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臣，我觉得跟**「用不杀人的祖训降低高层政治斗争烈度」**有很大关系。烈度降低之前，别说权臣本人了，那些围绕在权臣周围的官员，因为害怕秋后算账，也不会允许权臣做忠臣不篡位。曹操当年因为「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停止了由魏王走向魏帝的步伐，却也不得不给力劝他称帝的夏侯惇等人吃定心丸：「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你们不用担忧，这个皇位还是要篡的，只是眼下不合适，且留着让我儿子曹丕去篡。 有了政治斗争不杀人这条政治规矩，宋代官员们不用担心性命，对所谓「权臣」的向心力自然大大降低，几乎不会出现「夏侯惇劝曹操一定要篡位」这种事情。「权臣」失去了周边官员的向心力，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权臣。皇权反而变得更安全。哪怕是秦桧这样看似只手遮天的人物，宋高宗一句话也可以让他下台回家养老。 遗憾的是，到了明朝，这一点点有限的改良又退回去了。老朱家谁都不信，只信一条：无子孙根者无政治野心。 **5、《管子》与斯大林** 据先秦著作《管子》，秦制政权的终极形态是「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说白了就是所有人的命运都被君王牢牢攥在手里。君王想要赐予你什么，就能赐予你什么；君王想要从你身上夺走什么，就能夺走什么。君王想要让任何人穷困潦倒，就立即能让任何人穷困潦倒；想要让任何人暴然巨富，就立即能让任何人暴然巨富。 这种「全方位掌控所有人的命运」，在《管子》里叫做「利出一孔」。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牢牢掌控在君王手里，任何人想要获得这些利益，只能臣服于君王，去给他做牛做马。离开了君王和他所掌控的体制，整个社会根本没有谋生空间。 **「科举制度+赋役特权」，算是部分实现了《管子》的这个理想。**想阶层跃升吗？只有一条路，去做官吧。靠务农发财？靠经商致富？靠一门手艺走遍天下？对不起，在秦制王朝，这些统统无法实现。只要没有赋役特权，再殷实的家境，再优秀的商才，再杰出的技艺，都靠不住。宋朝农村的差役与城里的行役，明朝的粮长，都是专门用来制度化消灭无特权富人的。在秦制王朝，只有靠科举做了官、拥有了赋役方面的特权，才算是真正实现了阶层跃升，也是唯一有效的、能保住阶层不跌落的手段。 这样的「利出一孔」，一方面巩固了官僚集团对秦制王朝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则让秦制王朝的「国家智商」整体劣化，毕竟整个社会最有知识的人群，几乎就没有将他们的智商和知识，用在有创造力的事务上。 这种「利出一孔」走到极致是什么模样？我想到的是斯大林的「钱袋子政策」。大概玩法是：凡斯大林集团成员，想要过上好日子，靠工资是不行的，得靠斯大林额外发给钱袋子。是正儿八经的钱袋子，不是形象性、比喻性的钱袋子。斯大林是真的直接给人发钱。此外，想有司机吗？想有厨师吗？想去黑海度假吗？都得看斯大林的心情。斯大林愿意给某人发钱袋子，某人才能够有别墅，才能够有司机有厨师，才能获得去黑海度假的资格。斯大林不愿意发钱袋子，当然谁也不能主动去要，去要也要不到。要不到，多半还意味着已被斯大林抛弃，即将迎来人生末路。 这种搞法，结局自然是统治集团内部「人人都爱斯大林，人人也都恨斯大林」。斯大林活着时他们不敢不爱，斯大林死后他们立马只剩下了怨恨。斯大林最后躺在孔策沃别墅自己的尿泊里，极不体面地死去，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知情者统统无所作为，恐怕正是这种畸形爱恨情绪的产物。当然了，赫鲁晓夫也没好到哪里去。他执政期间同样迷恋「利出一孔」，凡脱离了政府安排的「有益工作」、却仍能独立生存之人，比如经营私家养兔场者、利用自留地种菜卖菜者，都被他定性成了需要严厉打击的「社会寄生虫」。 —END—

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而不是较高。较高的收入不平等是由裙带资本主义引起的，而裙带资本主义与高度管制的市场相辅相成。 —— 马克·安德里森

转 @总干事@2¹⁰ AI 虚拟女友一个月赚4.3万美金！ 我今天看到这个帖子，直接看呆了。 ~~~~~~~~ 一个21岁的 Austin 大学生，用 AI 造了一个叫 Maya 的 OnlyFans 账号，第一个月就赚了4.3万美元。 问题是——照片里那个女孩，根本不存在。 Maya 22岁，UCF 心理学辍学生，1247个付费订阅者，单月最高一个粉丝就刷了1847美元。 她没有拍视频，没有真人打字，所有消息都是 Claude Code 写的，所有照片是 Flux 生成的，声音是 ElevenLabs 合成的。整个 Maya 只是他 MacBook 里四个 .md 文件。 以前造一个 AI 虚拟网红要花半年甚至一年半，现在只需要4个星期，下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周末。 作者详细写了 Maya 的四个文件： persona.md 写她完整的人设、背景、喜好； voice.md 锁声音风格； flux.md 固定长相和拍摄风格； brain.md 记录每个订阅者的记忆和互动历史。 Claude Code 每次回复前都会读这四个文件，从不崩人设，也从不忘记粉丝说过什么。 真的很感慨，技术栈已经简单到可怕的地步。 以前的 Aitana López 花了18个月，现在 Maya 4周就跑通了。 这已经不是科幻，而是任何一个有 laptop 的人都能复制的路径——从 OnlyFans 到 Instagram、TikTok、Twitch，随便哪个平台都能套。

追剧橘猫道长，还能同步看到鬼新娘🤣

加藤鹰直呼卧槽

爱相随

托猫头

@寒江独钓僧 有网友问：为什么很多快一百年的美国老房子，状态还能这么好？是不是一直有人定期维护？国内为什么不一样。 这个问题，其实既简单，也不简单。 美国很多独立屋，尤其是西海岸和东海岸的老房子，大多是木结构（Wood Frame）。这和北美早期木材资源丰富有关。相比欧洲大量使用砖石结构，美国更习惯用木材建房，因为成本低、施工快，而且抗震性能也不错。 很多网友会担心：木头房子不是很容易烂吗？ 其实，美国木结构房屋使用的木材，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早期老房常见的原始林木材（Old-growth lumber）。 这类木材通常来自生长缓慢的老树，年轮致密、强度高，天然树脂含量也较高，因此抗腐蚀和抗虫能力更强。很多1940年以前的老房子，用的就是这种木料。像我岳父母的房子，就是这种木材，骨架至今依然非常结实。 第二类，是现代房屋常见的人工林木材（Second-growth lumber）。 这种木材生长快，密度通常不如老木料，但现代建筑会配合防腐、防虫和防潮处理。例如靠近地基、室外平台等容易受潮的位置，往往会使用压力防腐木（Pressure-treated lumber）。再加上现代防水系统更成熟，只要维护得当，同样可以使用很久。 对于木房子来说，真正最大的敌人，其实只有三个： 第一，是水损（Water Damage）。 这几乎是木结构房屋最大的风险。只要屋顶不漏水、外墙密封良好、地下空间保持干燥，木结构本身可以保存非常久。很多百年老房最后被拆，并不是因为“木头老化”，而是长期漏水后导致局部腐烂，最终影响结构安全。 所以在美国，房屋维护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发现漏水后立刻修。 第二，是白蚁（Termites）。 在美国南部或潮湿地区，白蚁确实是严重问题。加州北部相对好一些，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通常会定期做虫害检查（Pest Inspection），尤其关注地下室、地基周围、靠近泥土和潮湿区域的木结构。 如果早期发现，往往只需要局部处理，不一定会影响整栋房屋。 第三，是火灾（Fire）。 木结构房屋最大的短板，就是可燃性。 不过现代美国住宅已经加入了大量防火设计，比如石膏板防火层、防火隔热材料，以及越来越普遍的自动喷淋系统（Fire Sprinkler System）。像加州不少新建住宅，现在已经要求安装消防喷淋系统。 其实，很多百年老房之所以还能保持良好状态，并不是因为“永远不用修”，而是因为房主会持续更换和升级各种系统。 房子的骨架可以撑上百年，但里面的“器官”是会老化的。 比如： 1）屋顶（Roof） 通常沥青瓦屋顶寿命大约20-30年，高端材料会更久。美国很多独立屋更换屋顶的费用，目前常见大约在1万到3万美元之间，具体取决于面积、材料和地区人工价格。 2）外墙和油漆（Siding & Paint） 木质外墙通常需要定期补漆、防水和修补。加州因为气候相对干燥，维护周期会长一些，但一般十多年还是会需要重新处理一次。 3）水电系统（Plumbing & Electrical） 老房子的水管、电线、配电箱，很多会随着年代升级。尤其是上世纪早期的房屋，常常需要重新布线、更换铜管或者升级电力系统，以符合现代安全标准。完整升级费用，经常是数万美元级别。 其实这些材料本身，很多并不算特别昂贵。美国房屋维护真正贵的，往往是人工成本。 所以美国不少人喜欢自己动手（DIY）。如果有一定动手能力，很多维修项目的成本，确实可以降到请工人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国内大部分住宅属于高层或多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从理论上来说，主体结构的寿命通常比木结构更长，也更加耐火。 但是，高层住宅有一个问题：它的维护并不是某一家住户可以独立完成的。 美国独立屋很多事情，屋主自己就能决定。屋顶漏了，自己修；外墙老化了，自己刷；水管坏了，也可以单独更换。 可高层住宅不同。因为很多系统属于“公共部分”，比如： * 外墙防水 * 楼顶 * 电梯 * 消防系统 * 排污管道 * 地下车库 * 公共供水系统 这些都不是一家人能够单独维修的，而是需要整栋楼、甚至整个小区共同协调。 问题就在这里。很多国内老房子，其实住户自己家里未必有太大问题。真正开始老化的，往往是公共区域。比如外墙脱落、地下管道老化、电梯故障、屋顶渗水、污水系统堵塞等等。 而公共维修最困难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协调和资金。因为只要涉及公共部分，就需要物业、业委会、邻居之间共同决定。有的人愿意出钱，有的人不愿意；有的人着急维修，有的人觉得还能再拖几年。最后常常变成：不是不能修，而是很难统一意见。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高层住宅更像是一艘“共同生活的大船”。它的寿命，不仅取决于建筑本身，更取决于后期管理、维护能力，以及整个社区长期合作的意愿。

转 @Archidux_Austriae 如果你在中世纪英格兰被视为罪犯或行为不端者，你很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姓氏[允悲]。通过查阅13和14世纪的巡回法庭及其他刑事记录，可以发现了许多被人安上不光彩姓氏的例子。在这些情况下，这些“绰号”名字是“由地方社会强加给越轨者的，作为一种惩戒手段，一种对恶人的标签化处理。这是在完全放逐之外，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例如： 坎伯兰的罗杰·劳利斯（Roger Laweles，意为“无法无天”），被指控将一名叫吉尔伯特的男子从床上拖下来殴打。 阿格尼丝·戴瑟夫（Agnes Daythef，意为“白日窃贼”），在伦敦一所教堂寻求庇护，并在那里承认偷了一件外衣和许多其他物品。她宣誓弃国，被流放至法国。 亨利·戈莱特利（Henry Golichtly，意为“鸡鸣狗盗之徒”），在考文垂镇以抢劫闻名。 沃尔特·利特尔戈德（Walter Litlegod，意为“无德小人”，反讽），在杀害一名男子后逃离了布雷特比村。 威廉·斯沃德斯利珀（William Suerdsliper，意为“持刀游荡之徒”），因持械夜游，在韦克菲尔德被下令逮捕。 诺克基娜·霍根霍尔（Nokekina Hoggenhore，“母猪娼妓”），是在一家妓院中被发现的六名妓女之一。 亨利·布伦德奇克（Henry Brendcheke，意为“泼皮惯偷”），在纽卡斯尔因盗窃被剥夺法律保护。 戈德温·哈鲁德维尔（Godwin Haluedeuel，意为“亡命贼”），逃到牛津的一所教堂，承认自己是个窃贼。 约翰·勒法特（John le Fatte，意为“胖子”），因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其财富引起了邻居们的怀疑。尽管当时并未提交任何不法证据，但六年后他因被指控偷猪而逃离了家园。 亨利·尤伊尔柴尔德（Henry Euilchild，意为“恶徒”），被宣告无罪，他曾被指控闯入一所房子并殴打阿维斯·德拉莫拉。 约翰·莫费瑟（John Maufesour，意为“作恶者”），因盗窃和谋杀被绞死，罪行包括在韦克菲尔德偷了一匹马和一蒲式耳半的燕麦。 其他名字还有：莫里斯·斯坦格瑟夫（Maurice Stangethef，意为“劫道的”）、威廉·卡特珀斯（William Cuttepurs，意为“割钱袋者”即扒手）、杰弗里·沃尔夫斯赫维德（Geoffrey Wolvesheved，意为“狼头”，指被剥夺法律保护的亡命徒）和罗伯特·布罗肯赫德克纳夫（Robert Brokenheuedknaue，意为“泼皮无赖”）。 地方社群将这类名字强加于人，一是确保此人在社群内部被识别，二是为了“贴标签与羞辱”。社群强势群体给旁人冠以这类直白难听的复合式贬称，本意就是要羞辱身边这些背离公序良俗的败类，以管束压制、羞辱惩戒个体，进而维护并巩固社群主流的道德准则。

# 欧根·冯·庞巴维克：资本、利息与时间 **罗杰·W·加里森** > 他对卡尔·马克思及其先驱所倡导的剥削论的毁灭性批判：资本家并未剥削工人，相反，资本家为工人提供了收入，让他们远早于参与生产的产品实现销售收入前就能获得报酬。 欧根·冯·庞巴维克身处恰当的时代与地点，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871年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时，正在维也纳大学求学的他年仅20岁。他在大学接受的正规教育为法学（因此并非门格尔的直系学生），但1875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他开始在国内与国外潜心研习，为在祖国奥地利讲授经济学做准备。他的同窗、日后的内兄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以1893年出版的《自然价值》闻名——也经历了从法学转向经济学的学术路径。门格尔著作对庞巴维克思想的深刻影响，加之他与维塞尔维系一生的学术情谊，让他自然成为奥地利学派理论的阐释者与拓展者。 不过，庞巴维克的学者生涯时断时续。其学术创作最集中的阶段是1881至1889年在因斯布鲁克大学任教时期。19世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鸿篇巨制《资本与利息》的前两卷。晚年的他则主要投身于奥地利财政部长的公务——这一职位他在19世纪90年代及之后断续担任，也正因这份贡献，他的肖像被印在奥地利100先令纸币上。卸任政府职务后，他于1904年重返讲台，接任退休的门格尔，与维塞尔一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同事。庞巴维克职业生涯（与生命）最后十年的学生中，包括约瑟夫·熊彼特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于1914年逝世。 1959年，《资本与利息》全书约1200页内容由汉斯·森霍尔茨与乔治·胡内克译为英文，以单卷本出版。米塞斯在评述这一新版译本时，将这部“里程碑式著作”称为“现代经济理论最杰出的贡献”。他指出，任何人若未透彻掌握本书阐述的思想，便不配自称经济学家；他甚至以其一贯的风格提出，认真履行公民职责的民众，在行使投票权前都应阅读庞巴维克的著作。 《资本与利息》第一卷《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判》（1884年）全面梳理了各类利息理论：使用论、生产力论、节欲论等诸多流派。这部早期著作最具分量的内容，是他对卡尔·马克思及其先驱所倡导的剥削论的毁灭性批判：资本家并未剥削工人，相反，资本家为工人提供了收入，让他们远早于参与生产的产品实现销售收入前就能获得报酬。十余年后，庞巴维克重新探讨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相关议题，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中明确论证，生产要素间的收入分配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有效驳斥了劳动价值论与所谓的“工资铁律”。 作为《资本与利息》第二卷的《资本实证论》（1889年），收录了他对经济耗时生产过程及相关利息支付机制最核心、最深刻的阐释。但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其“价值与价格”篇以门格尔的原理为基础，呈现了奥地利学派独树一帜的边际主义理论。书中讲述了经典案例：拓荒农夫需将几袋谷物分配于自身口粮、养鸡、养鹦鹉，以及酿造白兰地等不同用途——这一案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奥地利边际主义的核心逻辑，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边际主义衍生的二次可微总效用函数、里昂·瓦尔拉斯体系主导的一般均衡方程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卷第三版（1909—1912年）的附录于1921年以《资本与利息续篇》为名独立成第三卷。庞巴维克在书中对自身理论进行澄清、修正与拓展，并回应各类批判。这些论文不仅内容扎实，更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学术思辨与论证风格：庞巴维克以经济学家的思维推理，以法学家的逻辑辩驳，其最尖锐的批评直指与自身理论最相近的学说。例如，他断然否定古斯塔夫·卡塞尔将利率视为“等待”的供需均衡结果的理论。尽管奥地利学派以方法论研究著称，庞巴维克却秉持实用主义立场，熊彼特将其隐含的原则总结为：**少谈方法论，多用一切可用方法扎实研究**。 现代经济学普遍忽视**作为跨期中间品结构的资本**。生产需要时间，连接多期生产计划制定与消费需求满足的时间跨度，必须依靠资本来弥合。现代教科书中即便提及这一现实，也往往以“资本的棘手问题”一笔带过，刻意回避这一关键领域。而奥地利学派几乎从诞生之初，就将资本理论置于核心地位。庞巴维克直面所有理论难点，毕生致力于厘清资本与利息的关系，将价值理论拓展至跨期配置场景。 职业生涯早期，庞巴维克便聚焦当时学界热议的核心问题：**资本所有者获取利息是否具备正当性？** 在他看来，利息的正当性基于一个简单的现实：人们对**同等数量、同等质量的现在财货**的估值，高于未来财货。未来财货按折价交易，换言之，现在财货按溢价交易。利息支付正是这一跨期价值差异的直接体现，向资本家支付的这种“贴水（agio）”，让工人能比无资本参与时更早获得收入。庞巴维克的**贴水理论**及其对剥削论的反驳，足以让他在经济思想史上留名；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以此为基础突破创新，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驳斥，转化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全新解读。《资本实证论》最终构建了一般均衡宏观模型，阐释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等古典议题，解决了利率存在性与决定机制等新古典难题，实现了更深远的理论突破。 他将利息贴水理论与门格尔的边际价值理论结合，证明在市场形成的工资水平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企业家会开展生产活动，既充分吸纳劳动力，又完全消耗经济体的生存基金。依托奥地利学派最早、最核心的洞见，从整体经济视角出发，庞巴维克将生产的跨期结构与工人及其他收入获得者的跨期偏好相联结。早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相反论断并将其包装为“通论”的近半个世纪前，《资本实证论》就已证明：劳动力市场与可贷资金市场（更广义的生存基金市场）能够同时实现均衡。 由此可见，庞巴维克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且具备自觉的宏观经济学思维。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李嘉图）在现代宏观—微观分野出现前，可被视为早期宏观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一词是现代概念，保罗·萨缪尔森将经济学体系重构为宏观—微观两大分支，他指出这一区分源自拉格纳·弗里希与简·丁伯根，该术语首次见诸文献是埃里克·林达尔1939年的著作。但早在1891年《奥地利经济学家》一文中，庞巴维克就写道：**若要正确理解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整体，就必须研究微观个体**。这句平实的方法论准则，既体现了他对宏观经济的研究追求，也明确了**稳健宏观经济学必须以微观基础为核心**——这一观点在主流学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普遍接受。 为阐释资本与利息的宏观理论，庞巴维克提出了**同心圆靶心图**，用以描绘生产的时间结构：生产以原始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动）为起点，从中心向外延展耗时完成，最终产品在最外圈形成，满足消费者的最终需求。连续两页的靶心图，对比了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的差异。 这一独特图示，可视为F·A·哈耶克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提出的更简洁**手段—目的框架**的前身。哈耶克三角形沿时间轴划分为多个“生产阶段”，与靶心图沿半径划分的“成熟等级”高度对应。 尽管靶心图（与更知名的哈耶克三角形）本身是静态的，却旨在服务于**动态变化分析**：支配资源在不同圈层间配置的市场机制是什么？庞巴维克的正式分析（仅以简洁图示与算术例证构成）帮助读者“理解图景”，但对他而言，“理解图景”只是“讲述故事”的前奏——他以叙事方式对变化过程的非正式分析，突破了静态表述的局限。 在静止状态下，同心圆具有双重含义：（1）生产过程随时间从最初投入推进至最终产品；（2）各圈层面积可代表某一时点不同类型资本（在产品）的存量。 但描绘静止状态只是讨论变化的起点。庞巴维克简要提出问题：**若仅维持资本存量不变，需要采取何种措施？** 给出简要答案后，他进一步探讨更关键的问题：**若要实现资本增长，必须采取何种措施？** 这一核心问题的答案，区分了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与日后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答案涉及同心圆结构的调整。他提出多种变化形式，均指向同一逻辑：**真实储蓄以减少消费与外圈资本为代价，储蓄又支撑内圈资本的扩张**。庞巴维克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是企业家推动这种结构调整，而各圈层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变化，是企业家决策的核心依据。 无论正式与否，核心结论清晰无误：**资本结构扩张并非所有成熟等级资本的同步、等比例增长，而是资本在不同成熟等级间的重新配置**。这一由先驱提出、却被现代主流学界长期忽视的市场机制，能让经济体的跨期生产计划与消费者的跨期偏好保持一致。这一机制的重要性，正是他与约翰·贝茨·克拉克论战的核心——克拉克认为资本一旦形成，其维持是自动过程，生产与消费本质上同步发生。尽管现代读者会认定庞巴维克赢得这场论战，且哈耶克日后与弗兰克·奈特的论战同样取胜，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仍隐含采信了克拉克与奈特的观点。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很容易发现，庞巴维克距离提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仅一步之遥。这一步最终由米塞斯与哈耶克完成：核心是对比**偏好驱动**与**政策驱动**的圈层结构调整。跨期偏好转向储蓄增加，引导资本在圈层间重新配置，推动资本积累与可持续增长；而政策驱动的信贷条件变化（即通过增发货币放贷压低利率），会导致资本在圈层间错配，引发不可持续的增长与经济危机。 庞巴维克未能沿这一方向推进理论，原因很简单：他始终不愿涉足货币理论。他对这一领域的态度，在写给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的信件中展露无遗——维克塞尔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偏离的思想，日后成为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重要组成。1907年庞巴维克写道：“我本人从未以学者身份深入思考或研究货币问题，因此在这一领域缺乏把握。”1912年他又补充：“你知道，我对极难的货币理论并无真正的研究底气。”同样在1912年，提及米塞斯首次阐述奥地利经济周期理论的《货币与信用理论》时，庞巴维克向维克塞尔说道： 有一位维也纳青年学者米塞斯博士出版了一本货币理论著作。米塞斯是我与维塞尔教授的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为他的所有观点负责。我刚开始读这本书，还不熟悉其内容。 1913年，即他逝世前一年，他再次表示：“我尚未将货币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因此对其涉及的难题不便妄下判断。” 熊彼特列举了庞巴维克未纳入研究框架的五大领域，其一便是货币：庞巴维克认可货币数量论“不可动摇的核心真理”，却接受货币仅为“面纱”的观点。其二被排除的领域——如今看来与货币理论紧密相关——是经济周期理论：庞巴维克认为经济危机并非“内生、统一的经济现象”，而是本质上由偶然扰动引发的外部冲击后果。另外三个被排除的领域是人口、国际贸易，以及应用价格与分配理论。 我们完全可以原谅这些未竟的研究。当一位思想深邃的学者实现重大理论突破时，我们无权苛求他走得更远。我们更应看到，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后续发展，让庞巴维克的理论贡献愈发彰显其价值。 庞巴维克经济学的早期与现代文献中，曾指出诸多所谓的理论缺陷。不少批判来自奥地利学派内部：认为其理论**主观主义不足**；利息贴水理论过度依赖心理因素；生产时间的核算采用**回溯视角**而非前瞻视角。学派外部的批判，则大多源于过度关注其算术例证，或将其理论强行套入新古典形式化框架的尝试：认为利率与生产迂回程度的关系并不如他所言具有普适性；经济体的跨期资本结构无法简化为单一数值；平均生产周期对利率的定义性依赖，使其理论有效性大打折扣。幸运的是，这些与其他各类批判，均未动摇庞巴维克核心思想的根基，也无损其对奥地利学派理论未来发展的重要价值。 即便如熊彼特这般造诣深厚的经济学家，也曾将利息视为非均衡现象，甚至设想长期均衡中市场力量会将利率压至零；凯恩斯认为利息是纯粹的货币现象；弗兰克·奈特追随克拉克，构建“资本神话”，主张生产与消费同步、生产周期无关紧要、利率完全由技术因素决定。20世纪资本与利息理论的种种曲折反复，更让欧根·冯·庞巴维克的持久智慧显得弥足珍贵。 --- ### 拓展阅读 1. Bohm-Bawerk, Eugen von. 1962. *Shorter Classics of Eugen von Bohm-Bawerk*.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2. —. 1959. *Capital and Interest* (3 vols. in one). George D. Huneke and Hans F. Sennholz, trans.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3. —. \[1898\] 1949.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Alice McDonald, trans. London: T. Fisher Unwin. 4. —. 1895. "The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and Its Crit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 (January): 113-31. 5. Garrison, Roger W. 1990. "Austrian Capital Theory: The Early Controversie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supplement to Vol. 22. Pp. 133-54. Published in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Bruce J. Caldwell, e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6. Hennings, Klaus H. 1997. *The Austrian Theory of Value and Capital: Studies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Eugen von Bohm-Bawerk*.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7. —. 1987. "Bohm-Bawerk, Eugen von."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2.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Newman, eds. London: Macmillan. Pp. 254-59. 8. Kirzner, Israel. 1996. *Essays on Capital and Interest: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9. Kuenne, Robert E. 1971. *Eugen von Bohm-Bawerk*. Vol. 2. Columbia Essays on Great Economis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0. Mises, Ludwig von. 1959. "Capital and Interest: Eugen von Bohm-Bawerk and the Discriminating Reader." *The Freeman* 9, no. 8 (August): 52-54. 11. Schumpeter, Joseph A.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 1951. *Ten Great Econom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为什么小可爱们会被境外势力牵着走 > 如果老板靠剥削员工可以发财，有法律禁止你当老板么？你自己创建个公司你也去剥削员工不好么？ 前几天，我不是去林贾尼爬山去了么，自虐新旅程-林贾尼之旅。那么三天爬山，精疲力竭，摔得浑身带伤，然后第四天跳岛浮潜活动，我就没下水，选择在沙滩上休息，那天发了个朋友圈，秀了几张沙滩海水美景，然后写了一段岁月静好的文字，说自己爬山精疲力尽了，就不潜水了，沙滩躺平看看帅哥美女就很好。然后王叔就给我回了一句。（就是一起去南极的那个王叔 关于南极旅游 - 王叔特别篇），他说，躺平代表的是境外势力。额，当然，王叔这是和我开玩笑。不过躺平这件事，倒是很值得说道说道。 还记得去年还有一件境外势力的事情，就是 996icu 那个项目，也被定性为境外势力的阴谋，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官方新闻。 那我想说什么来着，我想起来很早以前写过几篇关于996的历史逻辑的文章，我都没敢发表观点，只是说说真实的职场博弈逻辑，就被各种小可爱们骂，说我屁股歪了，说我替万恶的资本家说话了。到底谁屁股歪了，谁被境外势力带跑了。 我很多文章提到年轻人需要如何提升自己的时候，如何拥抱市场竞争而不是总想着上岸躺平。总有小可爱跟我讲道理，说时代不同了，不要倚老卖老，不要劝人做牛马，总而言之躺平有理，努力有罪。 所以我经常说，我才是正能量博主有没有。 小可爱们经常被回旋镖击中，不是一次两次，但总没记性，其实基本逻辑我旧文写过，真的，这种新闻出来，从我旧文里都能找到答案。讲立场有错么？ 不好意思那篇文章是付费的，但基本逻辑都在里面，为什么开付费，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自保啊，没办法，一定会有小可爱们去投诉，去举报，而且是有关部门审核里面也有很多小可爱是被境外势力带跑的，我觉得这个也要彻查啊，要不为什么我如此正能量的博主经常会被删文，那些境外势力的代言们却经常会十万加。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关键不是境外势力这四个字，而是背后的价值导向。你不能一边喊厉害了我的国，一边却对真正建设国家的人冷嘲热讽，甚至各种批判。如果今天有个境外势力说，中国旅游很香很实惠，大家都来中国旅游吧，你会去反对和批判这个境外势力么。 价值导向需要有底层逻辑做支持，而这个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前面付费文章里，我这里讲一句关键就行了，你只要把剥削换成博弈，把运气换成概率，你的认知能力就提升了一大截。 这就可以解释一切。 如果你认为万恶的资本家是剥削人民的，你把那些资本家吊路灯，挨个没收资产，收归国有，人民当家做主，这不就是幸福人生了么？ 不只是中国试过了，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试过了，我告诉你们结论，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尝试后变成富裕发达的国家，而且全都是恰恰相反。 我说过我们这代人确实有时代红利，什么时代红利，终于大学不包分配了，终于可以自谋职业了，终于拥抱市场经济了，终于尊重个体发展了。很多人羡慕古早时期的国家包分配，羡慕那时候的稳定生活。我是那个时代走出来的，稳定的穷，稳定的扣扣索索，稳定的低天花板。是市场经济解锁了这个国家的发展，释放了这个国家的活力。 如果老板靠剥削员工可以发财，有法律禁止你当老板么？你自己创建个公司你也去剥削员工不好么？ 如果你从剥削论，阶级论去看，你就会觉得，996icu把资本家挨个点名去挂路灯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面对剥削自己躺平就是最好的应对手段。然后你就自然认为那些境外势力都是为了你好，为了让你更幸福。 但是如果你能从博弈去理解，就是另外一个结论。博弈是什么，你和资方是平等的，但你需要有自己的筹码，这个筹码可能是能力，也可能是资源，也可能是其他你特有的价值。然后，你面对的不是一个老板，你是有选择的，你不需要把自己束缚在一家公司，一个领导下面；甚至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做老板，雇佣其他人给你做事情。但你需要知道如何获得筹码，如何获得博弈优势，而不是躺平摆烂，或者只是喊激进口号。 那么问题来了，剥削和阶级矛盾，又是那个境外势力灌输的呢？

### 统计里的乐趣：关于听歌这件事 朋友坐我的车时吐槽车里存的都是上古老登才听的歌。近年也确实感觉听老歌的频率越来越高而对那些打榜新歌越来越没有兴趣。我最初的解释是认为现在的新歌太差，无论是技术还是歌词还是唱法都有严重的塑料感，缺乏诚意和才气。 但后来与几个朋友闲聊发现，与我年龄相仿的几位也有跟我类似的趋势：越来越爱听老哥，对新歌越来越无感。于是决定研究一下看看，这是少数人的特例还是一个人类普遍现象。以下是一些公开的数据，它们在学术意义上可能并不严谨，但不同机构的统计结果多少还是有一些相似性，这让我车里那些老登歌曲稍微少了一些尴尬。 1. 《纽约时报》对 Spotify 数据的分析显示，用户播放次数最多的歌曲往往来自青少年时期听到的歌，尤其是13-16 岁之间。 类似地，调查机构YouGov的调查数据显示，人们对青少年时期听的歌有强烈的偏爱，这种现象在各个年龄段均普遍存在，换言之，每一代人都认为“（他们心中的）老歌好听”。 2. 欧洲知名的流媒体服务平台Deezer也有一项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听众主动探索新歌听这种行为特征的高峰期在24岁，受访者表示，在此期间，他们对音乐的态度是开放性得分，听歌很多样化，来者不拒。然而，过了这个年龄之后，人们跟上音乐潮流的能力通常会下降，受访者表示，30岁出头时，他们的音乐发现量显著降低。Deezer的研究指出，31岁是音乐品味开始固化的年龄。 3. 类似的发现在多项分析中得到验证，其中包括一项基于2014年Spotify用户数据的研究。这项研究利用Spotify的内部数据集，分析人们随着年龄增长，其听音乐的品味如何开始偏离潮流。这项分析把像Dua Lipa这样的当红流行歌手得分定义为1（最当红），而像齐柏林飞艇这样的老登艺术家则排名在200名开外，以此类推。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如下图所示，圆圈外缘的蓝色数字表示听众的年龄，红色自内向外表示偏好歌曲距离现在当红歌曲的时间距离。螺旋线轨迹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听歌的偏好正螺旋式地远离时下流行，登味渐浓。 这项研究还发现，33岁是人听音乐口味的固化点，在这个年龄段，艺术品味开始固化，与当代作品的距离越来越远。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与子女已因为上学工作等原因分居的空巢老人相比，子女在身边的父母，其偏离主流音乐的速度更快——Deezer把这种现象称为对个人文化影响力征收的一种“父母税”。 4. 听歌口味的固化不仅体现在流行度上，也体现在多样性上。从30岁开始，我们听的老歌音乐越来越多，在流媒体播放过程中接触的艺术家却越来越少，听来听去还是那些人。 5. 听者个人的文化背景对于音乐发现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项针对青少年至中 年人群音乐态度和偏好的大型横断面研究发现，我们与音乐的关系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显著变化。该研究调查了超过25万名受访者，发现： 1） 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对音乐的重视程度会下降，尽管成年人仍然认为音乐很重要。 2）年轻人听音乐的时间明显比中年人多。 3）年轻人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和环境中听音乐，而成年人则主要在私人场合听.(这个发现或许也能解释为啥音质玄学爱好者以老登为主) 探索新歌意愿的下降并非源于流媒体时代的选择性几乎无限。这项横断面研究还发现，音乐偏好与心理社会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在这项调查中，研究人员考察了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音乐偏好在五个维度上均会发生变化变化：音强、时代性、朴实性、编曲精致度和柔和度。他们收集的数据表明，我们与音乐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具有普遍性，音乐偏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这是自然现象。 所以，如果各位中登老登们的车里也堆满了老歌，请不必惊慌或尴尬，那只是说明你是个很正常的登——即使文件夹里都是上世纪的重金属、速度金属，那咆哮也是年轻时的温柔馈赠，你或许只能与自己和解。

下半年我也要开始领了😇

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了第6102号行政令。为了防止黄金囤积、增加货币供应，美国政府强制要求所有公民将私人持有的金币、金条和黄金证书按固定价格交售给政府，违者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