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bot 什么是伥鬼

癌股调整的时间比我想象的短呢，原本以为6月会成为继3月以来的第二个亏损月份，今天一个爆拉已经转盈利了，这个势头看起来还不大像即将见顶。 我小范围公开业绩的癌股账户从平平无奇，半年左右年化收益率已经上双了。

米塞斯：如果在撒哈拉沙漠实行计划经济，连沙子都会紧缺。 想要政府把一切都管起来的人，只配困在1980年代之前的社会主义中。 View quoted note →

国产手机的路径，如果权力部门一开始就对山寨机严格监管，制定高准入门槛，就不会有然后了。 View quoted note →

@傅蔚冈 #城际大巴在珠三角# 如果高铁的方便足以淘汰大巴，大巴应该在所有高铁覆盖区域都全面衰退，而不只是在珠三角之外。需求异质性在长三角并不比在珠三角少，跨城通勤量也不见得更小。差别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 广东的特殊之处在于，过去几年它走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大量关停或外迁传统客运站。这个动作表面上看是在“压缩公路客运”，而客观效果却恰恰相反，它把大巴从“客运站垄断+场站费占票价三五成+固定班次审批”的旧体制里解放出来。被关掉的是“站”,不是“车”。车换了一种组织方式，去了商圈直达、服务区上下客、互联网定制班线，反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灵活性。 其他地区的客运站没有被关停，大多数仍然作为“重点交通枢纽”被维持下来。这就意味着大巴依然被绑在客运站体制内，场站费降不下来，班次也没法灵活调整，价格优势和门到门优势都无从释放。大巴在这些地区的衰退，严格说来不是被高铁打败的，而是被它自己所在的体制锁死。 这给“珠三角神奇”加了一个注脚：它的特殊性不在于地理、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一个看似偶然的政策路径，监管让位让得比别的地方更彻底一些。这条路径并不是不可复制的，只是需要决策者的主动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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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元的大巴与2166亿的城际：珠三角的另一种出行答案

“出行的政策逻辑”系列之一

@Archidux_Austriae Magna Carta 《大宪章》 在布汶大战中惨败给法国的英国国王约翰，面对的是空荡荡的国库和众叛亲离的局面。当他与腓力二世达成五年停战协议，回到首都伦敦后，获悉盾牌金在多处地区无法收取。暴怒的约翰立即召见纳税人代表，严责后者立刻完税，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后果。贵族们意识到国王冥顽不灵，永远不懂得吸取教训，学会如何谨慎自制地运用权力。如果想要自保，就必须对约翰动手。 1215年冬末主显节（Epiphany）期间（1月6日），国王接见了贵族党领袖。被称为《无名自由宪章》（Unknown Charterof Liberty）的文件首次面世，递交约翰。这份简短的文件被认为是《大宪章》的雏形，请愿内容包括盾牌金、海外军事义务、司法行政及遗产税的上限。为了避免对手立刻开战，约输对《无名自由宪章》支吾以对，极力拖延时间。3月初，约翰举起了代表十字军的十字架，暗示他将起航出征圣地。这显然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在那个时代里，参加十字军的人都将得到教廷为期三年的保护。但贵族们也不是傻子，多次毫无结果的会谈后，他们指责国王缺少弹性和诚意，随即集结备战。 战争于5月3日开始，贵族们于当日宣布终止效忠。5月12日，约翰命令各郡郡长没收叛乱者的土地和动产。两天后，他下令将对手的土地转封其支持者。这些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除了坚定反对者的信念外毫无意义。5月16日，伦敦开城纳叛。叛军控制市政府后，以自己人取代了原有的市长。局势的发展迫使约翰调整战略。由于痛风而健康欠佳的国王打算暂时向叛党屈服，待恢复后，由教宗出面解除其承诺，而后集结军队一举扫平这帮不听话的家伙。5月27日，他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出面安排停战。两天后，他遗使罗马，向教宗英诺森三世说明自已的意图，谋求得到后者的支持。 此后的十几天里，信使在贵族与国王之间疲于奔命。代表双方进行谈判的是王党的威廉·马歇尔和贵族方面的温彻斯特伯爵赛尔·德·昆西。贵族的和解条件窜升至63条，呈现在最终提交的《大宪章》草案中。6月15日，约翰在他的行辕拉尼米德——一处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大草地，同意了所有条款，仅就其中的文字及排列进行修改。6月19日会议上，双方通过了修订稿。之后，约输指令抄写员在四天内复制了几十份缮本，封印后由特别信使送往全国各地，《大宪章》就此问世。 但是，和平只是约翰的权宜之计，他随时准备在恢复元气后食言。国王在7月再次向教宗英诺森三世求援，声称《大宪章》损害了作为约翰的领主——教宗的权利。根据和平协议，男爵们应在8月15日前交出伦敦，但他们怀疑约翰的诚意而拒绝这样做。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和平协议。与此同时，教宗的指示也到达英国，在一封日期为8月24日的信件中，英诺森三世宣称这份宪章是"不仅耻辱和贬低，而且非法和不公正"，因为约翰王是"被迫接受的"，因此这份宪章是"无效，永远没有效力"；在绝罚的威胁下，国王不得遵守宪章，贵族也不得试图强制执行它。教宗的特使在 9 月初将叛乱男爵逐出教门，并暂停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务。 随后，一场货真价实的内战——“第一次男爵战争”隆重登场，叛乱贵族们认为与约翰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于是转向法国国王腓力二世之子，未来的路易八世寻求帮助，并为他承诺英格兰王位。 战争很快陷入长期化，双方死伤惨重。约翰王没有来得及见证战争的结果，在1216年10月18 日病逝，留下了九岁的亨利三世作为他的继承人。 《大宪章》并非历史上的诸多鼓吹者们所声称的独一无二；在其同时期，欧洲其他地方的其他法律文件也提出过类似的权利声明和对君主权力的限制性法律。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将宪章解读为一份独特的普适性法律权利宪章的说法，是一个在数百年后才被创造出来的神话。但《大宪章》仍然是一份强大且在英美国家和法制史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文件，也是英国未成文宪法的组成部分。

窜稀那么厉害呢

有鞭没鞭能一样吗💩

在一个狭窄的市场中，当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波动时，试图预测下一次大的波动是什么――上涨还是下跌，是毫无意义的。应该做的是观察市场，通过看盘面来确定价格的极限，并下定决心，在价格突破任何一个方向的极限之前，都不会参与其中。投机者必须关注的是如何从市场中赚钱，而不是坚持认为行情必须与他意见一致。永远不要与它争论，也不要向它询问理由或解释。股票市场的事后分析不会带来红利。 ―― 利弗莫尔《豪赌小子》

转 Anthropic 最重要的贡献，可能不是做出了 Claude Fable 5，而是证明了这种级别的模型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而且周期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长。 一旦路径被验证，OpenAI 会跟，Google 会跟，国产厂商大概率也会跟。Fable 5 关门当然能延缓扩散，但关不住方向。 技术革命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很多时候最难的不是复制，而是证明它能做到。一旦有人证明了，剩下的往往只是时间问题。 ~~~~~~~~~~~~~~ 创新最重要的就是方向 探明方向是最大的成本 只要方向明确了，后面就简单多了

阿诺德·施瓦辛格：“你知道为什么大多数有才华的人最终还是碌碌无为吗？他们开启了虚假的谦虚模式。他们说：‘我是创作者，我只是做自己的工作。让世界自己来发现我吧’。 这是胡说八道。你可以是个天才，创造出最好的产品，或者写出杰作。但如果别人不知道这些，你就一无所有。彻底的零。你的才华只会随着你一起消逝。 学会推销，学会自我推广。向他人传达你的价值并说服他们——这不是什么肮脏的行当。这是最高等的艺术，没有它，你什么都不是。 人们对你能力的了解越多，你离巅峰就越近。别再躲在阴影里了。走出去，学会向全世界宣告你的存在。你的成功只取决于这一点。”

转 如果你总是以均值回归的思想看市场，那么你会得到一个很糟糕的风险回报比，因为你在主观拉低自己的赔率。下跌的空间最多100%，归零。但上行是理论上无上限的。领头羊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做强势，只做弱势，其实是在和大趋势作对，是螳臂当车。 中期不过是短期趋势的浮盈滚仓，长期不过是中期趋势的浮盈滚仓。长期短期还是中期，都是人的视角，不是市场机制的视角。去人性是去任性，去掉自以为是，接受客观事实。

误读格雷厄姆原教旨(只会)捡烟蒂的夹头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自由现金流。

@爱可可-爱生活 【AI没能干掉程序员，是因为“三明治”的两头太硬】 很多人看AI写了80%的代码，就觉得程序员要失业了。这其实是个巨大的幻觉。 写代码（Execute）从来都不是软件开发的瓶颈。软件工程是一个“决定（Decide）- 执行（Execute）- 交付（Deliver）”的三明治结构。AI捏扁了中间的执行层，但两头的盖子它根本掀不动。 一头是“决定”：搞清楚用户到底要什么、梳理混乱的业务逻辑、做架构权衡。这需要极强的现实洞察和沟通，不是靠Prompt塞几个Token就能解决的。另一头是“交付”：测试、验证、安全和背锅（合规与责任归属）。AI供应商永远不会为Bug承担法律责任，只要责任制还在，人类就必须在终点签字画押。 所以，低门槛的“氛围代码（Vibe Coding）”只能用来写玩具，真正能跑通商业的依然是严谨的“代理工程（Agentic Engineering）”。AI没有消灭岗位，它只是把程序员变成了开重型吊车的“起重机操作员”。技术门槛在降低，但对系统级理解和责任担当的门槛，反而被无限拉高了。 normaltech.ai/p/why-ai-hasnt-replaced-software-engineers

@齐都督 > 考德威尔的死亡，像20世纪意识形态史上的一个残酷注脚：当知识分子把暴力乌托邦浪漫化时，革命机器不会因为他是信徒，就放过他。 他见过波尔布特，然后死了 1978年12月22日，金边。 一名47岁的苏格兰学者刚刚结束与波尔布特的单独会面。根据同行者后来的回忆，他当时情绪高昂，对这次会见十分满意，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 几个小时后，他被发现死在自己的房间里。 这个人叫马尔科姆·考德威尔（Malcolm Caldwell）。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左翼知识界，他或许是最著名、也最坚定的红色高棉支持者之一。 考德威尔1931年出生于苏格兰斯特灵，毕业于诺丁汉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服完兵役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任教，并逐渐成长为英国左翼知识界的重要人物。 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他还是一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20世纪60至70年代，他担任英国核裁军运动主席，长期批评美国外交政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及西方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他还是《当代亚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的创办编辑之一。 在那个时代，越南、中国、老挝和柬埔寨等社会主义国家被许多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视为另一种社会实验的希望，而考德威尔正是其中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 1975年4月，红色高棉攻占金边，波尔布特建立“民主柬埔寨”。随后几年，大量关于处决、饥荒、强制劳动和人口死亡的消息不断传出。然而，考德威尔始终认为这些报道存在夸张甚至虚构成分。 他相信许多信息来自冷战时期的政治宣传，并在公开文章和演讲中多次为红色高棉辩护。随着越来越多证据浮现，大部分西方观察家开始对波尔布特政权持批判态度，但考德威尔依然坚定地站在其一边。 1978年12月，他终于获得了亲眼观察这个国家的机会。 当时的民主柬埔寨几乎与外界隔绝，自1975年以来，很少有西方记者或学者被允许进入境内。考德威尔与美国记者伊丽莎白·贝克尔（Elizabeth Becker）和理查德·达德曼（Richard Dudman）组成访问团，成为少数获准进入柬埔寨的外国人。 然而，这次访问从头到尾都受到严密控制。 贝克尔后来回忆说：“我们像待在一个泡泡里旅行，没有人被允许自由与我们交谈。”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和安排。 12月22日，访问迎来了高潮。 考德威尔获得了与波尔布特单独会面的机会。对于一个长期公开支持红色高棉的人而言，这几乎相当于一次朝圣。 关于两人的具体谈话内容，至今没有完整记录留下。根据后来能够找到的证词，在场翻译认为双方交流愉快，并没有发生明显争执。 会面结束后，考德威尔返回住处。贝克尔回忆，他当时表现得十分兴奋，甚至有些欣喜若狂，似乎认为自己亲眼见证了理想中的革命实践。 但当天夜里，一切突然结束了。 晚上11点左右，贝克尔被枪声惊醒。她打开房门时，看见一名全副武装的柬埔寨男子，对方举枪指向她。她立刻退回房间，随后又听到连续的枪声和奔跑声。 大约一个小时后，有人敲开房门，告诉她一个消息： “考德威尔死了。” 当众人进入现场时，发现考德威尔胸部中弹，已经身亡。房间内还有另一具柬埔寨男子的尸体。调查人员认为，那很可能就是此前出现在走廊里的持枪者。 直到今天，关于谁杀死了考德威尔，仍然没有明确答案。 红色高棉官方调查称，一名警卫因为私人情感问题精神失常，在开枪杀人后自杀。但这一解释从未得到广泛接受。 英国情报部门后来认为，波尔布特本人可能下达了命令。一些红色高棉内部人士、考德威尔家属以及部分研究者也持类似看法。 与此同时，还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红色高棉内部派系斗争的一部分。另一种理论则认为，袭击者可能来自越南方面，目的在于制造政治冲击并暴露红色高棉政权的安全漏洞。 各种说法彼此冲突，至今没有决定性的证据能够结束争论。 然而，仅仅三天后，历史本身给出了更大的答案。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军队越过边境，全面入侵民主柬埔寨。短短数周后，红色高棉政权迅速瓦解。 随着越军进入金边，大量档案、监狱记录和万人坑被发现。世界开始逐渐了解这个政权真实的一面：系统性的处决、饥荒、强制劳动和大规模人口死亡。 后来学界普遍认为，红色高棉统治期间造成约150万至200万人死亡。 而考德威尔，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事实被揭开。 他的故事之所以令人难忘，并不仅仅因为那场至今未破的谋杀案。 更因为其中蕴含着一种近乎悲剧性的历史讽刺。 考德威尔不是红色高棉的敌人。恰恰相反，他是它在西方世界最忠诚、最热情、最坚定的辩护者之一。 他毕生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并相信革命能够创造一个更公平的世界。 然而，最终夺走他生命的，却极有可能正是那个他曾经相信、赞美并努力向世界解释的革命政权。 考德威尔的死亡，像20世纪意识形态史上的一个残酷注脚： 当知识分子把暴力乌托邦浪漫化时，革命机器不会因为他是信徒，就放过他。

@齐都督 从广州到西伯利亚：鲍罗廷、斯特朗与李敦白的命运 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 1923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奉命来到中国，出任孙中山和国民政府政治顾问。在广州时期，鲍罗廷深度参与了国民党的改组，推动建立更具组织性的政党结构，参与黄埔军校建设，并协助构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政治框架。 从某种意义上说，1920年代中国革命的重要政治工程背后，都能看到鲍罗廷的身影。 当时与他搭档的军事总顾问，是化名“加伦将军”的布柳赫尔。后来，布柳赫尔成为苏联首批元帅之一。两人一文一武，代表着当时苏联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武汉国民政府随后也开始与共产党决裂，鲍罗廷迅速失势，并被国民政府通缉。 在离开中国前夕，他仍然与中国革命最后的激进力量保持联系，布柳赫尔也参与了南昌起义前的重要军事筹划工作。随后，两人离开中国返回苏联。 对于鲍罗廷而言，中国革命失败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外交挫折。在莫斯科看来，中国政策遭遇重大失败，而鲍罗廷正是这一政策的重要执行者。他虽然没有立即遭到清洗，却再也没有回到权力中心。 此后二十年间，鲍罗廷主要从事新闻宣传和国际传播工作，参与创办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逐渐从革命家变成宣传工作者。 而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安娜·路易丝·斯特朗。 斯特朗1885年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1905年毕业于欧柏林学院，190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她原本是一位美国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却在十月革命之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1921年，她前往莫斯科，此后几十年间，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苏联和中国革命的报道之中。 斯特朗一生六次访问中国。1925年，她报道省港大罢工；1927年，她深入湖南农村采访，后来写成《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抗日战争期间，她前往武汉、重庆以及八路军根据地采访；1946年，她到达延安，会见毛泽东。 在她的访谈中，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后来出版的《中国的黎明》《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人征服中国》等著作，在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她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并称“三S”，被许多人视为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国际传播者之一。 1948年，中国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当时莫斯科内部出现了一场争论。一些苏联理论家怀疑中国共产党胜利后会不会像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一样，走出一条独立于莫斯科的道路。 对此，斯特朗与鲍罗廷都持乐观态度。他们与这些怀疑者展开激烈辩论。斯特朗曾反问：“他们正在打胜仗，不是吗？这难道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吗？” 更敏感的是，她还公开表示：在苏联与南斯拉夫发生争论时，她站在苏联一边；但如果未来必须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答案可能不同。 这句话最终传到了斯大林耳中。 后果十分严重。 1949年2月，斯特朗在莫斯科被逮捕。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将她定性为“美国间谍”。与此同时，与她关系密切的鲍罗廷也遭到牵连。同年，鲍罗廷被捕，随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动营。曾经在广州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人物，最终沦为劳改营里的囚徒。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风暴并没有止步于苏联，它甚至影响到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 当时在中国革命阵营内部，还有一位著名的美国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他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二战期间来到中国，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长期从事翻译、宣传和国际联络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 1949年，斯大林通过苏联渠道向中共发出警告，称李敦白是美国间谍。在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下，这一判断受到高度重视。最终，李敦白被逮捕，并被单独关押长达六年。 多年以后，李敦白本人回忆，自己第一次入狱，并非源于中国方面掌握的证据，而是来自斯大林体系的怀疑。 于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出现了。 在莫斯科，斯特朗被捕。 在西伯利亚，鲍罗廷被送进劳改营。 在北京，李敦白被投入监狱。 三个人来自不同国家。一个是苏联派往中国革命的政治总顾问，一个是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一个是参加中国革命的美国共产党人。 他们的人生经历彼此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真诚支持共产主义事业的人。 然而最终，将他们送入监狱的，并不是他们长期批判的资本主义世界，而是冷战初期共产主义阵营内部最深刻的猜疑与恐惧。 1951年5月，鲍罗廷病死于劳改营，终年67岁。 1955年，苏联宣布斯特朗案属于冤案。1956年，鲍罗廷获得平反并恢复名誉。1955年后，李敦白也获释。 1958年，72岁的斯特朗第六次来到中国，并最终定居北京，担任《中国通讯》主编。 1970年3月29日，斯特朗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按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而鲍罗廷，则永远留在了西伯利亚的冻土之中。 这位曾经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人物，没有死于北伐，没有死于国民党的追捕，也没有死于外国敌人之手。 最终吞噬他的，是他曾经服务了一生的那个体制。

@齐都督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是20世纪中美关系史上极为特殊的人物。 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公民，也是极少数完整经历了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国人之一。 在长达34年的中国生活中，他两次入狱，累计被关押约16年，但直到晚年依然认为自己参与中国革命的选择并没有错。 1921年，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个犹太家庭。大学时期主修哲学，并逐渐接触左翼思想。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反殖民运动的扩张，让许多西方青年开始寻找资本主义之外的道路，李敦白也成为其中之一。 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读书期间，他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开始关注中国革命。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曾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读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些文字让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美国宣传中的形象，而是一场真正试图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李敦白应征入伍，被派往斯坦福大学的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此时他并不知道，这门语言将决定自己未来的人生轨迹。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敦白随美军来到中国昆明，负责处理美军与中国民间事务。在这里，一位书店老板将他的英文姓氏Rittenberg翻译成“李敦白”，这个中文名字此后伴随了他一生。 退伍之后，李敦白本可以返回美国。但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前夜，他却决定留下来。 通过地下党关系，他先后结识宋庆龄、廖梦醒等人，并进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负责监督国际救济物资发放情况。在这一时期，他开始频繁接触共产党控制区。 1946年春，他前往湖北宣化店中原解放区工作，并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在一次军事调处会议期间，美方将领私下向李敦白透露，美国判断国民党将在中原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并认为共产党部队将被消灭。李敦白随后将这一消息转告了当地中共领导人李先念。多年以后，无论是李先念本人还是一些国民党将领，都认为这条情报对中原突围产生过重要影响。 1946年秋天，经过辗转周折，李敦白终于抵达延安。 到达延安当天，他就见到了毛泽东。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描述的毛泽东并不是神秘的革命领袖，而是一个喜欢聊天、好奇心极强的人。此后几年，他长期担任新华社英语专家和翻译，为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和文件润色英文稿件，也因此得以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共核心人物。 不久后，在李先念和王震等人的介绍下，他的党籍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少数拥有外国国籍的中共党员。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很快从革命参与者变成了政治运动的受害者。 1949年，在斯大林主导的所谓“美国特务案”背景下，李敦白被指控为美国间谍。根据后来公开的资料，当时斯大林怀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与美国存在联系，并要求中共采取行动。李敦白因此被秘密逮捕。 他被关押六年多，其中有很长时间被单独囚禁。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自己曾精神濒临崩溃，却始终不知道应该“交代”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间谍。 斯大林去世后，案件被重新审查，1955年李敦白获得释放。 重获自由后，他重新工作，并与中央广播事业局同事王玉琳结婚。两人后来共同生活超过半个世纪，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陪伴者。 然而历史并没有放过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敦白成为最积极支持造反运动的外国人之一。他相信这场运动是在纠正官僚主义，公开发表文章支持文化大革命。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受邀在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合影，毛泽东在李敦白的那本红宝书上签名。 1967年，他成为由外国专家组成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头目，参与中央广播事业局夺权行动，一度成为全国知名的外国造反派代表。4月10日，他作为外国人代表在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他还批斗了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些其他外国人，包括马海德。 但仅仅一年之后，政治风向再次变化。 1968年，他被认定卷入王力、关锋、戚本禹集团案件，再次遭到逮捕，并被关进秦城监狱。第二次监禁持续近十年。 许多同时被捕的外国人陆续获释，而他因为政治定性问题长期未能出狱。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他才重新获得自由。 两次监禁加起来，李敦白人生中有16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1978年至1980年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 1979年初，邓小平成功访美。1979年李敦白回美国探亲，并曾为《纽约时报》撰文讲述自己的第一印象，当年《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他引人入胜的故事。 1980年1月21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有些问题，比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后报纸上不允许讨论——此即有名的“姓社姓资不争论”方针。已回到新华社工作的李敦白看完这个文件，对妻子王玉琳说，看来我们该走了。 不到两个月后，李敦白携家人彻底地离开中国。此时的他已经59岁。 李敦白回美国定居前，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战友王震告别。王震嘱托他，以前你经常给我们介绍美国的医生、教师、新闻记者，现在不需要介绍这些人了，你回去后介绍些财团人士给我们。 李敦白答道，我从小干革命参加美共，最反对财团人士，也不认识他们。王震说，我们都要重新学习嘛，你看我一直是当官的，现在也要重新学习。 回美国后，最初寄居在姐姐家，靠妻子织毛衣、教中文和中国烹调勉强维持生活。后来和妻子王玉琳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州福克斯岛，他们有三女一子。 1981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王牌主持人、时政记者迈克·华莱士来华采访。华莱士听说过李敦白的经历，请他做访华报道的顾问，题目叫《今日中国，致富光荣》。 重新回到美国后，他几乎一无所有。但很快，他在中国三十多年的经历开始展现价值。 迈克·华莱士利用在美国的政商圈影响力，为返美后白手起家的李敦白提供了不少新的机会，李敦白一家终于度过了返美初期的艰难岁月。一面在太平洋路德大学做中国研究，一面经营自己的中国事务咨询公司Rittenberg & Associates。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大量美国企业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李敦白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中国问题顾问之一。 从媒体机构到跨国企业，从投资基金到科技公司，许多人都希望听听这位深度参与中国革命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英特尔、微软等企业都曾是他的客户。 李敦白表示自己总能接触到中国的商界和政界领袖，他说，“在中国我们几乎可以见到任何需要见的人，因为他们都很好奇，都想见我。” 2012年，李敦白的故事被制作成纪录片《The Revolutionary》。影片最后暗示，主人公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了。这让李敦白不满意，九十高龄仍赶去现场，向观众解释。 他说：我能参加中国革命，非常自豪，丝毫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又说，人是会犯错误的，除非你什么事都不干，这跟动机无关。 2019年8月24日，李敦白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世，享年98岁。 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李敦白或许是最接近中国革命核心、也最深刻体验过其光明与阴影的一位美国人。

凉就凉呗，没啥可惜的

没有当过一天公仆你也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