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库充盈」未必是好事
文：言九林
> 政治权力不受民意有效制约，再充盈的国库，也大概率只会被皇权用于追求奢糜无度、实践雄才大略。而皇权实践雄才大略，需要以大量底层民众为燃料。
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饿殍遍野。
隋文帝杨坚派人深入民间调查，获知百姓只能以刮喉咙难下咽的“豆屑杂糠”果腹后，痛哭流涕，当着文武群臣的面“深自咎责”，且公开宣布不再吃肉。八月份，杨坚又亲自带队，率长安文武官员与关中灾民前往秋收后的东都洛阳“逐食”，皇家仪仗队与饥肠辘辘的灾民浩浩荡荡同行。期间，杨坚严令官吏们不可催逼饿乏无力行走缓慢的灾民，且让左右之人将马匹腾出来，为羸弱百姓驮运家当。
杨坚真是个好皇帝。
然而，这只是大隋官方宣传语境里的杨坚。在官方宣传语境之外，杨坚还有另一张冷酷无情的面相。这张面相，后来被同样坐在龙椅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所揭破。时为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与黄门侍郎王珪谈论前朝得失，提及开皇十四年大旱，李世民说：
「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
同一个隋文帝，一面痛哭流涕宣布不再吃肉，一面拒绝打开已然满溢的官家粮仓赈灾。温情脉脉的政治表演，与冰冷残酷的帝王心术，毫无障碍地集于一身。
李世民没有污蔑杨坚，许多相关资料可以佐证此事。比如史籍中不但没有朝廷打开官仓赈灾的相关内容，还记载了杨坚于饥荒后的第二年，下旨将民间百姓自主管理的“义仓”强行收归官府，理由是这些“义仓”在上一年的灾荒中没能起到朝廷期待的救灾效果。赋税年年不少收，遇上饥荒却不肯从国库里调拨粮食赈灾，还谴责民间自救组织无能，并以此为由，强行将民间自救组织收编成官办机构，将百姓「自由自愿向义仓存粮备灾」变成「所有百姓必须定额向朝廷缴纳义仓税」——显而易见，这是纯粹的政治流氓行为。杨坚还在诏旨里命令各级官吏：以后遇上灾荒，不许擅开国库，须先开义仓；且不许擅自动用义仓里的好粮食，须「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必须先给灾民吃乱七八糟的杂粮和存放多年可能已经变质的旧粮。
之后的故事进程，自然也毫无意外：终大隋一朝，义仓税从不少收，每次灾荒来了，义仓里也准没粮食。这片土地上，天灾必然伴随人祸；一切艰难困顿，从来只能百姓自己咬紧牙关苦熬。（义仓的历史，可参见旧文《福利变成税》）。
也是在饥荒后的第二年，杨坚颁布新律：「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仍籍没其家。」由《隋书·刑法志》提供的真实案例来看，擅自动用国库里的粮食，无论是私吞还是赈灾，当事人都要被杀头，全家都要被连坐沦为奴隶；沦为奴隶并不算完，还得用家产和劳作填补国库损失。这位常年以「爱民如子」形象示众的帝王，其实是个以天下为私产、极为吝啬的守财奴。在这位守财奴的统治下，隋帝国建设了大量巨型粮仓。如洛阳隋含嘉仓遗址经考古发掘，已确定总面积达四十三万平方米，共有圆形仓窖四百余座，可储存数百万石粮食。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十七年，也就是关中大饥荒后的第三年，「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国库里满满当当，堆积着吃不完的粮食，花不完的铜钱。
对于这种满满当当，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段独到见解：
「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亡灭。炀帝失国，亦由其父。」
真是帝王才最了解帝王。
在李世民看来，隋炀帝杨广穷奢极欲，或者说自命雄才大略折腾不休——开驰道、修长城、造运河、建东都、行宫遍布全国，以及三征高丽——固然与隋炀帝本人的心性有关，也与隋文帝留给他的政治遗产脱不了干系。隋文帝不拿百姓当人，疯狂汲敛，留给隋炀帝的，是一座座足可支撑朝廷常规开支五六十年的巨型国库，是多达四千余万的可控制人口（杨坚启动「大索貌阅」运动，挖出了大量躲避朝廷苛政的隐匿人口）。正值壮年的杨广，手握无远弗届、绝无约束的无上皇权，坐拥前所未有的物力和人力，他怎么可能不自命雄才？他怎么可能约束得住自己「干大事」的强烈欲望？于是，这强烈的「干大事」欲望，将隋帝国百姓拖入了前所未有的地狱，也将杨广和隋帝国推向了末路。
隋炀帝的故事不是个案。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将西汉帝国从「天下晏然」的好时代，折腾至「天下户口减半」的人间地狱。这巨大的历史转折，同样始于「文景之治」留给刘彘的政治遗产太过丰厚——国库里串铜钱的绳子已经朽断；太仓已满，粮食只能露天堆放任期发霉变质。空前充裕的物力，空前充裕的人力，诱惑着年轻且拥有无限权力的刘彘，去疯狂实践所谓的「雄才大略」，于是时代急速转折，数千万人的命运因之仓皇跌入下行轨道。
帝王最懂帝王的李世民，其晚年所作所为，也与隋炀帝颇为相似。二十余年休养生息，让唐帝国的可汲取税赋大增，可征发壮丁亦翻倍，于是大规模对外征伐再起，百姓只好「福手福足」，主动砍断手指脚趾成为残疾人，以避免被抓壮丁。
以上种种，约莫可以视为一种小规律。无法制约的政治权力，加上充裕的、可汲取的人力与物力，很容易催生出规模空前的大折腾。刘彘与杨广是自身野心的产物，也是这种规律的产物。
就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传统史家讨论古代财政史，总将「国库空虚」视为坏事，将「国库充盈」视为政绩，终究还是站在「朝廷」「皇帝」的角度立论。实则对底层百姓而言，在政治权力无法被民意有效制约这个固定前提之下，国库充盈未必是好事，国库空虚也未必是坏事。毕竟，政治权力不受民意有效制约，再充盈的国库，也大概率只会被皇权用于追求奢糜无度、实践雄才大略。而皇权实践雄才大略，需要以大量底层民众为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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