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ler Y. Xiong “While praxeology maintains that economic laws are derived from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purposeful human action, positivism holds that valid economic knowledge is the result of observable data and verification through statistical testing.” “行动逻辑学坚持认为经济规律源于有目的的人的行动的*逻辑*结构，而实证主义则认为有效的经济知识是可观测数据及通过统计检验验证的结果。” 把莫名其妙的“人类行为学”、“行为学”、“行动学”、“人的行为学”、“人类行动学”、“人的行动学”改成“行动逻辑学”之后，丝滑了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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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的稳健与失稳引言 作者：约瑟夫・萨勒诺 来源：科斯学社 发布时间：2026年1月27日 07:30 本书收录的二十六篇论文在过去三十年间发表于各类学术期刊、学术著作、政策报告系列以及面向非专业读者的期刊，部分最初发表于电子期刊。尽管这些论文撰写于不同时期、面向不同受众，但均围绕着一个共同主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定义的“健全货币”。米塞斯指出： 健全货币原则包含两个方面。从积极层面看，它认可市场对通用交换媒介的选择；从消极层面看，它反对政府干预货币体系的倾向……健全货币意味着金属本位制……金本位制的优势在于，它使货币单位购买力的决定独立于政府和政党。¹ 一、健全货币理念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健全货币的理念自现代货币理论诞生之初便已存在。16世纪的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们从伦理和经济角度反对国王贬低货币成色，成为这一理念的早期倡导者²。在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及其“金块论者”同仁将当时被称为“健全通货”的这一概念作为核心论点，他们认为拿破仑战争期间及战后英国出现的物价上涨，是政府暂停银行券与金银兑换的政策所致³。金块论者的理想是建立一种“自我调节的货币体系”⁴，其数量、价值及在各国间的分布完全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 19世纪中叶，英国“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围绕货币体系展开大辩论后，健全货币学说的影响力达到顶峰。“通货原则”的支持者主张，一国货币供应量应严格随本国居民持有的金属货币（黄金或白银）数量及银行存款数量变动；而银行学派的反对者则秉持“银行原则”，认为银行体系应根据不断波动的“贸易需求”调整货币供应量。短期内，通货学派凭借1844年《皮尔法案》的通过占据上风，但尽管其原则本质上是健全的，支持者的两项严重错误却大幅削弱了其政策适用性。首先，他们未将活期存款与金属硬币、银行券一同纳入货币供应量范畴——他们坚持银行券的发行需有100%黄金背书，却未将同一原则应用于活期存款的创造，导致货币供应量仍可能超出国际黄金流动设定的限制，使经济持续陷入通胀-萧条周期。 通货学派方案的这一错误因第二项失误而雪上加霜，进一步破坏了其实现健全货币的最终目标，并使经济更易受周期性波动影响：通货学派提议由英格兰银行（一家享有准货币发行垄断权的政府特许银行）监督通货原则的实施与执行。然而，一家与政府联系如此紧密的垄断银行，在金融恐慌时期既有动机也有影响力背离这一原则——为避免可能威胁自身黄金储备的大规模银行挤兑，它需要扩大自身货币供应量，向储备不足、难以满足储户赎回需求的私人银行放贷。这正是《皮尔法案》在恐慌时期频繁被暂停实施的原因，这一做法实际上保证了未来危机中银行将获得通胀性救助，同时加剧了银行的通胀倾向。因此，《皮尔法案》并未缓和或消除经济周期，反而被视为英格兰银行在危机期间充当最后贷款人的障碍。最终，通货原则彻底声名扫地，健全货币的理想也受到严重损害。 二、健全货币理念的挑战与演变 健全货币原则的早期反对者（如反金块论者和银行学派）几乎都是天真且缺乏深度的通胀主义者，他们要么将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要么认为实际经济活动因货币长期稀缺而受阻。但到了19世纪末，在关于复本位制的辩论中，出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反对声音。复本位制是一种由法律规定黄金和白银兑换比率、两者均充当货币的制度。19世纪初至19世纪70年代，除英国外，大多数主要国家均将复本位制作为法定（即便并非始终是实际实行的）货币标准；19世纪70年代后，美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及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正式废除了白银的货币地位。 复本位制的支持者主张恢复白银的货币地位，理由是这一举措将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遏制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金本位制下物价持续下跌的趋势。货币数量论是复本位制支持者论点的核心基础，而金本位制倡导者的理论反驳却完全不足以应对数量论者的挑战——他们的观点基于李嘉图和通货学派发展的古典货币理论的扭曲解读，认为黄金的生产成本直接决定物价水平⁵。矛盾的是，尽管金本位制在短期内得以保留，但古典健全货币学说在经济学家中声名扫地，为其最终被废除埋下了伏笔。 正如现代货币数量论支持者大卫·莱德勒所言： 1870年后货币数量论的完善并未强化金本位制的理论基础，恰恰相反，它是导致金本位制最终崩溃的重要因素……那种认为“管理货币”可用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且能创造比金本位制更优经济环境的观点，并非对二战后货币不稳定的理论回应，而是作为当时阐述的货币数量论的推论，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战前文献中⁶。 到19世纪末，“货币价值应保持稳定”的观点已完全取代了古典的“健全货币”理想——后者指由市场选择的商品，其价值严格由市场力量决定，不受政府操纵。这一新观点在欧文·费雪的著作中达到顶峰：1911年，他将货币数量论数学形式化，并将其作为政客和官僚管理货币的公式，以实现物价水平稳定的目标⁷。事实上，正是费雪而非凯恩斯，凭借其总量分析方法和政府管理法定货币的核心理念，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真正奠基人⁸。现代货币理论家和思想史学家于尔根·尼汉斯曾评价： 费雪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构……在七十五年的货币辩论中成功存续，无需重大修订；其分析内容如今被各流派经济学家所接受，在当前的法定货币世界中，它实际上比费雪所处的金本位制时代更具现实意义⁹。 1912年，当米塞斯出版其开创性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¹⁰时，货币经济学正处于这样的状态。在这部著作中，米塞斯实现了两项重要目标。其一，他将货币理论与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尤其是卡尔·门格尔和欧根·冯·庞巴维克）发展的主观价值价格理论相整合，重构了货币理论。通过这一整合，米塞斯解决了所谓的“奥地利循环”难题——该难题认为，货币价值无法用边际效用解释，因为任何此类解释都会陷入循环推理。正是这一误解为费雪的货币总量分析（包括国民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平均物价水平等）打开了大门，最终使宏观经济货币数量论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 米塞斯的第二项成就，是复兴了通货学派的健全货币学说，并通过切断其与古典生产成本价值理论的联系、将其建立在现代货币理论基础上，纠正了其缺陷。米塞斯的弟子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健全货币学说的理论基础¹¹。 三、稳定货币学说的盛行与危机 不幸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关于健全货币的观点遭到忽视，稳定货币学说在一战后继续盛行。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及其他中央银行推行“管理货币”制度并开展中央银行“合作”，抑制了金本位制的自然运行。尤其是在美国，美联储通过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大幅且长期扩张货币供应量，将利率压低至“自然利率”或均衡利率以下，引发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然而，大多数信奉费雪式数量论和稳定货币理念的美国经济学家并未意识到这一通胀性货币政策——他们仅关注批发物价或消费物价，而这些指标在20世纪20年代基本保持稳定。但在健全货币制度下，鉴于该十年生产力和实际产出的飞速增长，物价本应大幅下跌以反映商品供应的增加¹²。 中央银行操纵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最终结果，是大萧条的爆发。米塞斯和哈耶克通过分析早已预见了这一结果¹³。1932年，著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国际货币专家约翰·H·威廉姆斯总结了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并指出了他们对萧条的预测： 可以说，若非信贷扩张，物价本会下跌，而且本就应当下跌。奥地利经济学家正是基于这一理由预测了萧条的到来¹⁴。 与奥地利学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稳定货币学说的支持者（尤其是费雪）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和完全困惑。但哈耶克明确指出了问题的根源，他在1932年写道： 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六到八年来，全世界的货币政策都遵循着稳定货币论者的建议。现在是时候推翻他们的影响了——这种影响已经造成了足够多的伤害¹⁵。 稳定货币学说很快声名扫地，取而代之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更具通胀性的支出学说——而凯恩斯本人曾是稳定货币的倡导者。凯恩斯学说在本质上回归了约翰·劳及19世纪所谓“货币怪人”的观点，他认为萧条仅仅是总支出或“总需求”不足的结果，而这是市场经济的固有特征。他主张，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政府预算赤字（直接向经济注入货币支出）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结合，以降低利率、刺激私人投资支出。二战后不久，凯恩斯的支出学说在英美学术经济学界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它已成为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既定学说，他们热切地推行廉价货币和赤字支出政策。 这些政策最终导致20世纪60年代通胀加速，随后是70年代的长期滞胀。与早期的稳定货币政策一样，总需求政策导致了其倡导者完全未曾预料、且无法在凯恩斯框架内解释的后果。到20世纪7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作为一项政策方案已失去可信度，被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导的货币主义所取代——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货币主义在学术经济学界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但货币主义不过是费雪的稳定货币原则，辅以用凯恩斯术语重新表述的、看似更复杂的货币数量论版本。弗里德曼及货币主义者并未直接以稳定物价水平为目标，而是主张中央银行应将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稳定在与零通胀或低长期通胀率相一致的水平。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件很快推翻了货币主义对物价和产出变动的预测，正统货币主义在学术界（尤其是政策领域）的影响力迅速下降。 到20世纪9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共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综合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货币主义分支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¹⁶。这一共识的政策目标仍然是稳定货币，或至少是低且稳定的通胀率。尽管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从未明确阐述这一目标，但在整个90年代，美联储的运作始终与之保持一致，消费物价通胀保持温和且异常稳定，实际产出增长加速。 1995年起，以科技股为核心的金融繁荣开始形成。金融撰稿人、媒体评论员、华尔街及学术界的经济学家，甚至艾伦·格林斯潘本人，开始用“新经济”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低通胀、高生产力、高产出增长与繁荣股市并存的局面。他们被狭隘关注消费物价指数的虚假稳定货币学说所蒙蔽，忽视了推动这场繁荣的巨额货币供应量增长。但正如互联网泡沫破裂、经济在2001年陷入短期衰退所证明的那样，稳定货币的目标再次被证明是虚幻的。美联储迅速通过新一轮货币扩张将经济拉出衰退：到2003年年中，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1%，并维持这一水平长达一年。2003年金融市场复苏、经济增长加速，加之消费物价通胀持续温和，缓解了大多数人对美联储政策通胀倾向的疑虑，恢复了对稳定货币方案的信心。尽管早在2003年就有少数批评者警告大规模房地产泡沫正在形成，但他们被忽视或嘲讽为“末日预言家”或“黄金迷”——这些批评者大多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是受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的健全货币传统影响的银行家与金融评论员¹⁷。 尽管近期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崩溃，但经济学界内外的稳定货币狂热者仍执迷不悟，宣称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新时代，他们称之为“大缓和”。这一术语甚至被当时的美联储理事、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本·伯南克用作2004年一次演讲的标题¹⁸。另一位宏观经济学领军人物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宣称：“从实际意义上讲，预防萧条这一核心问题已经得到解决¹⁹。” 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大肆宣扬的“大缓和”理念，与费雪及其他稳定货币经济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宣称的“永久繁荣新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个时代的到来都被归因于美联储采用了新的、改进后的货币管理技术。然而，与20世纪20年代和90年代一样，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误导了稳定货币论者，使他们忽视或否认了危险资产泡沫的增长。最终，“大缓和”以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剧烈破裂告终，随后引发金融危机，多家标志性金融机构轰然倒塌。在美国，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 在稳定货币方案引发最新灾难后，几乎所有主流宏观经济学家都被迫放弃新凯恩斯主义的数学模型和政策主张，转而寻求对危机的解释和解决方案。他们径直退回到老式凯恩斯主义，强调投资者非理性、金融市场失控以及公众普遍的“囤积倾向”。他们如今推荐的复苏政策旨在通过赤字融资和零利率政策刺激支出，部分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甚至主张将刻意引导公众形成通胀预期作为货币政策的合法工具²⁰。他们认为，如果人们相信自己手中货币的价值“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蒸发”²¹，支出就会受到刺激。还有人提出了离奇的方案，例如对持有货币征税，以迫使名义利率降至零以下，从而刺激投资支出²²——凯恩斯的支出学说卷土重来，且势头更猛！ 四、健全货币学说的复兴与本书结构 幸运的是，过去十年间，一种健全货币的替代方案影响力显著增长，它以米塞斯、哈耶克（尤其是默里·罗斯巴德）的著作为基础。二战结束时，奥地利学派已被遗忘，健全货币学说濒临湮没，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米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罗斯巴德复兴了这一学说。罗斯巴德对健全货币学说做出了显著推进，并通过大量著作予以支持和推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罗斯巴德的努力开始见效，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年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开始从奥地利学派视角发表关于货币和经济周期的文章和著作。尽管罗斯巴德于1995年英年早逝，但进入新千年后，奥地利学派的健全货币范式依然蓬勃发展——尽管仍被主流忽视。 房地产泡沫破裂和金融市场崩溃改变了这一切。少数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参与者运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唯一能连贯解释繁荣、泡沫和萧条的理论）预测了这些事件。消息通过互联网迅速在银行和金融部门以及公众中传播，很快，多位知名金融专家和官方媒体人士公开认可并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分析，甚至有少数主流金融经济学家也开始给予其同情性关注²³。 主流经济学界的知名（及非知名）经济学家对这种日益蔓延的对其权威的挑战感到困惑（如果不是恐慌的话），试图通过博客和通俗期刊参与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讨论来回应²⁴。但这些尝试不过是基于对相关文献的粗浅了解和对该理论本质与主张的深刻误解而进行的歇斯底里的谩骂²⁵。与此同时，以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为核心的健全货币学说持续发展壮大，已成为挑战崩溃中的凯恩斯主义支出范式的主要力量。本书旨在为健全货币理论做出贡献，并为最终恢复自由、不受阻碍的货币市场奠定基础。 本书收录的论文撰写目的和受众各不相同，因此无法整齐划一地归类，但为了便于阐述，可将其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货币理论基础 包含六篇最具技术性的论文，聚焦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健全货币学说的基础），将其置于历史视角下，阐述拓展标志性学说，并与现代主流货币理论对比。其中一篇论文基于默里·罗斯巴德的研究，确定了与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定义对应的货币供应量实证构成——早于罗伯特·普尔提出的MZM（零期限货币）概念四年，且与“真实货币供应量”（TMS）总量高度相似²⁶²⁷。 第二部分：通胀、通缩与萧条 五篇论文围绕中央银行控制的不健全法定货币体系展开，包括阐述威廉·H·赫特的“价格协调”概念及其对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重要性，基于米塞斯通胀过程分析提出独特的奥地利学派预期理论等。 第三部分：金本位制相关论文 此处“黄金”指市场选择的通用交换媒介商品，论文追求三大目标：探索米塞斯新通货学派理想（市场主导、无政府干预的纯商品货币）的本质与运作机制；回应主流经济学家对金本位制的批判；批判性评价近年来各类恢复金本位制的提议。需说明的是，作者如今对理查德·廷伯莱克教授和亨利·黑兹利特提出的平行私人金本位制更持同情态度，认为这是实现健全货币最可行的路径。此外，部分论文经小幅修订以提升行文风格和清晰度，保留了必要的重叠内容以保证阐述连贯性。 第四部分：应用 将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应用于历史事件分析及新兴市场、小型开放经济体替代货币政策评估。包括论证20世纪20年代是通胀年代、美联储在30年代积极扩张货币供应量（与弗里德曼-施瓦茨的货币主义解释形成对比），分析1987年股市崩盘原因并成功预测1990年衰退，概述东欧转型经济体的健全货币政策，评估货币局制度在香港货币危机中的有效性等。 第五部分：当代经济事件与争议评论 收录对当代经济事件和争议的评论、评述及技术性较弱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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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更需要谁？

6年

“先体验它，而不用马上就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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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从来不缺机会，但它只适合一部分人。你是哪一种，通常不是由行情决定的，而是由你一开始的选择决定的。”

“很多人是接不住真诚这种频率的，一旦感受到真诚，他们就会滋生出傲慢和贪婪，就会把这份纯粹扭曲成“可随意拿捏”的信号。因为人无法接住他本身就没有的东西，只有同等能量的人才能互相识别、理解、珍惜。 ”

#### “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能是一句恐怖的口号 2026-01-26 07:45:00 科斯学社 转载于 梁洋睿 逻辑大于立场 原作者 大卫·戈登 你一定听过这种看似无懈可击的道德逻辑：“我们应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这听起来太美好了，简直是现代社会的黄金法则。主流经济学家也特别吃这一套，他们手里握着计算器，嘴上挂着“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试图用数学公式来计算每一次政策变动是让这个世界“更赚了”还是“更亏了”。 但是，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却对这种思维方式嗤之以鼻。他认为，一旦我们开始把道德变成数学题，我们就离地狱不远了。 为什么？英国哲学家戴维·威金斯（David Wiggins）曾对此做过精彩的拆解。今天，我们就抛开那些晦涩的学术名词，看看到底是什么让“功利主义”的算盘变成了“恶魔的契约”。 1. “纳粹数学题”：当邪恶可以被“抵消” 功利主义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只要结果是好的，手段就是正当的。具体来说，只要一个行为带来的“快乐总和”减去“痛苦总和”是正数，这事儿就值得干。 听起来很科学？好，让我们把这个逻辑推到极致。 威金斯教授指出，这个逻辑最大的漏洞在于：它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禁止”的。只要快乐的人足够多，任何罪行——哪怕是谋杀、强奸——在数学上都可以被洗白。 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曾举过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是关于他的朋友、另一位经济学家罗宾·汉森的激进推论。这是一个极端的思想实验，请坐稳了： 如果按照纯粹的功利主义计算，纳粹大屠杀的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汉森推论说：问题出在纳粹还不够多！ 这听起来简直疯了，但请看他的数学逻辑：假设有600万犹太人愿意每人出10万美元来保命，那么“痛苦成本”是6000亿美元。但是，如果有6万亿个纳粹，每人愿意花1美元来实施屠杀，那么“快乐收益”就是6万亿美元。计算结果：屠杀创造了5.4万亿美元的“净盈余”。根据功利主义原则，这不仅是可以允许的，甚至是“最优解”。 这不仅是荒谬，更是恐怖。它揭示了功利主义的死穴：它不在乎快乐和痛苦的来源是否正义，它只在乎数字的大小。当一群食人族想吃掉几个无辜孤儿时，只要食人族的人数够多、胃口够好，功利主义者就得承认：吃掉孤儿是“社会福利最大化”。 2. 恐怖分子的勒索：你也是共犯 功利主义的第二个陷阱是：它强迫你为了“大局”去作恶。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恐怖分子控制了局面，把你推到窗前，给你一把枪。他对你说：“下面的人群里有两个无辜路人。我要你开枪打死他们。如果你不开枪，我就炸掉不远处的火车站，那里有几千人，都会死。” 作为一个正常的、有道德底线的人，你的直觉是：“我不能杀人，杀人是错的。” 但功利主义者会立刻跳出来按计算器： - 选项A：死2个人。 - 选项B：死1000个人。 结论：选项A损失更小。所以，你必须开枪。 如果你不开枪，功利主义者甚至会指责你：“火车站那几千人的死，是你造成的，因为你没有选择那个‘伤害最小’的方案。” 这正是哲学家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和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所担心的。这种逻辑把人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它抹去了“我不能作恶”这条底线，把所有人都变成了“谁死得少就选谁”的冷血会计。 为了防止一种邪恶，你被要求必须亲自实施另一种邪恶。在这种逻辑下，只要目的是为了阻止更大的灾难，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是你不能做的。这难道不可怕吗？ 3. 万物皆可标价的迷思 最后，主流经济学家还有一个傲慢的假设：万物皆有价。 他们假设每个人的大脑里都有一个隐形的“效用函数”，像一张Excel表一样，把我们所有的价值观——亲情、尊严、正义、金钱——都折算成同一个单位来进行交易。 威金斯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纯粹是胡扯。这是一种没有证据的教条。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东西是无论多少钱、无论多少“社会福利”都不能交换的。你不能因为给的钱够多就出卖父母，也不能因为“大多数人会开心”就去剥夺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人类的价值观是复杂的、分层级的，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扔进那个“社会福利函数”的大锅里乱炖。 结语：为什么我们需要罗斯巴德？ 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穆雷·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如此坚定地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这套伦理观。 罗斯巴德认为，我们不能用“计算器”来指导道德。如果你把正义建立在“算数”上，那么只要参数一变，大屠杀就能变成好事。 我们需要的是权利（Rights）。 权利不是数学题，它是坚硬的盾牌。它划定了一条绝对的界线：无论你的目的是多么高尚，无论有多少人会因此感到快乐，你都不能侵犯另一个人的身体和财产。 这就是为什么罗斯巴德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上总是对的。他知道，有些底线，是数学永远无法跨越的。

按照巴菲特和芒格选公司就是选管理层的逻辑，个人投资其实也可以选基金就是选基金主理人，选对人投资也可以变得很轻松。除了关注业绩，投资理念已经逻辑的公开披露也很重要。

#### 10万亿经营贷，兜不住了 来源 | 不良资产头条、每日经济新闻 2026年1月25日 12:03 北京 NEWS 2025年底，金监总局地方监管局对一些银行违规经营贷开出一系列罚单。 个人经营贷本意是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发展，但部分借款人及机构将获取的贷款挪作他用。其中，相当一部分经营贷的资金流向了楼市。 2023年是经营贷增长的爆发期，按照3-5年借贷周期来算，2025年将有相当一部分经营贷集中到期，在经营贷最主要的抵押物房地产估值下行的冲击下，近几年新增的10.59万亿经营贷中藏着不小的风险。 10万亿存量暗藏风险 截止2023年底，全国商业银行经营贷余额高达22.18万亿，而在2020年底这个数值仅为11.59万亿，三年时间暴增了10.59万亿。 从2024年开始，多家媒体实地采访报道经营贷续贷审查全面收紧，经济日报发表《经营贷要真正用在经营上》文章：指出19家上市银行2023年度经营贷规模合计约5.67万亿元，较2022年多增约1.33万亿元，同比增长30.7%。一些中小银行经营贷不良率偏高，甚至超过6%。 文章还称：从2020年开始，有不少人将住房按揭贷款换成循环授信的经营贷。2021年监管部门意识到业务风险，并发通知追查违规经营贷，其中要求对期限超过3年的经营用途贷款，加强风险管理，逐笔登记并定期进行核查。如今3年期限已至，3年前的经营贷也到了集中续贷的时候。监管部门需要根据最新的情况，守住相关业务风险底线。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多名银行人士向记者确认，由于房价持续下调，银行一般要求客户降额续贷，或者转到其他额度高的银行。 这就意味着，那部分将住房按揭转成经营贷的业主购房者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若不能偿还，于银行来说，多了一笔不良贷款，于购房者来说将面临房子被法拍，成为被执行人。 起底违规经营贷 所谓经营贷，即提供给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用于解决企业经营中的资金需求。 2020年时，各地为了恢复经济纷纷降低了经营贷的利率。比如建设银行三年期的年化利率是3.9%；农业银行一年期以上的产品是3.5%；中国银行一年期以上的产品是3.6%；工商银行三年期的产品贷款利率是3.3%。 经营贷利率比按揭还低，直接导致购房者使用经营贷购房，或者将原来的按揭转成经营贷款。 举例来说：同样贷款300万元，可以看到利用经营贷买房可以少还六十几万元，这样的利差成了推高房价的“动力”。 项目 经营贷 按揭贷款 利率 3.85% 5.40% 月供 17943.17元 20467.55元 利息总额 1306360.19元 1912211.45元 还款总额 4306360.19元 4912211.45元 深圳、杭州、合肥，尤其是深圳，是利用经营贷炒房的“热城”。最典型的就是2020年，深圳2月发布支持企业共渡难关若干措施中，提出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但最先反应的却是深圳的楼市。2020年2月开始深圳房价开始大涨，到了3月份，深圳的二手房价同比大涨9.7%。 而经营贷买房也早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 1. 中介帮购房者办理企业和经营流水 2. 借款人为购房者垫资，帮助购房者全资购房 3. 购房者利用垫资全资购买房产 4. 购房者拿到经营贷资金后，支付中介服务费 5. 银行放贷，给购房者经营贷 6. 购房者拿到银行的经营贷后，偿还垫资和利息 具体做法是，成立一家公司，公司法人或股东可以将个人名下房产作为抵押，以企业经营需要资金为由向银行申请贷款，一般可贷出房产评估值的七成。 深圳各区一度出台各类贷款贴息政策，在6-12个月不等的时间里，享受贴息贷款利率，经营贷能从正常年化利率4.75%做到约1.9%。尽管在2020年4月后相关政策收紧，但经营贷与房贷之间的利差，仍然吸引投资者不停地“加杠杆”。 这样的背景下，虽然2020年房地产贷款增速8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从2016年的44.8%下降到了去年的28%。 银行暗中“助推” 经营贷增长、违规流向楼市背后，是银行激烈竞争的底色。 有银行业人士表示，近几年银行信贷投放在个人、普惠金融等类别上竞争激烈，同业竞争压力比较大，相应的审贷标准也是相对放松。有的时候审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申请经营贷，存续期满一年以上的公司就行，申请前发生了股东变更什么的都不会卡太紧。 至于资金流向，银行人士称，要想监管到每一笔资金很难，很多中介机构会提供相应的预付款单、相关合同，申请者申请经营贷的手续看上去都合乎流程。 “但钱到了申请者手里，具体怎么用就难查了，银行打款到申请者企业的合作方，比如说企业卖塑料就打款给原料化工厂，有了合同钱就打过去了。但如果分散地过几次手，钱是不是用到企业经营，会不会深圳申请东莞炒房什么的，那得跨行跨地区地查，这么多申请的人银行没有这么多人手”，某银行人士说。 三年前很多中小微企业经营都很困难，关门的不少，有银行个贷经理甚至私下称，经营贷拿去炒房都风险可控，做生意的话指不定就成坏账。 信贷中介的灰色操作 在违规经营贷发放过程中，信贷中介也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每日经济新闻2025年又进行了一轮深度调查。西部地区的某信贷中介大厅人头攒动，业务繁忙。 但如果你不是个体工商户，不是小微企业主，甚至压根儿没有从事实体经营，但在一些信贷中介的“包装”之下，经过办执照、“养”流水、找实体等造假“三件套”，“零门槛”也可以获批经营贷。 此外，某社交平台上，多地信贷中介的广告刷屏，例如“深圳无营业执照办抵押经营贷攻略”。 注：抵押经营贷是针对中小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的融资产品，正常情况申请主体得是公司法人或股东。 严查经营贷 经营贷的时间周期通常是3-5年，所以2020年发放的经营贷将在2025年到期，到期后，就得重新评估抵押物的价值进行续贷。但现在的问题是，房价下行，房产评估价大幅下降，几乎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 现实中，有业主3年前买的2套深圳商铺，之前贷款600万，现在的评估价只剩下200万。另一个业主在深圳的房子，之前评估价达到700万，现在跌到了480万，跌幅达到31%。 评估价下调就意味着在本次评估过后，购房人能够申请的钱变少了。所以在借新贷还旧贷的过程中，需要购房人先将旧贷的缺口补齐，这会面临着很大的资金缺口。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近期某银行印发内部方案，全面加强贷款诈骗风险防范工作。 “我们已经加强了中介管理。”该行相关业务负责人对记者透露，该行着重加强了合作方中介的准入、合作、退出全流程管理，并逐步对合作方中介进行名单制管理，将合作期间诱导或联合借款人骗取银行贷款的合作方中介纳入黑名单。 除了强化中介管理，部分银行甚至公开表示不与中介合作。2025年3月，宿州农商银行声明，不与任何贷款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普惠贷款业务营销合作。 一名银行业资深研究人士对记者表示，银行遏制不法中介助贷乱象，应做到从“形式审查”到“实质穿透”： - 科技赋能风控，引入大数据分析企业真实经营状况，比对水电费、社保缴纳、税务数据等非财务指标； - 延长贷后跟踪周期，对经营贷资金流向实施“3至6个月动态监测”，而非仅依赖放款时的合同备案； - 建立“黑名单”机制，将频繁更换注册地址、无实际经营痕迹的企业列入高风险名单。 经济日报的文章也指出：金融机构要加强对贷款资金流向的监控，加强信贷管理，追踪、把控经营贷资金流向。要确保贷款资金用于约定的经营活动中，防止经营性贷款资金被挪用。尤其是经营贷业务风险较高的金融机构需要深入了解放款对象，在续贷时要擦亮双眼，避免对临时成立的公司、“僵尸企业”发放经营性贷款。要通过加强贷款“三查”，强化对借款主体资质审核，建立贷后资金用途监控和定期排查机制，严禁套取、挪用贷款资金。金融机构要进一步规范分支机构与第三方合作行为，严禁与不法贷款中介开展合作。合理确定授信额度，加强风险监测管理。建立有效的贷后管理系统和严格的合规审查机制。通过大数据跟踪、信贷资金闭环运营的方式，防止资金离开实体经济，确保经营贷真正用在经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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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效率理论（一） 作者：德索托 来源：科斯学社 发布时间：2026年1月24日 07:45 地点：天津 引言 迄今为止在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帕累托配置效率准则具有明显的静态特征，因此不足以作为规范指引应用于现实社会制度丰富的动态演变过程。¹ 因此，有必要用一种替代性准则取代传统的效率标准——该准则能够填补传统帕累托分析存在的严重空白，且易于应用于社会制度领域。我们将这一替代性标准称为“动态效率准则 ”。 本文包含三个截然不同的部分： 1. 回顾帕累托效率概念的形成过程，解释其受比较静态分析局限的根源； 2. 阐述动态效率的替代性概念，梳理米塞斯、哈耶克等学者的相关贡献； 3. 分析动态效率准则与社会伦理原则的关联，建立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互补关系。 静态效率标准的演变：批判性分析 历史背景 “效率（efficiency）”一词词源可追溯至拉丁语efficiens，而efficiens又源自动词ex facio，意为“从……中获取某物”。² 将“效率即‘从……中获取某物’的能力”这一概念应用于经济学的做法，早于罗马时代，甚至可追溯至古希腊——“经济学（οικονομία）”一词最早便在此处被用来指代对家庭或庄园的高效管理。 公元前380年，色诺芬（Xenophon）在其《经济论》（Economics）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指出，经济学是一种“能够使人增加财产的知识分支”，财产即“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物品”，而有用的物品才构成财产。³ 色诺芬进一步阐释了增加财产的两种方式，对应效率的两个维度： - 静态效率：对可用（或“给定”）资源的妥善管理，避免资源浪费，核心是“主人的用心关注”。 - 动态效率：通过企业家行为和商业活动（如改良土地出售、跨区域粮食贸易）增加财富，强调创造性与投机性。⁶⁻⁷ 这种二分法延续至中世纪，例如锡耶纳的圣贝尔纳迪诺（Saint Bernardine of Siena）认为，商人和工匠的正当收入源于两方面：对给定资源的勤勉管理（静态效率）和承担企业家投机风险（动态效率）。⁸ 机械物理学的影响 19世纪以来，机械物理学的兴起使经济效率概念逐渐收窄为静态层面——仅关注避免“给定”资源浪费。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静态特征）、热力学第二定律，以及机械工程中“最小化能量浪费”的目标，深刻影响了经济学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模仿19世纪机械物理学：以“效用”替代“能量”，遵循守恒、最大化和最小化浪费原则。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明确宣称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使用了与数理物理学相同的数学公式。¹⁴ 这种影响也体现在日常语言中，如韦伯斯特词典将“高效的”定义为“最小化浪费的手段”，《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词典》将效率与“给定手段与结果的比率”挂钩。¹⁰⁻¹¹ 更严重的是，经济学权威词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有效配置”的定义仅强调“给定资源和技术约束下满足需求”，完全忽视动态维度。¹⁵ 而现实中，资源和技术会因企业家创造性持续变化，这一事实被静态效率概念无视。 静态效率概念还影响了企业组织与政治意识形态：泰勒主义主张设立“生产效率”部门监督工人、杜绝浪费；费边社会主义者韦伯夫妇因反感资本主义“浪费”推崇苏联模式；凯恩斯也对苏联“效率”表示赞赏。¹⁶⁻¹⁷ 福利经济学与静态效率概念 20世纪20-30年代，静态效率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核心，主要发展脉络如下： 1. 庇古的功利主义分析：主张通过收入再分配使生产要素边际效用均等化，需进行效用人际比较（后续被批判为缺乏科学性）。 2. 帕累托效率：若无法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任何人境况，即为效率状态，规避了人际比较，成为福利经济学核心。 3. 市场失灵与补偿标准：识别垄断、外部性等静态无效率来源；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提出“潜在补偿”原则（受益者可补偿受损者则更有效率）。¹⁹ 4. 福利经济学定理：第一定理认为完全竞争实现帕累托效率；第二定理指出帕累托效率与多种初始资源配置相容；第三定理（阿罗）证明无法构建满足一致性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 5. 森的批判：证明帕累托最优与传统自由主义标准无法同时满足，因个体序数效用无法加总。²⁰ 对福利经济学与静态效率概念的批判 1. 隐含价值判断：庇古分析与社会福利函数均需效用人际比较，缺乏科学客观性；帕累托分析也无法完全摆脱主观判断（如嫉妒者对他人获益的反感）。 2. 假定“给定”前提：假设个体效用排序、可能性及技术、价格恒定，与现实中资源和技术的动态变化矛盾。 3. 混淆技术效率与经济效率：静态经济效率本质是“给定约束下的技术性最大化”，与技术效率形式相似，忽视了经济的创造性维度。 核心批判：静态效率准则仅关注避免资源浪费，完全忽视了经济的动态维度——促进企业家创造性与协调的能力，而这正是经济分析的核心目标（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持续右移）。 动态效率的经济学概念 动态效率与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源自古拉丁语in prehendo，意为“发现、看见、意识到”，定义为识别盈利机会并采取行动的人类特有能力。其核心特征如下： 1. 创造新信息：企业家行为发现此前未被注意的机会，产生主观、实践、分散且默会的信息。 2. 本质是创造性：社会失调即潜在盈利机会（如资源错配），企业家通过套利消除失调并获取利润。 3. 传递信息：通过市场交易向各方传递资源稀缺信号（如价格信号）。 4. 协调效应：促使行为主体根据彼此需求调整行为，消除失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5. 竞争性：盈利机会具有排他性，企业家竞争争先利用，与“完全竞争模型”无关。 6. 永不停歇：企业家协调过程中不断产生新信息、新失调，形成持续的创造性循环。 动态效率的经济学概念：创造性与协调性 动态效率的核心定义：个体、企业、机构或经济体系激发企业家创造性与协调性的能力。 其核心目标并非防止“给定”资源浪费（静态目标），而是持续发现新目标与手段、促进社会协调——市场经济中，新失调的出现不可避免，一定程度的浪费是固有现象。 动态效率仅能产生于最尊重私有财产（尤其是企业家创造性成果）的伦理模式，伦理与动态效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类演化形成的个人道德基本原则，同样有助于促进动态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