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秩序的两种视角：冲突还是合作？
作者：小卢埃林·H·罗克韦尔
[本文为2007年6月1日，作者在自由未来基金会“重建共和国：外交事务与公民自由”会议上的演讲]
在美国，自由面临着两大明确且现实的威胁：一个被称为左派，另一个被称为右派。它们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们都试图利用政府将社会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非让社会在自由状态下自然形成应有的形态。
我假设左派和右派的观点都是真诚的——他们热衷于利用政府，源于一种恐惧：认为没有政府的干预，社会将陷入灾难。因此，我今天演讲的核心，是找出并阐释连接左派与右派世界观的共同主线，并指出：无论是局限于本土还是放眼国际，他们对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判断都是错误的。
让我们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何我们应当相信社会能够自行发展，其内部蕴含着自我管理的能力？换一种问法：为何“利维坦”（强大政府）的拥护者认为，没有国家，社会成员就无法实现合作互动？
发现这种合作能力，是催生美国革命的古典自由主义学派的重大思想贡献。这一思想源于一种信念：无论社会自我组织存在何种缺陷，中央政府都无力对其进行改进。他们勇敢地摆脱了国家的统治，选择了完全的自治。他们不畏惧混乱，反而期待自由的到来。
这一事件是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秉持的自由主义理念的产物。自由主义不追求乌托邦，而是追求自由——坚信社会存在一种内在机制，能让个体成员实现利益和谐。他们之所以相信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亲身经历着这样的现实。对这种利益和谐的信念，是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主要代表的老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核心热忱。
革命之后，当政府开始重新集结、巩固权力时，自由主义理念开始遭到反对。1800年总统大选，杰斐逊击败了约翰·亚当斯。亚当斯始终对杰斐逊对权力的怀疑，以及几乎反对联邦政府所有举措的态度心怀不满。杰斐逊坚信自由能带来社会合作；而亚当斯则认为，自由唯有通过政府权威才能建立和维持。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直延续至今。
亚当斯甚至对杰斐逊对纯粹自由的信仰提出了一个常见的指责。1813年，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
“你从未感受过马萨诸塞州谢斯起义带来的恐慌……你肯定也从未经历过1793年热内引发的动荡——当时费城街头每天有上万人威胁要把华盛顿从家里拖出来，推翻现政府……我毫不怀疑，当市场街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甚至有人冲到我家门口，我的一些仆人激动地决心为保卫我而牺牲生命时，你正沉浸在哲学的宁静中安然入睡……杰斐逊先生，你觉得这种恐慌如何？”
由此可见，谢斯起义当时对政府的作用，就如同“9·11事件”如今的作用：被用作例证，证明如果我们拒绝赋予政府足够的权力和资金来维护世界和平与美好，恐怖就会降临。但亚当斯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他所说的这场起义，实际上是由税收和政府支持的信贷扩张引发的。如果政府没有制造出这些诱发因素，就根本不会有这场起义。
“9·11事件”亦是如此。正是政府的行为催生了劫机者不惜牺牲生命的动机，也是政府对航空安全的过度监管，使得乘客和机组人员在手持美工刀的罪犯面前毫无防备。正确的回应本应是消除引发“9·11事件”动机的那些条件，并释放私营企业的力量，以防范未来此类袭击。然而，在无知的公众意识形态支持下，政府的本能反应却是加剧滋生恐怖主义的条件，并让政府更多地掌控航空安全。
从谢斯起义到“9·11事件”，我们看到两种社会世界观在起作用。一种将政府视为自由与秩序的源泉，认为没有国家的社会比任何可想象的替代方案都更可怕；另一种则将政府视为混乱的根源——政府利用混乱，以牺牲社会为代价来增强自身权力和物质资源。
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秉持第一种观点。杰斐逊的继承者们则秉持第二种观点——在杰斐逊时代，这一观点被称为自由主义，如今则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
这些立场在国际层面也有对应的映射。保守派认为，没有单一超级大国的世界将是混乱与黑暗的；左派则主张，在单一超国家机构的管理下，将他们版本的国内福利国家推向国际；而自由意志主义者则认为，无论是没有超级大国还是没有超国家管理者，国际社会都能最蓬勃地发展。我认为，这两种秩序观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意识形态冲突——自由意志主义者与两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
老式自由主义的观点体现在约翰·洛克、弗雷德里克·巴斯夏、阿克顿勋爵、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等人的著作中，在20世纪，则体现在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的研究中。哈耶克本人将自由主义传统追溯至西塞罗，历经中世纪，传承至约翰·洛克、大卫·休谟和伊曼努尔·康德。他们思想的共同主线是：在塑造繁荣的秩序方面，社会比政府精英更具能力。正如洛克认为民族国家是对人权与社会和平的威胁一样，康德构想的国际秩序也并非自上而下的管控，而是能自发产生有序和平的秩序。
对哈耶克而言，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是坚信自由与法律能够和谐共存。法律本身是社会成员为寻求更好地管理自身事务的方式而自发形成的。哈耶克所说的法律，是作为自愿契约而被遵守的规则——或者我们更常称之为“规章”。我们有管理小区、民间组织、企业或教会的规章；再想想商法典，它是在数百年的国际贸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法律独立于国家存在，反映了个体为实现自身改善而合作的愿望，也体现了一种合理的信念：个人的改善与社会的繁荣是一致的。
相比之下，哈耶克写道，还有另一种法律传统，认为社会中的所有规则都源于国家，而这些规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然构成对个体自由的限制。这种观点的倡导者包括古代的暴君和专制者，在现代，则有托马斯·霍布斯和卡尔·马克思。后两者的著作对我们如今所说的右派和左派产生了卓越的影响。
若不首先理解非自由主义的社会观，就无法理解这种政府观。非自由主义认为，社会本质上无法自行运转，因为它充斥着相互冲突的利益。
我们先来看左派。他们认为社会存在根本性缺陷和根深蒂固的冲突，这些冲突使其处于某种结构性失衡状态。所有这些冲突和失衡都迫切需要政府来修正——左派坚信，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是强大的权力无法解决的。
如果他们想要的冲突不存在，他们就会凭空捏造。他们看到一个看似幸福的郊区小区，却从中看到了病态；看到一段表面美满的婚姻，却臆想那是虐待的伪装；看到一座蓬勃发展的教堂，却认为里面的人被愤世嫉俗、腐败的牧师所操控。他们对经济体系的看法亦是如此：看到第三世界的贫困农民喝可乐或生产耐克鞋，就大呼不公。他们认为价格并不反映现实，而是由大型参与者操控的。在国内和国际的每一次交换中，核心都存在权力失衡，劳动合同不过是掩盖剥削的外衣。
在阴郁的左派看来，人们不可能自行解决问题，贸易不可能让人们互利共赢，社会不可能实现本质上的自我管理，而试图利用政府权力重塑和管控民众的做法也不可能适得其反。他们对政府的信仰几乎毫无界限，对民众的信仰却极其薄弱，甚至根本不存在。这就是他们对自由构成威胁的原因。
左派所持的社会冲突理论有一个显著的事实：它最终会催生更多他们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病态现象。在劳动力市场施加过度监管，导致人们无法进行自愿交易，这是在劳资之间制造隔阂最可靠的方式——双方都会开始相互猜忌。种族之间、性别之间、健全人与残疾人之间，以及其他任何可命名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国际关系也是如此：关税或贸易制裁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在本无需冲突的地方制造冲突，最佳途径就是让政府官僚机构来主导。
这正是老式社会主义愿景的核心。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关键冲突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资本家的收益总是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同样，劳动者的进步只能通过一场正义的革命，剥夺资本家阶级的财产——因为劳动者只是拿回了被剥夺的东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观点的错误。资本与劳动并非处于根本性冲突之中，它们的关系如同劳动者之间、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是通过契约来管理的。此外，这两个群体并非完全隔绝：资本家也是劳动者，劳动者也可以成为自己财产的资本所有者。只有在最原始的阶段，情况才看似并非如此。
当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运作的描述明显失实后，左派开始寻找其他形式的冲突来印证他们的世界观。最近，他们开始提出一种观点：人类利益的追求只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一方的繁荣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受损。因此，一个看似幸福繁荣的民族，实际上可能正在对地球造成致命伤害；而要维护地球的利益，就必须以牺牲繁荣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为代价。与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一样，左派承认这会让所有人都变得更贫穷，但他们告诉我们，这对我们和地球都有好处。
对冲突理论的传统且正确的回应是：政府本质上无法改善社会的运作。例如，大萧条时期，几乎所有左派都认为政府是唯一的出路——强硬左派支持共产主义革命，温和左派支持新政。而老式自由主义者则指出，正是政府本身引发了这场危机，更多的政府干预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应，但并未占上风。
二战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产物——自称为“保守主义”的思潮。它反对美国社会中的左派，尤其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分支，主张在公共事务中采取审慎等模糊的解决方案。但关键在于，它采纳了左派世界观的一个信条：拒绝将老式自由主义视为社会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能够运转的愿景。它秉持一种社会冲突观，这一观点源于霍布斯而非马克思的主张——核心是认为，没有政府，冲突就是社会的本质。
这种名为“保守主义”的新思潮采纳了一些老右派的言论，在经济事务中捍卫财产权和企业自由。但至关重要的是，它引入了一种观念：如果让社会自行其是，就会陷入混乱——这一点在国际关系中尤为明显。因此，尽管冷战最初是民主党人哈里·杜鲁门的发明，但它恰好迎合了那些正在寻找意识形态敌人来打击的保守派。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恶的意识形态体系，与认为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消灭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铲除每一个共产主义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老右派的不干涉主义观点发生了什么？这些观点的前提是，世界秩序可以没有领导者，各国可以在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法律来源的情况下共存。但战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种新的信念应运而生。
拉塞尔·柯克在1954年写道：“文明社会需要秩序、财富和责任的区分；没有真正的领导力，它就无法存在……社会渴望公正的领导力……”他将这一观点与他认为错误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并在多页篇幅中对米塞斯进行了攻击。柯克写道，米塞斯对个体的理性过于迷信。相比之下，柯克认为所有历史都由两种伟大的力量主导：爱与恨，二者都非理性的冲动。柯克写道，为了实现爱对恨的胜利，保守派“将政府视为一种巨大的向善力量”。
因此，保守派投身于借助政府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多年来，无论政府在保守派的控制下做出了多少邪恶的事情，他们总是告诉自己，这肯定比他们极度恐惧的“无管控社会”要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柯克的观点变得更加明确。当默里·罗斯巴德将老式自由主义重塑为自由意志主义后，保守派开始将自己定义为反对所有形式的自由主义。他们称，政府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要做：警察是分隔混乱与秩序的“蓝色警戒线”——却忘记了现实中的警察往往多么糟糕；美国军事帝国是我们抵御苏联统治的唯一屏障——却对苏联经济本身已是一团糟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政府权力的拥护者。
弗兰克·乔多洛夫对右派的这些倾向感到极为不满，他曾说：“谁要是叫我保守派，我就给他一拳。”
我们经历了六年由共和党总统执政的时期——他得到了保守派的支持，却从未受到他们的根本性批评。尽管他承诺推行谦逊的外交政策，但战争和战争开支却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被告知，战争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施加更多武力来解决；未经正当程序、不提供法律代表就监禁他人并无不妥；酷刑可以成为合法的战时手段；有些国家必须被摧毁才能获得自由；而且，多亏了中央银行的奇迹和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我们几乎可以毫无代价地拥有我们想要的所有战争和福利。
有人说，布什政府的真正问题在于它太左了，一个真正的右翼政府会更好。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我发现布什政府的治理理念在许多方面都与左派不同——除了它对政府维持秩序的无限信仰，即行使武力和武力威胁。
在其他地方，我将支持保守派右派的政治团体成员称为“红州法西斯主义者”——我使用这个短语并非仅仅为了修辞效果。法西斯主义确实存在，它是一种非左派的社会理论，对国家抱有无限信仰，认为国家能够纠正他们所认为的社会和世界的缺陷。
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保守派对警察权力的看法。诚然，法律本身对自由至关重要，警察可以捍卫生命权和财产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拿着纳税人的钱、携带官方武器、穿着长筒靴的人都站在正义一边。每一项政府法规和税收，最终都由警察权力作为后盾。因此，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完全有理由像左派中的任何人一样，对社会主义式的警察权力保持警惕。
对警察的不加批判的态度，最终会导致对警察国家的支持，进而美化美国帝国主义，仿佛它在填补世界的空白。对于那些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我建议他们看看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政权——自入侵以来，该政权一直在实施戒严法，而大多数保守派却乐于相信这些做法是迈向自由的步骤。我不认为这与保守派的原则相矛盾；相反，这似乎是他们本质上霍布斯式的社会运作观的实现。
警察权力的问题正严重影响着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正是那些高度军事化、联邦化的警察，负责执行美国平民生活中时断时续的紧急状态：洪水期间，是警察没收了新奥尔良居民的枪支，阻止居民回家；今年春天阿拉巴马州遭遇龙卷风时，是警察不让孩子们回家；而下一次国家紧急状态来临时，警察还将执行政客们想要的宵禁、检查站和言论管制。
如果我们想知道警察权力可能如何对待美国公民，就请仔细看看驻伊美军如何对待那里的平民，或者关塔那摩湾的囚犯如何被对待。一位主要的共和党候选人提议将关塔那摩的收容能力扩大一倍，赢得了热烈的欢呼。
战后保守主义内在的这种权力意识形态，在战争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右派形成了一种谬论：越南战争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干预本身，而在于没有以更残酷、更无情的方式将其进行到底。这似乎是布什政府从这段经历中吸取的唯一教训。
因此，伊拉克的所有问题——至少我想不出任何例外——的解决方案都是施加更多武力：增派更多军队、投放更多炸弹、部署更多坦克、配备更多枪支、实施更多宵禁、开展更多巡逻、设置更多检查站，以及进行各种形式的更多管控。他们相信再一次“增兵”会创造奇迹，因为他们已经黔驴技穷。这就好像政府陷入了一条无法摆脱的智力轨迹。
即便有大量证据表明，反恐战争催生了更多的恐怖主义——而这些证据来自政府自己的统计数据——反恐战争的拥护者仍然无法走出其武力意识形态所设定的智力陷阱。
战争策划者及其众多支持者，为何从不质疑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火力，政府就能实现其所有目标？
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他们这种粗糙的霍布斯主义。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利维坦》于1651年英国内战期间出版，旨在为专制中央政府辩护，将其视为和平的代价。他说，社会的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孤独、贫困、污秽、野蛮而短暂”。冲突是人类互动的常态，社会充斥着冲突，且无法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背景：当时冲突确实无处不在。但冲突的核心是什么？是关于谁来控制国家以及国家如何运作的争夺。这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一个处于利维坦控制之下的社会。正是利维坦催生了霍布斯所论述的那种冲突，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本质上与疾病本身并无二致。
事实上，英国内战的结果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残酷独裁统治——他打着民主的旗号进行统治。这预示了20世纪一些最严重的政治暴力：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将原本和平的社会转变为暴力社区，在那里，生活确实变得“孤独、贫困、污秽、野蛮而短暂”。利维坦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滋生了问题，并将其强加给社会。
霍布斯的显著特点是，他完全没有考虑经济问题。人类物质福祉的问题不在他的智力范畴之内。他无法想象一个半世纪后的英国会成为什么样子：一个人人享有自由、繁荣不断提升的堡垒。
他写作的时代，正是老式自由主义兴起之前的尾声。霍布斯写作时，自由主义理念尚未成为英国公众意识的一部分。在这方面，英国落后于欧洲大陆——西班牙和法国的知识分子早已领悟到自由主义理念的核心洞见。但在英国，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两篇》还要再过三十年才会问世——这本书为《独立宣言》提供了核心框架，并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自由、最繁荣的社会。
由于霍布斯没有考虑经济问题，自由主义的核心洞见也就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那么，这一洞见是什么？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主张对此进行了概括：“伟大的社会趋势是和谐的。”
他的意思是，社会内部蕴含着解决冲突、创建并维持促进社会合作的机构的能力。通过追求个人自身利益，人们可以达成共识，进行互利共赢的交换。这里有一个关键洞见——需要传授给每一代人——即“联合法则”。
联合法则指出，能力、背景、宗教、种族和才能截然不同的人，能够通过谈判和贸易成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正是联合法则解释了人类如何能够走出洞穴，摆脱孤立生产，超越狩猎采集阶段，进入我们所说的文明社会。这一法则使人们不必相互掠夺和杀戮，而是选择合作——它是社会的基础，也是国际秩序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联合法则并不假设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聪明、开明、有才华、理性或受过良好教育的。它承认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并指出一个悖论：即使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人，仍然有充分的理由与完全相反的人进行贸易——因为稀缺性要求生产任务在人们之间进行分工。在分工体系下，每个人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家庭、社区、企业和国际贸易的基础。另一个需要理解的事实是：无论是否存在国家，联合法则都是人类存在的一个事实。事实上，文明本身的基础早于国家的存在。
联合法则所解决的，正是自由本身的核心问题。如果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如果每个人都具备相同的技能水平，如果社会在种族、性别和宗教方面具有同质性，如果人们没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社会几乎就没有需要克服的问题——但这也就不再是人类社会了，而会像一个蚁丘，或是一系列没有意志的机器零件。除了稀缺性之外，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恰恰是如何应对不平等和自由意志的事实——而在这方面，自由表现卓越。
我们必须明确：老式自由主义者并非否认罪犯的存在。他们认为，社会可以通过交换经济来应对恶意行为——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私人安保公司、私人生产的锁和枪支、私人仲裁和私人保险。自由市场能够比国家更好地组织保护工作，私营企业能够且确实比国家更好地履行警察职能。正如哈耶克所主张的，国家作为维持秩序的机制，被严重高估了。在历史上，国家一直是混乱的根源。
自由主义的这一核心洞见，促使美国开国元勋们采取了摆脱英国统治这一激进步骤。他们必须坚信，混乱不会随之而来，美国人民能够在没有至高无上的利维坦控制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认为，社会中的任何冲突都源于中央政府，而社会本身能够自我调节。他们用《邦联条例》取代了国王的统治——这种政府形式比现代任何制度都更接近无政府状态：中央政府几乎不存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权力。
为何有人相信它能奏效？正是新的自由科学催生了这种信念。美国人的共识是，霍布斯错了。在自然状态下，生活并非污秽而野蛮；或者说，即便如此，一个污秽而野蛮的国家也无法对此进行改善。社会摆脱野蛮状态的唯一途径，是从内部通过分工来实现。
这一逻辑已被美国右派遗忘。相反，他们认同这样一种观点：社会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充斥着唯有国家才能解决的冲突。这种核心冲突存在于守法者与倾向于违法者之间。他们将这些人定义为“好人”和“坏人”，但这并不总是正确的——因为如今的“法律”，并非刻在我们心中的上帝之法，而是我们的政治统治者下达的命令。
共和党人完全忽视了这一重要观点，因为他们相信，没有国家作为立法者，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将陷入混乱与黑暗的泥潭。他们认为，没有利维坦，社会就是一团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赞颂警察和军队远胜于商人和企业家，为什么他们认为战争对世界繁荣的贡献比贸易更大。
这种认为社会无论表面上多么有序，本质上都只是根深蒂固的冲突的表象的信念，体现在他们对警察权力和战争的浪漫依恋中。
但这也影响了右派对宗教的态度。许多人坚信，社会最终无法容忍宗教多样性。尤其是如今，大多数保守派认为，美国无法容忍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存在。
我相信你和我一样，都听过保守派告诉我们：只要伊斯兰教存在，世界就不会有和平。伊斯兰教本质上倾向于暴力，他们过去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将来也永远是。听到这样的言论，我不禁想到奥威尔的《1984》——书中的敌人总是在变化，历史总是被改写。因为不久之前，我们还被告知，伊斯兰教，尤其是其原教旨主义分支，是反对共产主义战争中的绝佳盟友，而且他们与我们共享信仰和家庭的美德。
因此，我们只能叹息着指出：只要西方军队不入侵他们的国家、不使他们的人民挨饿，我们往往能相处得相当融洽。
事实上，在自由的环境中，所有宗教都没有理由不能和平共存。如今保守派认为我们正与伊斯兰教进行一场难以化解的战争，这也源于他们基于冲突的社会观。而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人们会找到共存的方式，同时保持自身的身份认同。宗教多样性所带来的问题，没有自由无法解决。
然而，如今的保守派并不愿意接受这一观点。他们在智力上似乎需要找到历史中正在发生的巨大斗争，以赋予自己意义和目标。老式自由主义的开国一代对和平的存在以及资产阶级文明缓慢而细致的发展感到兴奋，而如今的右派则在寻找宏大的道德剧，希望通过投身其中在历史上留下印记。不知何故，他们坚信国家是进行这场斗争的正确工具。
简而言之，他们对政治的元理解，绕过了18世纪的自由主义革命，拥抱了启蒙运动中的反自由主义元素。自由固然美好，但秩序——秩序才是更重要的，而秩序来自国家。他们甚至无法理解这样一个真理：自由是秩序之母，而非秩序之女。对于那些相信唯有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制定的“法律”才能将野蛮与文明区分开来的人来说，这一思想过于复杂。在他们看来，自由并非一项权利，而是对良好行为的奖励；而良好行为的缺失，则为任何程度的镇压提供了正当理由。
冷战结束时，许多保守派感到恐慌，认为国家将不再有伟大的事业可投身其中。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大量书籍试图妖魔化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希望制造一个新的敌人——可能是中国，可能是文化战争，也可能是毒品问题。在他们看来，“9·11事件”提供了他们所需的机会，于是这场最新的、无法打赢的战争——“全球反恐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那么，政府必须统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把最后一个恐怖分子从地球上消灭吗？我们必须像政权及其辩护者所建议的那样，为了这个事业放弃我们所有的自由和财产吗？
这种社会观在当下和未来显然都是不可持续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脱离国家及其法令和监管体系：在网络世界，每天有数十亿笔交易达成，几乎无需政府法律来执行；推动世界前进的技术并非由国家创造，而是由私营企业创造；我们购物的场所和居住的社区，是由私人开发商打造的；大多数企业更愿意通过私人法庭解决纠纷；我们依靠保险公司而非警察来降低生活中的风险；我们通过私人公司来保障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安全。
此外，如今我们随处可见自由如何产生秩序，以及这种秩序如何自我维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受益于一种并非来自外部强加、而是源于内部的秩序——这种非凡的能力，让我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造福了整体。这正是社会秩序的伟大奥秘与庄严之处，在经济交换行为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相比之下，许多共和党人的智力世界仍停留在遥远的过去——一个由交战国家和固定阶级组成的社会，为争夺日益减少的资源而斗争，一个没有企业和个人主动性的世界。他们将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贵族、哲学王、高级神职人员、土地所有者——为了保住这种权力，他们欣然助长人类最卑劣的本能：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仇恨。阻止他们，就意味着阻止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成为现实——为了文明的福祉，这是一件非常美好且重要的事情。
我已经谈论了那些看待社会时只看到冲突、看不到合作前景的人的问题。这是左派和右派共同的观点。历史的根源确实存在一场真正的冲突，但它并非大多数人所理解或看到的那样。这是一场自由与专制、个体与国家、自愿手段与强制手段之间的伟大斗争。我们清楚自己的立场——我们与自由的未来站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