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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ub1sxgn...szwk
#low-time-preference #anarcho-capitalism #libertarianism #bitcoin #mon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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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weeks ago
坐等邪恶公司上市,以重新开启全局做空模式😇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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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weeks ago
@newbot 华为和哪几家车企合作的分别什么界?各自的合作模式是什么?以及这几个界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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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weeks ago
转 觉得自己在A股很悲惨的,不妨看下商K女:被炒股客户一顿吹,把自己辛苦多年攒的钱、一股脑砸进股市;被套后,只得加倍努力工作&赚钱补仓;突然就没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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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3 weeks ago
涨跌停限制了etf的涨幅,以至于涨停后场内etf还是折价状态,看起来明天都未必开板。 View quoted no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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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0 months ago
> 自由与责任始终互为表里。反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消解自由的同时,也解除了责任的重负—这正是它历久不衰的诱惑所在。 > >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讲过:现代人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后,面对的不是轻松,而是选择的重压和孤立感。威权体制提供的恰恰是交出自由换取安心,“替你做决定”对很多人来说相当有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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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0 months ago
知乎看到的 为什么生活中看不见大龄剩男焦虑呢? 知乎 · 2003 个回答 · 4708 关注 Ashley Ashley 关注 先说结论:同样都是6000元的工资, 同样都是家庭不富裕,男性更能接受目前的生活,女性除非刚毕业,否则在30岁左右会不满足目前的生活,因为比男性多一条结婚改变生活这条路。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条路成功的概率越来越低,因为毕竟条件好各方面优秀的男生少,所以会越来越焦虑。但男的这个焦虑就小,因为男的没钱就谈不了其它有的没的。(我可没说不焦虑啊,我是说焦虑要小,我发现有的人对我答案的要求像论文一样,还有人拿去给AI,就像我大学论文拿去查重一样,真的没必要。) 我今年39岁了,我观察了在上海认识的剩男剩女中,确实剩女要比剩男更焦虑一些。就日常生活的感觉而已,剩男更消停一些,剩女要更折腾一些。另外,很多发表不婚言论的年轻女性的逻辑错了,也就是除非你家庭富裕或者确实能力强,如果你能接受自己一直这样生活(租房子坐公交地铁上下班每个月月光),那么确实没错。但是实际上到30岁左右,你就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这点在上过大学的女生当中尤为明显。但是你自己又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婚姻当中了。而同样都是生活困难的大龄单身,剩女比剩男多一条结婚改变生活的路,这也是为什么大龄女性要求还那么高的原因之一。更反直觉的是,随着经济环境的下滑,失业率的增加,有车贷房贷的已婚的男性反而更羡慕无车贷房贷的未婚男性,因为后者自己赚钱自己花,没有拖累更轻松。而失业的未婚女性却羡慕同样失业的已婚女性,原因是虽然也是自己挣钱自己花,而女性不爱存款,后者有却人养活。(当然,如果老公也失业了,就变成了知乎里为什么老公失业,离婚率高的那个话题了) 一般男性在婚姻中是付出金钱的一方,也就是要买房买车付彩礼。另外,如果你注意观察,你会发现男性特别容易糊弄,也就是平时在吃穿用上面更节省。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就发现同样都是一个公司,男同事的收入可能还要比我们更高一些,但是平时吃饭却很省。晚上我经常能看见男同事去吃沙县小吃,兰州拉面,蒸菜之类的东西,有时候可能自己下一碗面,一顿饭就糊弄过去了。另外男性对生活品质也没有什么要求,我看很多男同事,就那么几件衣服来回换着穿,有的人甚至一件衣服穿一个礼拜,很少看见他们买新衣服。我老公有一个大裤衩,是他上高中的时候踢足球(或者是打篮球?),大家一起买的,从我俩认识的时候他就在穿,现在他夏天在屋子里还在穿。而且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女性,很难想象男生有多么糊弄,我老公当初经常一瓶沐浴乳就把洗头洗脸洗澡全都做了,就那个沐浴乳还是他们公司发的,然后就一条毛巾一直用。他们不用烫头,不用化妆,不用买包,也不买新衣服,这就导致男性的生活品质照比女性要低很多。 而一个男性如果没钱没有结婚能力的话,那他们年轻时就像上面那样生活,年龄大了其实还是像上面那样生活,反正都是自己养活自己,可能不需要结婚了,还会更宽裕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在35岁左右的这个年龄段,不富裕的女性相亲的多,而不富裕的男性相亲的少,因为男性是出钱的一方,很少有靠婚姻改变自己生活的想法。而女性因为有房车彩礼等要求,是实实在在要钱的一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龄女性,要求还是很高的原因,因为她的目的就是改善生活。 如果你观察出轨,你也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如果是男性出轨,他更倾向于一边保持出轨关系,一边把家里稳住,通常倾向不离婚,还是继续过日子。如果是女性出轨,她更关心自己出轨的人能不能娶自己和养活自己,重点是养活自己,如果得到肯定的答案,会千方百计的离婚,如果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那也会一边保持出轨关系一边把家里稳住。你很少看见男的出轨要对方养活自己的,这也是男女双方在经济层面差异的体现。 另外,在35岁这个年龄段,如果男性不结婚买房买车的话,排除一些确实比较缺心眼的人,头脑正常的男性实际上是很少负债的,但是女性不结婚的话,尽管没有买房买车,但是负债率却很高,也是女性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的表现之一。如果你到小红书上观察,你会发现很多女生关于结婚的帖子,都是在讨论结婚后生活条件会不会更好,但是男生却很少讨论这个,因为男生不靠结婚改善生活条件。 所以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如果本身家庭就富裕或者自己挣钱能力强,那么焦虑的程度就小,在上海的相亲角里,很多都是父母在焦虑,而子女不焦虑的。如果是本身家庭就不富裕或者自己能力差的,男性的焦虑更多是来自父母传宗接代的压力,而女性的焦虑更多的是高生活品质的要求与实际生活品质的巨大差距。因为几乎所有的女性对于生活的要求,都是有房有车小资般的生活,但是30岁以后,已经认识到了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过上这种生活了,所以就只能靠另一半来解决问题。如果本身家庭就不富裕或者自己能力普通,基本上大家的发言都是这个路径:年轻的时候否定婚姻,觉得自己是婚姻中吃亏的一方,后来看着自己的收入付了房租去掉生活费,与自己设想的生活渐行渐远,开始质疑婚姻,给自己找补找点信心,再后来已经不行了,人前尚且能装一装,但晚上回出租屋里就自己骗不了自己了。再后来整个人都变的哲学了,看谁都想讨论一下婚姻的意义,在网上发帖,就想和人唠唠婚姻这件事。最后绷不住了,把之前发的朋友圈都删了,开始加各种相亲自救群,而群名叫自救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而男性因为是付出的一方,本身生活就这个样,以后还是这个样,所以就不怎么焦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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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0 months ago
### 尔等应洗心革面从头再来!写给我的东北老乡 @空空追梦 刘欢先生去世,首先让我想起的,是那首让我记住他的歌——《从头再来》。我很喜欢它的旋律和歌词。上初中的时候,也就是1995—1998年,我经常在电视上听到这首歌,当时应该算是公益广告。骑着自行车去新华书店旁边新开的“再业书店”买书时,我也会哼起它的旋律。 在我能够用经济学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之前,我就喜欢这首歌,但我的很多老乡并不喜欢它。所以,2026年中秋节,刘欢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结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知识,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作为东北人,沈阳土著,我很喜欢刘欢那首“心若在,梦就在,人生豪迈”。虽然我的很多老乡对此咬牙切齿,但那是懒惰愚蠢的路径依赖,以及幻想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国有资本被窃取了。资本来自储蓄和节俭,你为此放弃了什么?国有资本不是来自储蓄和节俭,来自…… 我的微博谈的基本都是学术话题,专注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很少出圈。但这一条有了一点外溢,引来了一些骂声。一些看起来属于乌有圈子的网民,质疑我的东北人身份,觉得沈阳土著不可能有这样的观点。这可真是刻板印象。说起家庭背景,我家可以说是又红又专。 我的家庭背景 我的祖上确实来自山东,不过那已经是清朝初年的事情了。我是在东北出生的第十四代——我名字中间的字,就是家谱上用来排辈起名的第十四个字。我的祖先在沈阳辽中区繁衍出一个以我家姓氏冠名的镇子,叫肖寨门。即便有人说茨榆坨算农村,不能算沈阳人,从我爷爷那一代起,我家也已经是沈阳市民了,而且一进城就是工人阶级。 日本侵略者把沈阳作为工业后勤基地,推动了当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吸纳了大量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我的爷爷和他的哥哥就是那时候进城的:他的哥哥进了公交电车公司,爷爷则进入满铁,成为电焊工人。如果我还不算沈阳土著,那沈阳土著大概真是个稀缺品种。 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爷爷还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成了这座城市的风云人物。在我年纪很小、记忆还零零碎碎的时候——应该是两三岁——我记得爷爷有时会在休息日跟一些人讨论上诉材料。他一直带着很重的沈阳口音。我还记得,当时问过母亲:“什么叫‘法医院’,是医院吗?”其实他说的是法院,是我听错了。 图片 1984年,爷爷的名字上了《人民日报》的第四版版和辽宁党刊的封面。他被当作坐着“四人帮”直升飞机崛起的“三种人”典型、“造反起家的风云人物”,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成了当时少有的“三无人员”。 《人民日报》的报道写明,他已“年近60岁”。在这样的年纪,从一家大型国企的党委常委、曾经的革委会主任,变成“三无人员”,他比许多东北工人更早地面对了“从头再来”。 我爷爷的从头再来 虽然爷爷当过工厂的一把手,家里却并不富裕。我出生在爷爷的房子里:60平方米,六楼,把山。邻居都是厂里的同事,论楼层、面积和位置,我们家都算比较差的。当然,这已经不错了,更多人还没有房子,比如我老叔。我们一家三口住北屋,爷爷奶奶和老叔住南屋。虽然有集中供暖,也有液化气,但当时的楼房里仍有可以烧柴烧煤的炉子,厅里还有个大炉台。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没见过,甚至没想过。大概在我四五岁时,家里把炉台拆掉了,房子一下多出好大的空间。 爷爷没了收入,老叔又要结婚。他年近六旬,必须从头再来。三年困难时期,他组织过厂里附属农场的建设,在农村还有些老相识。于是,他和奶奶搬到农村去榨油。应该就是经营一个食用油加工点,买个榨油机,公社的大豆榨出豆油,再卖给供销社。具体业务我也不了解,只是后来听奶奶回忆,非常辛苦,而且利润微薄。 再后来,爷爷开始做铆焊生意。设备不过是几条焊枪之类的轻型装备,母亲告诉我,他当时还找姥爷借过钱。那时候,年轻焊工大多有正式工作,舍不得离开单位出来赚钱,哪怕单位没什么活干、发不出工资,甚至一度配发国库券(我记忆里有母亲把印刷精美的实体国库券放在装存折的小匣子里)。等我到了能记事的年纪,爷爷身边的同事大多和他岁数差不多。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他的生意已经颇具规模,在学校旁边有个小办公室,有时候看到我60岁的爷爷,穿着米黄色风衣,戴着墨镜,骑着小摩托,来到办公室,非常帅气。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做生意的困难。买点钢管法兰金属件,要找人协调指标,不是拿钱就买。就好像很难想象那时候,楼房里有烧柴的炉子一样。年轻的左派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什么原罪,当年发财都靠关系。在那时候,没有熟人很难做生意。是否人人机会均等从来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调动资源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到二年级时,爷爷给我爸买了房,我们搬出去住。那是沈阳最早的一批商品房,当时许多人还在等单位分房。我记得,那个小区里大部分还是回迁房和单位分的房,户型和举架——也就是层高——都不如商品房。可一开始,别人有房分,我们却要花钱买,反而觉得低人一等——这证明我们没有关系,在体制内没有地位。 我爸爸的从头再来 我的爷爷是个传奇人物,一直工作到八十多岁,生命的最后十年,还在他已经停产的厂房院子里种了八年的地。我父亲是他的第四个儿子,也是钣金工,在创业初期是他的主要帮手。为了帮爷爷干活,父亲跟自己单位领导疏通关系,调去后勤打更——想要去无足重轻的岗位赚更少的工资,竟然要请托,这也是今天的人难以理解的。接下来几年里,他白天跟爷爷干活,晚上也不能好好休息。记得当时做过几个大工程,沈阳棋盘山早年有个巨大的鸟笼子,就是我爸爸领着焊的,当时都是高危作业,没有登高设备,没有吊车就用卷扬机,刮风天为了赶工期不停工,差点出大事。 爷爷的生意有了起色,家里的关系也变得复杂。爷爷的孩子不少,有了钱,大家都要伸手。父亲是最能干活的那个,却并非最受宠的那个。到我上初三那年,他累倒了,无法直立行走,是很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做了手术。作为一个工人,他失去了继续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 生意做大后,也有条件雇技术工人帮忙。他给每个儿女一次性安排了一笔钱或一项财产,以示公平。我的叔叔、大爷、姑姑们,有的买了车,有的得了市场摊位,有的换了房。父亲呢?腰椎间盘突出手术的费用得到了报销,之后就领到了四级肢残的残疾证。 私企是不养闲人的,亲儿子也不例外,我爸爸干不了那么多活了,拿着工资在那里也难以立足。父亲也不愿意在那里受亲爹的脸色,术后几次在压力下咬牙伸手干活,差点让手术成果功亏一篑。父亲的单位又已经成了特困企业,连社保费都拖欠着,也没有什么适合的岗位让他干。在这种情况下,四十多岁、正值壮年的父亲,一个丧失了 体力劳动能力的技术工人,同样要面对从头再来。母亲辞了工作,卖掉家里的房子,在沈阳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附近,买了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新房。不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是要开一家家庭旅店。 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普及,更没有微信可以随手拍照发给客户。周边城市的商人进货,都得亲自到五爱市场挑选,晚上坐大巴过来上货。可不是现在的民宿,没那么好的条件。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摆了上下铺,共二十二个床位,除了厅里的一张小餐桌,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我高中住校,父母则睡在厕所外面的上下铺。 白天,母亲要去商场卖服装;晚上回来,还得接待客人、炒菜、炸鱼。为了吸引客人带其他客人来,凑够五个人一起吃饭,就能加上一盘炸鱼。父母的经历没有爷爷那样传奇,但他们也在艰难困苦中攒下了两套房子。 心若在,梦就在;努力就有机会,大不了从头再来。这是我与刘欢那首歌产生共鸣的感性原因——毕竟,我亲眼见过两次。 失去特权的人不能抱怨不平等 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在国企大院的社区里,从小就熟悉老国企工人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负面评论。 母亲家祖上定居沈阳城的时间,比爷爷家更早,不过一直做的是小买卖。姥爷先给日本商人当学徒,后来在日本电话局做接线员,之后做小买卖、搞货币兑换,也当过行商,投机过各种商品。天津解放、炮声正隆的时候,他正在天津,他租住的房子的烟囱被炮弹打掉。当时物价飞涨,他囤了一屋子火柴……。所以,支持改革的声音,我也是从小听到大的。 那时,我只有感性认识:长辈挨过的累、吃过的苦,和生活水平肉眼可见的提高,交织在一起,难免让我迷茫。接触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后,我才从理性的角度看清这个问题——失去制度性供养的人,就像被排出体外的蛔虫,茫然无依,余生仍在怀念那温暖的肠道。感情上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共情,但不能因此让这套特权继续伤害社会肌体。还有许多同类没有被排出,也不是把已经排出的重新塞回肛门的理由。 工人是生产者,在马列意识形态中,这一点也不会改变。生产者得到的报酬,本身也是其他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凭什么决定他能得到多少?不能只看他干了多少活,还要看他的劳动成果能否满足别人的需求。计划经济下的工人可能并不富裕,比如每个月的食用油配额只有三两,看起来很少。但他生产的东西,在消费者眼里,究竟值不值得这样的配给?还要打个问号,没有相应的市场价格,不能凭感觉回答。 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稀缺:资源和时间有限,不可能同时满足我们的一切欲望。问题在于,有限的资源应该用来满足哪些需求,又该怎样生产。经济学研究的,正是在稀缺条件下,人的选择与生产如何更好地衔接。 消费、生产与资本——从鲁滨逊到大社会 无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整个星球,还是孤岛上的鲁滨逊,都绕不开同一件事:人要消费,就得有人生产。鲁滨逊在荒岛上孤苦无依,必须把维持基本生活之外的时间尽量用于生产。捕鱼、制衣、打柴、采集、寻找和收集淡水,都是生产;吃饭和休息,则是仅有的消费——满足生存已经是奢侈的欲望。 如果在挣命之外还有余力,他就会尝试制造工具,比如鱼竿、渔网,甚至能让他离开困境的竹筏。这些经过生产而形成、又用于后续生产的东西,叫资本财货。但是,哪怕鲁滨逊脑子里塞了一个联网的DeepSeek,也不能凭空造出工具。制造工具需要时间,用在这里,就不能同时捕鱼、采集、制衣、打柴,没有这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财货,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因此,他得保证制造工具期间仍有足够的食物等必需品。可以先积攒储备,再集中造工具;也可以一面维持生活,一面减少当前消费或休息,挤出时间造工具。无论哪种方式,都要把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从当前享受转向未来产出。他可能因此一周干七天、一天工作十七个小时。因为充足的睡眠可能是他最不重要的那个需要,可以牺牲。 鲁滨逊从一个人的荒岛,回到有千千万万个“鲁滨逊”的人类社会,仍然要想办法满足自己的需要。不过,有两点让他的处境比在荒岛上优越得多: 人类社会有分工和市场交换。他可以专注于生产他最擅长生产的某种商品,再与别人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甚至一个对香烟完全没有需求的人,也可以通过生产烟草,满足自己各种需要。 人类社会有现成的资本财货。就像有渔网的鲁滨逊和空手抓鱼的鲁滨逊,捕鱼效率明显不同;贫穷的鲁滨逊一旦能使用更好的设备和工具,生产效率就可能显著提高。 但与此同时,他也会遇到两个在独处荒岛时没有的问题: 你生产什么,必须考虑别人是否需要,不能只考虑自己的需求。 如果生产资料不是你的,你就要通过交易使用它们,不能像独自在荒岛上用自己的渔网捕鱼那样,占有全部成果。作为雇员,你得到的是工资;老板还要承担原料、租金、设备折旧等成本,以及亏损风险,最后留下的盈余才是利润。 在你们看来,这就是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事实上,并非如此。没有生产资料的鲁滨逊打工,是为了赚钱,满足自己目前还不能满足的愿望。老板又何尝不是一个鲁滨逊,也有他想满足的愿望?他把财产投入暂时不能直接拿来消费的生产过程,买设备、租厂房、雇员工,是为了争取未来的回报,而不是现在就把这些财产吃光喝光。这涉及奥地利学派的时间偏好理论;至于能不能赚到利润,还得看他对未来市场的判断是否正确。 简单说,打工的要赚钱,老板也要。老板决定招多少人,至少要考虑两方面。第一,在设备、场地等其他生产要素和技术条件既定时,继续增加工人,新增产出并不会无限增加。到一定程度,边际产出就会递减,甚至可能变成负数。每个老板手里的其他生产要素都是有限的。人一味增加,总有新增工人不能增加产出、反而增加成本的时候。 第二,新增产品未必能以原来的价格顺利卖出去。企业扩大销量时,可能需要承担更高的销售成本,也可能必须降价,才能吸引更多客户。也就是说,不必等到产量不再增加,新增雇员就已经不划算了。 工资不是老板想定多少就定多少的。企业家要预估:新增一名员工,能增加多少产出;这些产出将来能卖多少钱;扣除与之相关的其他成本,再考虑等待销售回款的时间,他现在愿意支付多少工资。这看的是预期新增产出的货币价值,而不是把工资和实物产量直接比较。其他雇主的竞争,以及劳动者对待遇和工作条件的选择,也会影响工资。厂房、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出价,同样离不开企业家对未来产品售价的判断。 按照你们的理论,生产资料应该公有,这样就能把企业家赚的钱分给劳动者,或者积累起来,留给子孙后代。给老板一份工资就行了,不就是个算账的吗!现在有了生产资料,就可以丢开他,最多说一声谢谢。 这里先不谈人性自私之类的问题,只谈经济逻辑。你愿意看进去,就不难理解。更重要的是前面那个问题:究竟生产些什么东西? 谁来决策,谁来担责 荒岛上的鲁滨逊知道自己肚子饿,就花时间找吃的;知道晚上睡觉冷,就去找能取暖的东西。为自己的需求自给自足,他不必先打听别人的偏好。 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就不一样了。你怎么知道,自己能生产出足够多、又确实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计划经济的倡导者认为,私有制下分散的生产没有纪律、充满浪费。那么,自上而下的计划能杜绝这一点吗?且不说每人每月三两油的安排是否科学,只须明确一点:人不是猪圈里的猪。饲料喂多少、兽药何时打,可以由饲养者安排;人的需求却会发展,个人还会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没有谁能预先替所有人规划好这一切。 市场经济下,一家企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这些决策离不开企业家的判断。一个街角的门市里,有一家羊肉串店:烤肉工在烤串,店长给供货商下订单,并交代财务付款;供货商按要求把食材送到后厨,厨师、水案、保洁,各司其职。老板可能在店里,也可能不在,看起来似乎有他没他都行。于是,有人以为企业家是多余的,不过是个算账的。事实恰恰相反。 是谁决定在这里开一家烧烤店的?不是房东,是老板。是他花钱租下这个门市,并按烧烤店的需要装修。如果没有他,房东就得把它租给别的承租人。这里可能是快递站点,也可能是便利店。 是谁让烤串的老杨在这里烤串?不能只用“老杨喜欢烤串”来解释,也不只是他看好这个平台。老板得给出足以吸引他的待遇,他才会在这里给顾客烤串。老板这样选择,是因为他预判,有足够多的人愿意来这里吃烤串。他用行动表达判断,形成对门市、设备、食材和劳动的需求,影响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也给上游生产者提供市场信号。上游企业家据此判断,再决定自己的投入。 市场经济下,人们用购买行动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就像鲁滨逊在岛上急急忙忙拾柴,表达了他对取暖的重视。人愿意付钱买,说明在他的支付能力和其他选择约束下,这笔钱花得值。需求的迫切程度当然重要,但不能只凭“需要”两个字,就断定他能付多少钱。越多人愿意付钱来吃烤串,这里的烤串生意就越有可能持续。 怎样才能预估得更好?可以去抖音看勇哥的视频。但再怎么研究,最后仍得接受市场检验:判断对了,可能赚钱;判断错了,就可能亏钱。谁决策,谁负责。老杨只管按约定烤串,一看工资都要发不出来了,就得考虑赶紧走人。 计划经济体系则是自上而下做计划。一个砂轮厂设在沈阳,生产磨料,供应本地区几个指定企业;各企业上报需求,再据此给砂轮厂下任务。换成烤串店,就是根据居民数据设置食堂,再按食堂预估的需求,由供销社制订食材供应计划。问题还不只是计划估得准不准:生产资料不能在市场上交易,就缺少比较不同用途所需的市场价格,报上来的数量代替不了经济计算。如果做错了怎么办?那就每人每月三两油呗。国家总会遇到“暂时性的困难”,需要大家克服一下,换一个思路,然后继续尝试,继续出新的问题。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没有私产限制的超级规划者可以无限次数的实践,美其名曰积累了丰富的试错经验。然后我们就会一直克服下去,直到克服不下去的那一天。 生产资料配置错了,产品不符合需求,就会造成亏损。市场经济下,资本有限。即便三星、苹果这样的巨头,也不能无限期地给亏损项目输血。企业家得及时调整生产要素的用途。就算企业家是个颟顸的二世祖,财产也禁不起一再亏损。他得拿自己的财产,为错误决策承担代价。 计划经济下,谁决策?专家论证,领导决策。他们决策失误后,又由谁承担代价?《我爱我家》的那句著名台词是一个答案。我也给你一个答案:工人阶级被称作领导阶级,决策失误、生产要素配置错误、企业不赚钱,最后却由工人下岗承担后果——你不下岗,谁下岗?照这套说法,不仅刘欢唱得对,黄宏说得也没错。 本质上,打工人的工资取决于边际产品的市场价值。提高实际工资,不是取决于国家政策倾斜和分配,而是取决于资本量。这个资本量绝非资本品的量,因为边际产品未必具有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消费者变动不居的需求和同样时刻变化的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对财产的征收和再分配政策,或者对资本品自上而下的规划,只能破坏真正的资本结构,最终伤害打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社会普遍的生活水平。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计划经济下的工业曾经有巨大的物理产能,很多国企也有过自己历史上的辉煌,辉煌之后就是难以面对的困境。米塞斯在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中提到,一个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可以借助外部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勉强运作,但这个价格信号不符合国内的市场禀赋,公有制的生产要素不存在内部市场价格。即便以出口为导向勉强运作,没有企业家机制作为其灵魂,这种体制无法面对市场的变化并及时调整,也很快陷入僵局。唯一的办法就是恢复财产权,找回企业家。这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所做的,也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所在。无论是内部承包,还是外部拍卖,都让僵死的生产要素重新被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家整合。通过重启生产,被市场检验,让生产要素获得真正的市场价格。 计划经济的名义公有制,并非让生产要素失去市场价格的唯一方式,再萧条中维持资产价格,以压低银行坏账的努力,也能导致近似的后果。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国内是这样,国外也是这样。 并非只有花天酒地才是特权阶级 新闻里,一些成功人士花天酒地,甚至酒池肉林、到处播种,谈不上什么才德。但这只是成功企业家中的一部分,而关于他们奢侈生活的新闻,也不能证明他们没有储蓄和投资。假如把继续投入生产的那部分财产也拿来消费,他们还可以过得更奢华——奢华到一般人难以想象。有钱人的奢侈,相当一部分是商业社交,往往是赚钱的,是经营活动的一部分。从消费在个人财产的比例上看,富豪的消费更是非常节俭的,有一句你们也知道的真理,富二代花天酒地败不了家,投资创业才会。 反过来,生活困苦,也不等于没有特权。生产是为了满足需求。没有人愿意为成果付出代价的生产,若仍被长期维持,还能照发一份或薄或厚的工资,这种制度性供养本身就是特权。东北一些工人的优先供应待遇,并不是后来才有的。爷爷在满铁做焊工时,粮本是红色的,跟普通老百姓不同,可以吃到细粮。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更符合消费者的需要,而是符合日本战争的需要。沈阳中街的铁牌坊都被拉去熔了做炮弹,那个生产体系建立在掠夺之上。 计划经济下,为了某些形而上的目标,城市供应也得到优先保障。东北黑土地条件优越,城乡的一些条件都好于关里,那是自然条件的贡献,不能据此说城市反哺了农村;在这种体制下,城市仍在汲取农村的资源。市场中的资本积累,需要有人节制当前消费,把资源投入生产;计划经济下的工业积累,则让农村付出了代价。马牌主义的差生们,给开始于节俭、壮大于正确预期、本质是互利交易的资本积累,画了一幅失真的漫画,取名叫原始积累,然后自己cos了一遍。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也许有一定物质生产力的工业化巨物,但却因为失去了“灵魂”,也就是企业家,很快就半身不遂。无论如何,都不能仅凭职工在企业工作,就认定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岗位天然归他所有,为此付出代价的可不是他们,他们是受益者。 机器、设备、厂房等经过生产而形成的生产资料,在奥地利学派中属于资本财货;土地这类自然要素则不能混为一谈。资本财货构成现有生产结构,体现过去的投入。但资本财货的实物存量,不等于资本的全部含义。在经济计算中,资本要通过货币估值来核算;消费者需求一变,同一台机器、同一座厂房的价值和合适用途,也可能跟着改变。 资本的运用离不开企业家的判断。他调整生产结构,追求利润;利润则取决于实际销售收入与投入成本之间的差额。谁能更准确地预判消费者愿意付费的需求,并以较低成本满足它,谁就更有机会获利;判断失误,就可能亏损。市场价格和盈亏,把分散的消费者选择与同样分散的企业家判断联系起来,推动生产不断调整。虽然没有一个处于中心的领导者,但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动态调整可以耦合得严丝合缝,我们把这样的秩序叫做繁荣。 一个岗位如果长期不能创造足以支付其成本的产出,就需要调整。土地的用途如果不能产生相应收益,也一样。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生产要素,关键在于明确产权,使企业家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支配资源、承担盈亏,才可能让原先不能创造效益的生产结构,面向全球消费者需求重组,重新获得生命。 生产要素到了私人手里更值钱,并不能单凭这一点,就断定当时较低的交易价格有问题,是国有资产流失。它在原有生产结构中,可能难以产生收益,甚至只是累赘;新的价值,也可能来自重新配置和新的投入。把重组后的升值一概当作原先贱卖的证据,是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我反对郎咸平等人这种论述,因为它阻碍了改革,使闲置土地和僵尸企业迟迟得不到调整,这正是东北经济凋敝的原因之一。不是下岗让东北人过得不好,而是下岗得不够多、不够彻底。 千禧年前后,爷爷决定停掉铆焊厂的业务,取得土地,引进生产线,改做泡沫包装厂。那时的沈阳经济仍有一派生机:百花电视、沈努西电冰箱、沈乐满热水器、双喜压力锅、犀牛刀片、柔柔卫生巾、丹碧丝卫生棉条、爱茉莉化妆品、蝶妆化妆品、爱侬绵羊油、派丽洗发水、三威洗衣粉、伊莱瓷砖……勃勃生机、万物竞发,做包装配套,想来应有市场。然而,后来国企改革步伐放缓,爷爷的包装生意也像这些品牌一样,成了明日黄花,留在老登的记忆里。要是那时候跟许多同行一样做钢结构建筑就好了——但也可能在后来的钢贸信贷暴雷中负债破产。福兮祸兮。 资本不是你的敌人 我们可能遭遇剥削,但资本不是你的敌人,特权才是。就像鲁滨逊为了在荒岛上活得更好,积攒食物、制造鱼竿和渔网,形成资本财货一样,每个人都可以为了更富裕的生活而努力。而这些努力的结果,是让每个人都能得到更丰裕的商品供给。 我们这些在市场经济中谋生的后辈,如果没有自有资本,就要努力找到能提高自己劳动产出价值的生产条件。比如,进入有更好设备、技术和市场的大厂。即便知道将来可能在三十五岁失去工作、再次从头再来,许多人仍会选择这份工作,因为眼下的报酬和机会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好雇主,又不满足于微薄的工资,就得运用一点企业家精神,自己判断该生产些什么。没有资本,是没有方向。当你决定自己经营一些什么项目,去执行对未来的判断,你本来的消费品就资本化了,正如我父母把自己的家改成了家庭旅店,住宅也就资本化了。这当然很苦——这个房子对我们家每个人而言都不再温馨,家已不家。还有你的时间,也被资本化了,对于任何个体户来说996、007都不算什么,再一个能996、007的企业作为雇员辛苦工作,至少回报是确定性的,甚至是高额的,自己当老板可就未必了,白忙一场不是小概率事件。 有人说老板996是为自己干活,员工是为别人干活,员工有确定性的工资啊!老板有吗?越干越亏损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信你去抖音看勇哥的视频。市场是和谐的,生活是平衡的,只有既要又要的人永远不平衡,因为他们的愿望不合天道。 我并不是说想要独立自主就不能依赖他人的资本,当然可以,但身份和合作关系自然会有变化。作为员工,与老板的资本(所谓平台价值)结合,获得更高工资,你是出租生产要素,服务于老板的计划。现在自己要当老板,执行你自己的企业家判断,想要结合别人的资本,你要付出租金。黄晓明那句“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用来说明企业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并为此负责,是十分贴切的,这里有代价。就算富如马斯克,也要被贴上不眠不休的精力超人的标签。跟成千上万和我经营黑旅店的父母,做着同样的事情的个体户一样,被责任、代价所驱赶。企业家得做判断,员工只需要考虑自己能不能干,要不要干,这份钱值不值,没人比他自己更有资格做这样的判断。自主创业绝非轻松的选择,你必须看到市场的盈利机会,然后用你的财产去实现它,而不是盲目的跟风,它不是一个为了没人说没人管自由自在的消费行为,它真的会败家,它意味着沉重的压力和责任。 员工不承担企业的经营盈亏,没人可以逼迫他必须加班超长时间工作,所有你们眼中的“人间炼狱”都是人们权衡利弊后,自由自愿的选择。在任何一个有生活经验的,通情达理的人看来,什么牛马、什么过劳死,都是矫揉造作,令人作呕的无病呻吟。就算累死,累出病来,无论是作为老板的张雪峰,还是累出腰脱的,我爷爷麾下首席牛马我爸爸,都是生活的英雄,他们伤病早逝都是意外,是选择的意外结果,除了自己负担,没有其他办法。记者同志,这里不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没什么需要你泣血呼吁政府管管的社会现象,您歇着吧。 个体户也是企业家。企业家判断未来的需求和成本,并把判断付诸实践;能否获利,最终要接受市场检验。你拿出或筹集资金,把自己的判断付诸实践,就是在投入资本。“勇哥”的视频里有形形色色的创业者。有些人没有多少自有资本,0帧起手,全靠借贷。这种风险极大,一步走错就可能背上沉重债务。创业成功的概率并不高,但也绝非没有成功的可能。 东北经济不好,但并非没有人成功。看看如今沈阳那些新建的好房子,住户里有不少并非沈阳土著,而是来自周边农村、内蒙古、黑龙江白手起家的新沈阳人。反倒是那些居住条件不太好的老房子,仍住着许多土著。一无所有的人敢拼,有个看似稳妥身份的人,却容易瞻前顾后。过去一些沈阳人瞧不起关里来的、农村来的、南方来的,还用各种难听的绰号称呼他们;如今,这些人中也有许多把日子过好了。曾经被嘲笑的南方装修队,后来做出了享誉全国的徽派装修品牌。并非沈阳土著特别没出息,北京、上海也有类似的现象。 黄晓明因为那句话遭到过批评;抖音上的勇哥,也因为维护一个连续工作十七小时的学员而受到攻击,并退出了那些左派集中的B站。想想看:鲁滨逊在荒岛上求生,一个古希腊主管劳动福利的神却喝令他:“一天只能工作八小时,以保障身心健康。”这道命令与要他的命有什么区别?那么,你又怎知,那个接受十七小时工作的人,不是在权衡眼下的代价,自愿而理性的为未来的生活努力?人有没有权利拼搏一下? 改革开放的思想革命是感性层面、实用主义的,它告诉中国人:赚钱光荣,致富光荣。不要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八十年代,跟着我爷爷去干活的人,在厂子社区里是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在90年代买商品房而不是等着分房甚至是有耻感的。在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欧美很多国家,这个常识也正在被挑战,正如我们改开以前。这些思想正在回流正在渗透,所以我们网上会有那么多反对市场经济的声音——它们打着“公平”、“正义”、“精神生活”、“环境保护”的旗号,在侵蚀人们的观念,把自愿的互利的交易污名化。黄晓明和勇哥的话不过是一个没有被这些教条浸染的普通人,一个能够为他人设身处地考虑的通情达理的人,最正常的表达,却都成为大负面。改开的思想革命应该深入到理性的层次,我国需要奥地利学派的理论。 我想起父母为了生活,二十多年没有个人空间,在住满客人的屋子里睡在厕所旁边,每个夜晚,被厕所味、客人睡觉释放的汗脚味、口臭味、放屁味包围,是怎样的境况?但在他们看来,不这样做,会失去更多。我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生活,因为我对生活品质的估值更高。每个人的价值判断不同,选择也不同。总体而言,生产效率越高,人就越有可能用较少劳动满足基本需要,从而获得更多闲暇。鲁滨逊如果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可能付出的是生命;勇哥连线的那个饭店杂工少工作一些,可能就无法继续在城市生活,或付不起孩子的学费;我少工作一些,舍弃的可能只是远途旅行的快乐。同样的劳动时间,放在不同人的选择里,代价并不相同。 至少,你们的导师马克思有一点说对了:生产力很重要。而资本积累,以及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生产要素的用途,是提高生产力的不二法门。恨资本,就像恨自己改善生活的机会。 尔等应洗心革面,从头再来,正如我们东北的经济。人们啊,你们可千万要警惕啊!我是爱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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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0 months ago
@newbot 在A股能买到哪些国家的哪些股指etf,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的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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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0 months ago
赛力斯宣布与华为达成新的5年合作,但不改变产销以赛力斯主导的模式,只说了联合组建问界专属业务团队,共同推进车型开发。 长假期间,港股赛力斯冲高+16%后回落到+6%。 除非就是短炒,炒消息,否则即使两家公司回到原本合作状态,赛力斯也还是下跌趋势。 赌徒重仓押长线本身是不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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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0 months ago
留给旧恒生外卖的时间只剩两个月了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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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vjszwk 0 months ago
@newbot 说说什么情形会被限高?限高的具体限制有哪些,日常生活支出除了现金,还能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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